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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五四人物)

鎖定
李超(?-1919.8.16),原名惟柏,又名惟璧,號真。廣西梧州人。幼年隨家叔赴全州從官,並在衙門裏學習文化。1912年進梧 州女 子師範學校學習。1915年與人辦女子文專館,該館解散後,曾進廣州先進公立女子師範、結方學堂、聖神學堂、公益女子師範等校讀書。1918年進北平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旁聽,後轉為正科生。1919年樹病逝世,時年約24歲。蔡元培曾發表演説,胡適為她作傳,一致認為她是中國女權史上重要犧牲者,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家庭制度的資料和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 [1] 
本    名
李超
別    名
李惟柏,李惟璧,號璞真
所處時代
清末民初
出生地
廣西梧州金紫莊
逝世日期
1919年8月16日

李超人物生平

李超原名惟柏, 又名惟璧, 號璞真, 廣西蒼梧金紫莊人。她出生在一個封建大家庭, 父母早逝, 只有兩個姐姐, 大的叫惟均。李超從小跟着父親的妾 (名“附姐”) 長大。因為她父母無子, 故承繼了胞叔榘廷的兒子, 名惟琛, 號極甫。
李家家產較為豐厚。李超六、七歲時, 隨出任學正的胞叔前往全州, 曾受過一些國文教育, 教師“所課, 悉能記誦, 師每奇之”。後由於胞叔卸任歸家, 她就在家塾誦習經書, “一經講授, 無不領悟”, 稍長, “兼研史學, 旁涉子書, 援筆文成, 朗朗可誦。”
民國初年, 女學倡興, 李超也得以進入梧州女子師範學校, 並以優異成績畢業。1915年她與朋友組建了一個女子國文專修館, “文思益進”。可惜的是, 一年後, 李超的朋友紛紛去別處求學, 女子國文專修館不得不解散, 她也無奈地回到家中。此時有個叫周誼的向李家提親, 李超的叔兄答應了。李超知道周誼不喜讀書後, 勸其讀書, 但僅僅堅持了半年, 就不再讀了, 她“再四勸請, 固不允, 婚約遂解”。李超正不想早婚, 於是想到廣州去求學。後來李超在其姊惟均和姊夫歐壽松的幫助下去了廣州。她的繼兄因此不肯和她通信, 也不給她寄錢。但李超後來不滿意廣州的學校, 又想到更遠的北京去進女高師。 [2] 
1918年6月,李超隻身來到北京,9月入女高師旁聽,後改為正科生。 [3]  這是更艱難的一步。她的嫂子陳文鴻、姐姐惟均、姐夫歐壽松、堂弟惟幾、本家李典五、堂姊伯援、宛貞等在複雜的過程中, 與其繼兄惟琛衝突不斷, 嫂子陳文鴻甚至因此而上吊, 意圖自盡。 [2]  原來曾資助她的姐夫等也被堂兄給嚇退了。她又氣又急,身心受到嚴重打擊、摧殘。李超到京後的冬天就病了, [5]  並被校醫院確診為肺病,先入首善醫院調養,瀕危時轉入法國醫院,於1919年8月16日下午病逝。 [3] 

李超人物紀念

李超悼念活動

追悼會
追悼會的發起,後來成了女高師和北京大學的共同行動,進而成為北京學界的一個公共事件。發起人名單中,有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知名學者,有羅家倫、康白情、張國燾、黃日葵等北大學生,也有女界名流吳弱男等。
當時正在北大就讀的鄧中夏,以“大壑”為筆名,為長沙《大公報》撰寫了《李超女士追悼會紀略》的報道。他在報道中説:“先前李超的為人,沒人曉得。後來死了,她的書信給她的朋友瞧見了,才驚駭起來,發起追悼會,京裏一般有思想的人,更為注意。” [6] 
1919年11月30日下午,北京教育界在女高師為李超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追悼會的發起人多達54名,其中不乏北大校長蔡元培、章士釗夫人吳弱男等社會名流。參加追悼會的各界人士近千人,“會場幾無容足地”。 [4] 
位於石駙馬大街的北京女高師從學校大門到禮堂之間的兩旁樹木和建築物上都用素絹和白花裝點,莊嚴而肅穆。在京的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和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的全體領導、北京大中學校代表,以及社會各界千餘名男女不顧嚴寒,懷着沉痛的心情來到北京女高師,深切悼念女高師學生李超。為限制與會人數,男賓一律憑入場券進場。即使採取了這樣措施,整個會場仍被擠得水泄不通。
會場的東側扎有綵棚,中央懸掛着李超的遺像,上有蔡元培先生題寫的“不可奪志”四個大字;左右擺放着來賓送來的二十餘個花圈;送挽幛、悼文的多達三百餘份。追悼會由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學界的知名學者和女高師學生共同發起。14時,奏哀樂,追悼會開始。由大會主席周家彥主持。首先全體向李超遺像三鞠躬。大會主席宣讀祭文後,李超的同鄉李君報告李超簡歷和致死原因。然後發起者李大釗、陳獨秀等依次講話,梁漱溟、黃日葵、羅家倫、張國燾和女高師學生孫繼緒、陶玄等也即興發言。在發言的間隙不時奏起沉痛、低緩的哀樂,使人們更覺這位女青年死得悽慘,死得悲壯。會中,還散發了胡適先生撰寫的《李超傳》和李超的照片。
李大釗、蔡元培等人在《李超女士追悼大會啓事》中寫道:“……其家固謂女子無才便是德者,牽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女士隻身萬里,憂憤莫訴,積悲成疾,遽於本年八月十六日賁志以歿,遐邇諮嗟,同深惋惜。”
在追悼會上,陳獨秀指出:“李超女士之死,乃社會制度迫之而死耳。社會制度,長者恆壓迫幼者,男子恆壓迫女子,強者恆壓迫弱者。李女士遭逢不幸,遂為此犧牲!……但是,李超之死,在女高師當局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他認為:“蓋皆中國數千年社會相治之惡習,不以為殺一女人,乃以為死一俘虜耳。……今日亟待解決之問題,非男女對抗問題,乃男女共同協力問題,共同協力剷除此等惡根性,打破此等惡習慣。如李女士、趙女士之悲劇,庶幾不至再見。”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的演講,提出對李超等遭遇的解決辦法:一、為經濟方面的,要“改變了現在的經濟組織,實行那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則”;二、為實行義務教育,“不管有錢沒錢,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凡有中等高等的教育,都可以隨意聽受,不要花錢。那凡有李女士一樣好學的人,要求學,便求學,還有什麼障礙呢?”三、呼籲有錢的人捐款成立基金會,幫助求學有困難的學生。不難看出,蔡元培先生的動機、想法是極好的,但當時卻根本做不到,很有些烏托邦的思想。蔣夢麟稱這個追悼會是“奮鬥精神的紀念會”,稱讚李超是“戰死疆場”的勇士,號召大家“要用我們的生活,做一場奮鬥,前仆後繼,把這種惡家庭、惡社會,掃得乾乾淨淨。”梁漱溟先生慣以做學問而聞名,那天也講了話。他説:“現在重要的是怎樣使婦女界感覺她們自身的種種問題。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會尋覓路子去解決。”張國燾、孫繼緒等學生也聲討了扼殺人性的封建主義制度。 [5] 
《晨報》等公眾媒體和《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對此事也甚為關注。追悼會後,《晨報》不但詳盡報道了全部過程,還接連3天登載了胡適撰寫的《李超傳》。在討論婦女問題的專欄中,追悼會上的演講辭和相關討論稿也隨後刊出。 [4] 
從表面上看,轉機的出現源於李超的同鄉們痛惜於她的早逝,整理了她的日記、書信、文稿等資料,輾轉交到胡適等人手中,引起了他們的同情與關注。但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還在於這些對婦女問題非常敏感的知識分子意識到,這個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後,藴含着深入發揮和闡釋的可能。關於這一點,為李超寫傳的胡適態度十分明確:“這一個無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蹟很有作詳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的心,並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 [4] 
葬禮
廣西籍同鄉捐資為李超在宣武門外斜街購買了一塊墓地。1919年12月28日,北京女高師學生及廣西籍在京學生等一起,為李超舉行葬禮(因天氣太冷,隻立墓碑,次年春安葬)。
劇本
前一天晚上,應福建旅京學生聯合會的邀請,北京女高師學生在青年會演出六幕話劇《惡家庭》。這是北京女高師學生以李超的遭遇編寫、排演的話劇。 [5] 

李超社會影響

就成效而言,李超之死首先震動的還是她女高師的同學。據程俊英回憶:“李超的死和追悼會,給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於是馮沅君同學帶頭和幾歲時在河南訂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學紛紛響應。”在以這段經歷為藍本寫成的小説《慈母》中,馮沅君描述了她回家準備退婚時心裏的盤算:“我雖然是個弱者,也還有保全個人的自由而脱離家庭的勇氣。我能穿樸素的衣服,能吃粗糲的飯,自食其力也不是難事。”從最初打算自殺殉情,到決定勇敢地和母親談判解除婚約,在受到李超影響而出現的這個真實故事中,女性的自主意識和獨立精神逐漸凸顯。 [4] 

李超人物研究

楊華麗.李超之死及其意義挖掘[J].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第1期).
顏浩.“五四”性別啓蒙的策略與困境:以“李超之死”為中心[J].北京社會科學,2014,(第2期).
侯傑,王小蕾.文本·性別·歷史:以李超為個案的研究[J].文學與文化,2010,(第2期).
李淨昉.性別視野中的女學生之死——以五四時期李超為中心[J].婦女研究論叢,2007,(第5期).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