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

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化研究。 ^[1] 

中國當代文學、大眾文藝與文化研究、晚清小説研究、中國現代小説與民族國家建構、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十七年文學研究、文革文學研究、八十年代文學研究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多項，並獲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

1、《兩種智慧：科學與中國政治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3、《文化與文學：世紀之交的凝望——兩位博士候選人的對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4、《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作品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文學史寫作中的現代性問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人在歷史中成長”——《青春之歌》與新文學的現代性問題》，《文學評論》2009年第3期

2、《“懺悔”與“辯解”，兼論反思歷史的方式》，《文藝爭鳴》，2008年第4期

3、《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恨海〉與晚清中國人的認同危機》，《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文化理論與經典重讀——以〈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為個案》，《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5、《以晚清為方法：與陳平原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晚清文學問題》，《渤海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6、《重返80年代，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1期

7、《“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兩種讀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1期

8、《重返“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文藝研究》2005年第1期

9、《文學分期中的知識譜系學問題》，《文學評論》2003年第6期

10、《為什麼關注文學史》，《南方文壇》2003年6期

11、《當代文學史寫作及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

12、《“救亡壓倒啓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敍述方式的解構分析》，《自由主義與中國現代性的思考》，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3、《“學術”與“政治”的二元對立及其理解歷史的方式》，《書屋》2001年第9期.

14、《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

1，他對《紅燈記》、《白毛女》的解讀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政治與藝術的這種內在關聯，而在讀完他對“文化大革命”時期影響最大的“地下文學”《第二次握手》的極富穿透力的解讀之後，想繼續相信“文化大革命”時期“主流文學”與“地下文學”乃至“官方”與“民間”的二元對立，恐怕並不那麼容易。由此可見，這種“再解讀”的意義不僅僅侷限在對“文學”與“政治”二元關係的解構上，它將引發我們對諸如“啓蒙”與“左翼”、“個人”與“民族國家”、“傳統”與“現代”一系列知識範疇的反思。（佟宇：從“反文學的現代性”到“文學中的歷史”，中國文學研究，2004秋冬卷）

2，不管從哪方面來説，李楊都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人物。不顯山，不露水，但圈內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實力派學者。多年前，他以《抗爭宿命之路》令人刮目相看，思想敏鋭，思路清晰，始終堅持開掘自己的主題，言之有物，發人深省。數年過去，在北大的講壇上，李楊勤修苦練，已然成熟老道，最近出手的《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就更顯示出他的功力與才情。

這部書的書名一目瞭然，對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經典作品進行重新解讀。之所以稱之為“再解讀”，顯然是因為，這一階段的經典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後時期已經被蓋棺論定，它們統統被稱之政治化、極“左”、概念化、公式化……歷史的改變在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化語境中總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要把顛倒的歷史直接顛倒過來就行，然後塵封於歷史一隅。我們的歷史總是依靠“斷裂”和“遺忘”而獲得自以為是的永恆進步;我們的文化也總是在匆忙的“結束”和任意的“開始”中獲得無限的新生。但歷史的過程，文化的內在累積，以及更為實在的變異都被遮蔽和丟棄。儘管説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學與一段難以言説的歷史相連，作為它的產物、內在精神、象徵和幻想，這段文學史同樣令人困窘。這是一個被刻意遺忘的角落，又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和一塊難啃的骨頭。惟一的辦法就是視而不見，宣佈它的終結和無意義。

然而，思想的和學術的歷史並不能在遺忘或遮掩中延續，總有人要在那些斷裂的縫隙和遺忘的邊界找到歷史連接的內在關係。很顯然，李楊就是這樣對歷史不死心的人，他要闖人這段被遮蔽的歷史。這部被稱之為“經典再解讀”的著作，融會貫通了作者強烈的“文學史意識”。在對具體的文本解讀中，李楊始終把握住這一經典文本在當代文學史的整體結構中的地位和意義，在發掘文本的內在意義的同時，找出它在建構當代中國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史中所起的作用。這一建構被李楊視為現代性建構的一種特殊方式，正因為此，每一文本的分析闡釋都是打開的一個歷史側面，都是現代性的某種過程的呈現。在對《林海雪原》的分析中，李楊看到它與中國傳統的“英雄傳奇”和“俠義公案小説”的聯繫，在革命敍事外表底下，還隱藏着中國傳統文學的道德倫理價值取向的底藴，那些訴諸暴力和慾望的審美趣味，顯示出與“革命”主題的某種程度的疏離。由此可以見出，中國現代性的“革命文化”的建構與中國本土文化傳統的複雜關係。李楊的分析是有意義的，革命文化總是被塑造成與過去歷史傳統的決裂，並且是以一種絕對的本質力量來進行自我命名。結果，革命文化(文學)的內在複雜性被消解了。絕對之物就是神聖性、神秘性，也就是無。只有回到歷史過程中，去清理那些複雜的構成關係，才能更真實地把握革命文化歷史建構的特質。

所謂的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也就是經典文本生成的歷史，以經典文本為軸心，文學史的敍述才得以展開。儘管説這樣的文學史總是充滿了主流文化的霸權特徵，它使那些邊緣文化銷聲匿跡，歷史因此被改頭換面。但任何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都是主流的思想意識，不打開這些經典文本，就無法打開歷史的主體部分。李楊選取的這些經典文本，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佔據時代主流意識的作品，銷量動輒千百萬，影響幾代人。李楊對這些文本分析闡釋，可以看出他頗具匠心，從《紅旗譜》中，他看到革命名義下的“成長”主題，如何在“空間”與“時間”的展開中，預示出中國小説的現代轉型。同樣包含“成長”主題的《青春之歌》，李楊看到“性”與“政治”的雙重變奏。在對《創業史》的分析中，李楊抽繹出現代建構中的農民形象問題。此外，對《紅巖》、《紅燈記》、《白毛女》以及《第二次握手》的讀解，都從不同的角度發掘出這些經典文本的獨特藴含，揭示出它們在建構社會主義主導文化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

李楊的文學史意識因為包含了“現代性”的思想內涵，從而具有了深厚的理論品質。從現代性的角度來看，中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學史，就不能簡單從政治倫理的角度對其加以價值判斷，而是從中國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找到更富有歷史感的闡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主導文化無疑是現代性的一種激進形式，作為對抗全球帝國主義政治文化霸權的一種特殊方式，它的存在與展開既帶有歷史的深刻矛盾，也顯示出文化自我變革的艱難與複雜。在李楊的那些尖鋭的批判中，不時還可以看到他對歷史保留的那種理解。李楊長期在後結構主義理論上下功夫，這本書可以看出他對福科、德里達和巴特等人的理論方法的運用頗為圓熟老練。因為這些新近的西方現代理論的支撐，這本書顯得思路開闊，立論角度和論述方法都令人耳目一新。不要認為李楊試圖貫穿文學史意識，就是把這段歷史組合得更加完整。事實上，李楊揮舞新理論的刀子，毫不手軟對這些經典文本進行分割、拆解和重新拼貼。打斷經典的筋骨，又讓它還魂，這就是李楊的本事。這是一次弒父式的解讀，又是一次懷念和想象性的認同儀式。不是使這些文本變得合理化，而是發掘出它與歷史的奇特關係。正如作者贊成德里達所説的那樣，文本之外無他物，但所有的歷史就在文本之內。他感興趣的就在於文本最隱蔽的那些關節，那些被掩蓋的更多的東西。

如何把西方的新理論融入具體文本分析，這一直是當代文藝理論和批評面對的難題，李楊的解讀可以説在這方面做得相當出色。能把文本的細密分析與新理論結合得恰如其分，可以看出李楊相當高的理論悟性和獨特的藝術敏感力。正因為此，這本書可以把文學史意識融入縝密的文本分析之中，並且提煉出豐富的理論品質。能把歷史、理論與文本融於一體，足以見出李楊所下的功夫。因此，儘管這本書還存在一些缺憾，比如缺乏一個總體性的概念或標誌性的論題貫穿始終，過於客觀化的敍述影響到尖鋭性和閃光思想的發掘等等，但不管怎麼説，李楊的這本書是一次別開生面而富穿透力的解讀，打開這本書就是打開厚重的歷史之門，就是一次與文學、文本、歷史最真實的相遇。（曉明：富有穿透力的經典解讀——評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