東嶽廟香會

明清時期的京城，廟宇林立，神明眾多，大大小小的衚衕均有神廟奉祀，被民間稱之為“神京”，天子與庶民，皆仰賴眾神的庇佑。民眾的生活與神明棲息的廟宇緊密相連，而在這大大小小上千座廟宇中，坐落在朝陽門外的東嶽廟則顯得格外重要。

有關東嶽廟碑刻的整理工作，最早見於20世紀20年代刊印的劉澄圓《七十六司考證》，文中附有作者1930年4月1日抄錄的東嶽廟碑文目錄。1936年劉厚滋在《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七卷第六期登載了《北平東嶽廟碑刻目錄》。劉氏將東嶽廟碑刻進行全面梳理，按年代排序，對碑的形制大小、撰書人、碑額及碑側的題記作了詳細的記載。1939年葉郭立誠夫人一行6人調查東嶽廟會，將碑陰所列香會會眾及其活動簡要記錄，分析香會的組織及歷史，是第一部關於東嶽廟香會研究的較完整著述④。日本學者仁井田升博士於1946年對北京的工商行會進行調查，廟宇碑刻中的行會碑成為此次調查的重點。所以他有選擇地將東嶽廟碑刻中魯班會、馬王會、羊行老會、豬市慶司老會等行會的碑文（包括碑陰）、銘文及匾額一一抄錄，標明方位，記錄魯班會木匠的訪談，調查極為細緻⑤。此外，美國Anne Swann Goodrich夫人和Janet R.Ten Broeck夫人對東嶽廟所奉神明、香會、碑刻也作過調查⑥”，。

5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對東嶽廟碑進行拓制，這些拓片分別保存在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北京大學圖書館。同時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隊也分別於1959年、1963年對東嶽廟碑刻進行調查，填寫文物調查表，詳細標註了101塊石埤所在的具體方位。

荷蘭萊頓大學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是第一位對東嶽廟碑刻進行科學研究的學者。由其領導，隸屬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的“聖城北京”課題小組，90年代初就開始致力於北京史與宗教史，特別是東嶽廟碑刻的研究。施教授主編的漢學雜誌《三教文獻》前三期已將這些迄今從未刊印或整理過的碑文發表。袁冰凌博士的《北京東嶽廟香會初探》⑦、《北京東嶽廟碑文考述》⑧等系列論文已將小組幾年來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總結。這些成果對開創歷史研究的新視野、新方法意義深遠。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趙世瑜教授則從社會學、歷史學的角度，以探討國家力量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關係為要旨，關注京師東嶽大帝香火所代表的國家正祀與碧霞元君香火所代表的民間信仰的比較研究，論文《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明清京師的“頂”與東嶽廟為個案》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發表，是國內學界關注東嶽廟碑刻研究的第一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韓書瑞Susan Naqin新著《北京廟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也格外關注了東嶽廟在北京城市生活的重要地位。

歷史上東嶽廟就以碑刻數量首冠京城而著名，但究竟有多少塊，一直以來眾説紛紜。原因是碑刻數目眾多，散落在正院、東廊、西廊、北院各處，而大部分立於岱宗寶殿前東西兩側的碑刻排列又不甚規整，且立碑的年代跨越600年之久，因此歷次統計數目都有所差異，存疑甚多。1997年東嶽廟進行全面修復，“文革”期間被推倒砸碎掩埋在地底的石碑被重新挖掘，再次推動了碑刻的研究工作。

經過整理、校對，我發現已知的東嶽廟碑刻竟多達163座，最早的是元天曆二年（1329年）的張留孫神道碑，最晚的是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立於新魯班殿前的魯班會碑，不全是石碑，還有乾隆元年（1736年）獻花聖會立的一塊鐵碑。其總數遠遠超出先前統計的140餘座的記錄（詳見附錄《東嶽廟碑刻目錄》）。碑刻大部分集中在東西碑林內，根據1963年繪製的碑刻位置圖，可以看出碑林內各香會立碑的位置選擇基本是按照對稱分佈，但東碑林的數目明顯多於西碑林。

在已知的163座碑刻中，有135座都是由各類香會立的會碑。東嶽廟屬於“子孫廟”，道眾最多不過十幾人，籌辦東嶽廟會，全仗各香會出錢出力。而政府年例用於廟宇修繕的給用與香會的捐資相比，也顯得無足輕重。⑨規模空前的東嶽廟會完全在諸香會的組織管理下進行。

香會一般分文會、武會兩種。文會以為神廟、香客服務為主，武會則以表演、娛神為主。東嶽廟碑刻全部都是文會所立，至於歷史上到東嶽廟進香的武會，對我們來説始終是個謎。

到東嶽廟進香的香會們，在廟內勒石立碑，往往要先進行占卜，選得吉日，延請朝廷宰官、文人學士或廟內住持撰文立書，紀述善舉，在碑陰、碑側刊列會眾姓名，甚至包括已故會眾，以求萬古流芳。如果建會時間長了，為防止人心懈怠，以肅整會規，警示後人，各香會還要不斷進行重整，或重新立碑，或重刻前碑，在碑的下方、碑陰、碑側增加題記或題名。那些歷史久、經費足、會眾多的香會則多次立碑，如撣塵老會公別於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年（1740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十四日重整，將題記一併刊於四塊碑的碑側。有些香會則眾善同心，兩會畢舉，

共立一碑，如同治六年（1867年）白紙獻花會碑就是由白紙會和獻花會共同刊立的。還有香會同時立兩塊碑，如曹老虎觀白紙聖會於天啓七年三月（1627年）立大小相同的兩塊碑。當然，並非所有的香會都有足夠的實力勒碑立石，相信還有眾多誠由衷出，不求闡揚，更不求立石署名的香會。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測，歷史上東嶽廟香會的數量應該遠遠超出現有碑刻的記載。

北京東嶽廟是泰山東嶽香火的分香。秦漢以來，泰山成為歷代王朝封禪的聖地；而在民間，自東漢始，卻將它視為治鬼之所，認為人死歸土，都要到這裏接受審判。泰山神東嶽大帝便成為主司陰間、掌十八地獄、六案簿籍、賞善罰惡、注生死之期的冥府之神，是凝聚東嶽廟眾多香會的核心。眾香會進獻供品、酬神拜禮，為死者超度亡靈，生者祈福禳災。其職能分工完全秉承着侍奉東嶽大帝香火的旨意。

將名目繁多的香會名稱進行一番梳理，就會發現明代香會名稱較為單一，如萬曆年間的四塊碑皆題名“嶽眾聖會”，碑陰的會眾卻完全不同。入清以後，東嶽、碧霞香火，尤其是碧霞元君香火的日益鼎盛，香會數目逐漸增多，各香會的職責分工也愈加明朗、名目繁多起來。有些香會以所供奉的主要祭品命名，如白紙會、獻茶會、路燈會、盤香會、淨水會、供膳會、壽桃會；有些以在廟內的活動命名，如撣塵會、放生會、淨爐會；還有些以供奉的神明命名，如魯班會、馬王會、精忠會（岳飛）、慶司會（供奉七十六司）。其中以供奉神用、祭祀物品命名的香會數量居各會之首。從進獻的物品看，“進貢者臆慶之尊擬之，以為神必冠也，則有冕；在神必服也，則有袍；在神必出入而儀從也，則有輦輿傘扇；在神必朝食而夕饗也，則有膳桌……在神職司陰教……則有紙簿公案筆墨刑繩……灑掃則有簸箕也，東西兩司，前廊後廡，無不備極……體神之心，慮神之切，恐善心而不盡矣”。各香會完全依照自己的意願和人間的生活方式為神明構築理想的生活環境，選擇神明降臨這樣的特殊日子，進獻供品，獲取神的庇佑。用以通神的供品、活動就具有很強的象徵性。“撣塵”、“淨爐”意在淨心修行；獻“盤香”為上達鈞天，下週九天；“獻花”則為舞動陽氣，薰沐金容；“金燈”意為灼透幽冥，照開泉路；“淨水”用以灑滌冤魂，恢復真形；施“清茶”以為沉思默想、修心養性；“白紙”則為曹司簿書，焚燒後以散諸曹。

此外，還有以“頂”命名的香會，有二頂聖會、三頂聖會、四頂聖會、六頂聖會等。這些香會皆與碧霞元君香火有關。他們往往從東嶽廟開始，依次到供奉有碧霞元君香火的各廟，亦被稱為“頂”，朝頂進香。如六頂進供白紙聖會，每歲向東岳廟、弘仁橋、西頂、中頂、北頂及藥王廟等6處碧霞元君懿前進香，此前必先達於東嶽廟勾魂司以為神慶之祀典。

諸香會在到東嶽廟進香的日子大多為三月二十八東嶽大帝誕辰之日，也有初一、十五等其他日子。進香前，各會都要在各街坊巷口，廟門前鳴鑼，張貼“報單”，也稱為“會啓”，以告知諸位會員及香客。香會的辦公處稱為下處，廟內進香處稱作安壇設駕。以下摘錄清代東嶽廟山門上貼的萬善撣塵會報單茲因京都順天府大宛兩縣皇城朝陽門內外旗民眾善人等公議重整萬善撣塵進膳獻茶聖會，三月二十日由本會暫移崇文門外北河沿門牌十四號本會下處，請駕前往東嶽廟東嶽大帝駕前各殿諸司撣塵散司焚化錢糧，當日禗香下處安壇，年例三月二十四日在三茅殿安壇設駕，二十五日傳膳獻茶修齊大眾進香誠獻香燭、雲馬、表文、疏詞，交納當年錢糧，各了心願，討佑均安，普請入會右啓請承辦眾等同侍總管送貼求到報單詳細地介紹了撣塵會在東嶽廟的進香活動安排。廟會的前一天會眾們齋戒沐浴，在三茅君殿前安壇設駕。夜裏子時，即為諸神撣塵。撣下的灰塵，則被當作治病的良藥，散於眾香客。第二天清晨，酬神拜禮，進獻貢物。午間獻供，作素齋一桌。該會在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廟會之後，便去京西妙峯山娘娘廟朝頂進香。看守香爐、清理香灰的淨爐會於每年三月二十三日聚會。會眾事先都要沐浴、食素、忌口，然後提着掛滿鈴鐺和插着小旗的會籠，組成一支華麗的遊行隊伍，行至大殿前，叩拜、燒表。“表”上寫着會眾的名字，表明淨爐的本意，以通神明。燒得好，表明大吉；如果點不着火，或燒得太快，來年的運氣就不會太好。據傳香灰能治病，還能除去頭上的蝨子。會眾們的脖子上都掛着一個小瓷瓶，裏面裝滿香灰，回家供在神龕上。清茶會於廟會當日“從正殿暨各配殿，並九天宮、慈尊廟獻禮，畢於山門內鼓樓前，設立茶棚，為眾善士止渴之需”。

從碑陰刊列的會眾署名中，我們看到東嶽廟香會成員上至宰官，下至凡夫走卒，網羅了北京社會各個階層，成員組成十分複雜。

由皇子、公主、嬪妃、太監、宮女共同組成，或由太監單獨組織的香會，聲勢浩大，尊貴顯赫，這些香會在明萬曆朝活動極其頻繁。如1588年成立的“岳廟聖會”由乾清宮太監周寬、李坤、郭進等諸司太監200多人創立，敬侍夫人郝金鳳、未封妃孔氏等嬪妃宮女30餘人參加的香會。1634年立碑的“四處進貢老會”經信士劉繼先發起，大明端妃周氏、康妃李氏、皇貴妃任氏、光廟妃傅氏、成妃李氏、良妃王氏、寧德長公主、太傅成國夫人常氏、司禮監太監、御馬監太監、尚膳監太監、南城兵馬司副指揮劉崇正130餘人及會眾、信女人等近千人組成。1607年立碑，建會已有80餘年的“神明聖會”由司禮監太監成敬等官，會首劉朝奉、黨用、傅誠、劉大用、王禎等倡約會眾800餘官員組成。該會在東嶽大帝誕辰之日延請道士、和尚，建醮迎神，進貢香楮、冠帶、袍笏、朝履，

並設壇有72壇。會眾有諸司太監、大明神廟順妃李氏、光廟選侍李氏、未封侍長鬍氏、熹廟良妃王氏、光廟敬妃馮氏、榮昌大長公主、柱國太師關國公張惟賢、太保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楊光口、皇姑寺長老大存、原任宣鎮掛印總兵官左都督黑雲龍等600餘人。此類香會財力厚，極盡奢華張顯。1591年由乾清宮御馬監太監創立的“東嶽廟建立冥用什物聖會”在東嶽廟立碑，碑陰詳細記載了該會所獻物品清單，數量之多，價值之高，令人瞠目。禮單包括進獻東嶽大帝及帝后、色魂司及其他各司的十二旒珠平頂冠、珠翠鳳冠、黃鞍玉帶、袍帛、白綾襪、輦、扇、雲馬、攢香、炷香、茶、香爐、燈架上燭、白紙、黃綾轂白紙簿籍、水筆、金銀筆架、判筆、黑墨、硯台等等一應俱全，甚至還準備了捆綁鬼魂的麻繩。另一類是由行會成員組成的香會。在東嶽廟，這類香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晚期。從記載的資料推算，最早的行會應該是慶司老會，建會百年之後，先後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勒石立碑，該會由東四牌樓豬市會眾組成，每於七十二司神誕之日，“凡與會之人，月為積貯香楮之資，資有餘則時黝堊丹漆其殿堂，使無殘敝”。計算下來，平均每隔5天就要到東嶽廟來進香祭神。

香會中有不少完全由行業成員組成，具有典型的行會性質。勢力龐大，活動頻繁的應該算魯班會、馬王會。魯班會碑集中在東嶽廟西廊新舊魯班二殿前。東嶽廟原來只有一座魯班殿，由於香會之間鬧矛盾，於是1939年朝內森茂木廠及幾家營造商又建了一座魯班殿。魯班會碑多達27座，在諸多行會碑中數量居於首位。信眾由木行、瓦作、棚行、石行、陳設、彩作等所謂“五行八作”人士組成。他們的活動主要是在東嶽大帝聖誕日到魯祖殿進香搭台，酬神獻戲，或在魯祖誕日捐資修殿、塑像，以答神庥。馬王會分別由騾行、馬行組成，歷年照例在東嶽廟西廊馬王殿聖前及諸聖神前行香，會眾有朝陽門內東西牌樓騾市眾善弟子、東四牌樓馬市眾善弟子。此外，散司老會則由天源號等東四綢緞行組成，每年於東嶽大帝聖誕嚴香設案。四頂聖會則是由正陽門外豬市口糧食店糧行會眾虔立。元寶老會或羊行老會由來自京師的羊市弟子組成。而同一個香會往往包括不同經濟背景的會眾成員，如朝陽門棚行弟子修繕藥王殿、酆都殿、魯班殿，會眾有各類藥店、山貨店、木材廠、糧店等數十家商號。1922年撣塵放生聖會重整，前來助善的有同利鼓鋪、天增傢伙鋪、仁和棚鋪及內外城各當鋪。這些行會並不獨立辦會，而是附庸於某個香會，捐資出力，助善結緣。

香會的建會方式，大多以居住區域為背景。建會通常是由德高望眾，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善士發起，約集同裏志同道合者，具資量力，結緣建會，共成勝事。如朝陽門內外撣塵老會、天壇進貢白紙薄籍老會、東華門內小南城香會、東安門地安門皇城內外棚行等等。而區域的界定並不是完全的涇渭分明，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立的《子午進膳勝會碑》，兩側分別刊刻“西安門外關帝廟誠起子午進善聖會”，“京都順天府大宛二縣各城坊居住”，碑陰題名有信官、正副會首、善會人等400餘人，題名中還包括本廟西廊住持、西安門外土地廟住持等，顯然不完全是區域性的香會組織。與之類似的也有不少，如乾隆十五年（1740年）的《盤香會碑記》“弟子三人率眾自雍正十三年始接續，以至於今。……吾會眾男女長幼九十餘人，住居各地，同心共意。……”

香會成員不只以漢人為主，入清以來，旗漢同立或由旗人單獨建立的香會逐漸增多，如“精忠聖會”由居住在朝陽門內外的旗、漢民眾組成，年例於岳飛誕辰之日，抵廟祭祀。同治六年（1867年）立碑的撣塵會、光緒十三年（1887年）立碑的淨爐老會則完全由旗人組成。香會中還有按祖籍劃分的同鄉會，山東撣塵老會就是由旅居北京的山東人士、商鋪組成?。這是所有香會中惟一的同鄉會，究其原因當然是東嶽廟香火來自山東泰山的淵源。東嶽廟往東一里處，就有一座山東會館，“專為邑人之客都者，養病、停柩之所”。而主司陰間的東嶽廟理所當然成為山東籍人士聚首的聖地。

此外，會眾的組成也體現出家族的背景。如萬善吉慶懸燈老會，會眾名列多數為潘姓、朱姓兩大家族。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撣塵會碑，將“佛”姓會員歸列一起，顯然同屬一族。會首的接替也是如此，如老善士牛永福建立“四季進貢白紙會”，領眾40餘年，之後轉命其妻王氏、兒子牛應科接續領會。顯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牛應科繼承其父接管會事的5年，會眾增加至百名。

婦女在香會中所佔比例之大令人瞠目，有些香會則完全由婦女組成。如順治五年（1648年）的《敕建東嶽廟四季進貢白紙聖會碑記》，碑陰婦女題名多達1300餘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立碑的“四季年例進貢聖會”，全部由婦女建會，會首、會眾約500餘人。顯示了傳統社會中女性享有的至高的權力。

信眾中還不時出現僧侶、道士、廟祝這樣一些特殊的人羣。如成立於1570年左右的施茶會，由崇文門外卧佛寺僧侶誠起，都城內外諸山住持參加，“但逢朔望之辰，聚集善眾，雲集海會，繞司行道，異口同音，稱念彌陀”，20年不絕，會眾達萬人之多，盛況空前。1590年勒石囑文，宣揚善舉，尚膳監太監康道、道錄司道官本廟住持劉正廉前來助善立碑。八頂進貢展翅老會，會眾300多人，有本廟嗣教弟子武時輔、三元庵比丘真壽等，沿途寺廟264處助善。

在不少香會的會眾裏，屢屢出現東嶽廟道士這些頗為靈異的人物。如欽安殿掌道錄司印務，攝東嶽廟正住持，提點龍虎山大上清領道教事婁近垣親自為獻花勝會、淨爐會撰文，表彰其善行。淨爐老會??、萬善撣塵放生會?、獻茶聖會?將廟正真人華明馨、鄭吉年、張吉蔭的名字高列於眾會首之上。而立於舊魯班殿前19座會碑中13通都是由本廟住持或魯班殿住持撰文。道士是具有法力的靈通人物，已故亡靈的超度和全體信眾的祈福，全部經由道士祈達上天。因而道士的參與、認同，對於香會來説至關重要。連東嶽廟當差的廟户也加入香會之列。

一般香會少則數十人，一般由一個正會首，幾個副會首、數十至百餘會眾組成。而東嶽廟香會不少都是大香會，多達二三百人以上，甚至上萬人，其組織比較周密，管事齊備，井井有條。一般而言，信眾大多按照居住區域、從事行業或從屬的社會階層組建善會。首先由具備一定財產和聲望的人捐資成立。男性會員稱“信士”，女性會員稱“信女”；如果是官員，則稱“信官”，統稱為“會眾”。香會的總負責人一般稱作“會首”或“正會首”，下設副會首若干，這是最簡單的組織形式。一些規模較大的善會組織比較周密，管理人員齊備。正、副會首之下有“都管”，下設各“把兒”，分司事務。負責祭祀儀禮，承辦祭神用品的“神堂把”、“陳設把”；打鼓的“神耳把”；維持秩序的“中軍把”；挑擔儀仗和祭神物品的“錢糧把”、“水把”；做飯燒茶的“仲夥把”、“面把”等等。民國時期，“獻茶老會”則將負責人稱為“經理”了。同一香會里還會出現兩組不同的會首、會眾，通常是捐資出錢的內廷太監題名於碑陰的中央，而助緣、同緣的信官們則題名於碑陰的下角。

香會的經濟來源，一般是由會眾捐資，四方募化，或得到太監的捐助。香燈供膳窗紙會，在光緒年間得到長春宮總管太監劉得印等助緣太監前後一萬兩紋銀捐助，廣置田產，購置房屋，收租以為香火之資。

獻花勝會會首傅騰龍為彌補經費不足，將累年餘存香資，於西華門外南池子路東立鋪面房4間，每年所取租銀交於接會之人。並委派傅栓住、七十五、皂保韓、五十八等4人料理。

從已知資料看，東嶽廟最早的香會碑是立於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岱嶽行祠善會之記》，但香會的歷史追溯並非以此為界。在東嶽廟創建之初，就應該有香會活動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立碑的撣塵老會就稱“自有此廟即有此會……綿綿延數百餘年，可謂善善相因，繩繩相繼，一人作於數百年之前，累代述於數百年之後”。我們也可以從元朝人熊夢祥《析津志》對京師齊化門外東嶽廟會盛況的描述中，窺見香會之雛形：

每歲自三月起，燒香者不絕，至三月燒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後，道途男人□□賽願者填塞。廿八日，齊化門內外居民，鹹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東華門降，遣官函香迎入廟庭，道眾鄉老甚盛。是日，沿道有諸色婦人，服男子衣，酬步拜，多是年少豔婦。前有二婦人以手帕相牽闌道，以手捧窯爐或捧茶、酒、渴水之類，男子佔煞。都城北，數日，諸般小買賣，花朵小兒戲劇之物，比次填道。婦人女子牽挽孩童，以為賽願之榮。道傍盲瞽老弱列坐，諸般楫丐不一；沿街又有攤地凳盤賣香紙者，不以數計。顯官與怯薛官人，行香甚眾，車馬填街，最為盛都。

通常建會歷史在百年以上的香會就可以稱之為“老會”，否則只能叫“聖會”。上溯歷史，明清時期的不少香會很可能成立於元代。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東嶽廟香會達到鼎盛時期。立於此間的香會碑刻最多，最頻繁，平均每隔一年就有香會立碑，連續長達133年之久。民國以後，香會漸少。30年代，東嶽廟的香會還有20多檔。這期間，行業性質的香會——魯班會活動頻繁。最後一塊香會碑刻是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在新魯班殿前立的魯班會碑。建國以後，東嶽廟先後被學校、機關佔用，從此東嶽廟香會在歷史上消失。

可以毫不誇張地説，自創建以來的幾個世紀，東嶽大帝香火已經成為凝聚北京民眾社會生活的核心力量。他們定期焚香頂禮，結社酬神，共襄善舉，全然摒棄了儒家傳統社會所強調的等級制度。正如碑文所載“都城人，嚴事之典，無內外、無貴賤、無小大，觴□宴臚，祝若不謀”，封建等級制度在這裏竟被突破。從年代跨度超逾600年之久的碑刻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東嶽廟香會的盛況和其悠久綿長的歷史，更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主司陰間的東嶽廟能在京城上千座神廟中獨具規模，經久不衰。而最為重要的是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從一個側面折映出中國傳統社會所秉行的一直不為學界所知曉的制度與原則。

半個世紀過去了，東嶽廟重新開放，但往日廟會上盛況空前的熱鬧場面和鼎盛的香火只殘存在老人們的記憶裏和默默承載着這些非凡年代的碑刻中。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香火的京西妙峯山香會的全面復興。從20世紀80年代起，妙峯山廟會開始恢復，據當地管理處介紹，1999年到妙峯山朝山進香的香會就多達110多檔，香客多達5?6萬。

東嶽廟廟會已舉辦三年，在朝陽區文化文物局的組織下，團結湖萬善同樂開路聖會、金盞鄉高蹺會、東城區舞獅舞龍聖會等相繼到東嶽廟進香表演。金盞鄉高蹺老會的會首劉大爺説，他們這個老會最早的時候就在東嶽廟表演，回來了非常高興。他們年年都去妙峯山進香。而歷史上，東嶽廟撣塵老會三月二十八日在東嶽廟進香之後，便去妙峯山朝頂進香。關於東嶽廟與妙峯山香會的歷史淵源以及東嶽廟香會的恢復等問題還有待於今後的進一步研究。

①據郭子升《北京廟會舊俗》，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北京1989年，介紹1958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全市當時還有大小廟宇庵觀2730座。

②崇禎七年八月（1634年）《東嶽廟聖前進貢碑記》。

③順治九年三月（1652年）《東嶽廟祈嗣善會題名碑》。

④葉郭立誠《北京東嶽廟調查》，北京大學《民俗叢書》第46卷，1970年台北中國民俗聯合會再版。

⑤[日]仁井田升《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四），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中心刊行委員會1975年至1983年刊行，第三十集。

⑥[美]Anne Swann Goodrich:The Peking Temple of the Eastern Peak: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and its Lore,Janet R. Broeck:Description of the Tung-yueh Miao in Peking in 1927,1964年日本名古屋文物出版社出版。

⑦參見1999年10月1～2日法國巴黎“聖城北京”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

⑧參見《三教文獻》第三期，2000年。

⑨參見同治到光緒年間工部製造庫關於東嶽廟修繕需用工料的呈折，第一歷史檔案館。

清顧炎武《日知錄》雲“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週末，鬼論起於漢末。”

崇禎七年（1634年）《東嶽廟聖前進貢碑記》。

崇禎十三年（1640年）《六頂進貢白紙聖會碑記》。

見光緒十九年（1893年）《清茶聖會碑》。

萬曆十九年（1591年）《岳廟會眾碑記》。

崇禎七年（1634年）《敕建東嶽廟聖前進貢碑記》。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神明聖會碑記》。

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東嶽廟慶司會碑記》。

乾隆十四年（1749年）《馬王聖會碑》。

嘉慶二十年（1820年）《馬王廟會眾奉祀碑記》。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散司老會碑記》。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頂聖會碑記》。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羊行老會碑記》。

光緒十四年（1888年）《東嶽廟重修藥王等殿碑記》。

民國十一年（1922年）《公議重整撣塵放生聖會碑》。

道光十七年（1837年）《眾善山東撣塵老會碑》。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修海陽義園碑記》，該碑現立於山東會館院內。

嘉慶元年（1796年）《萬善吉慶懸燈老會碑》。

天啓四年（1624年）《四季進貢白紙會碑記》。

萬曆十八年（1590年）《東嶽廟碑記》。

康熙四年（1634年）《東嶽大帝聖會碑記》。

光緒十三年（1887年）《公議重整淨爐老會碑》。

民國十一年（1922年）《公議重整萬善撣塵放生老會碑》。

雍正九年（1731年）《獻茶聖會碑》，於民國丙子年（1936年）重修。

乾隆八年（1743年）《集義獻茶豆老會碑記》。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香燈供膳窗紙會碑》。

乾隆六年三月（1741年）《東嶽廟獻花勝會碑記》。

參見《析津志輯佚》第54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萬曆十三年（1585年）《東嶽廟供奉香火義會碑記》。

（作者為北京市民俗博物館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