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在從北平開出朝向海邊駛去的列車上，獨坐着一個素淨、沉鬱的少女，她的行李中除了一些樂器別無他物，人們都注視着這個奇異的學生模樣的女子。林道靜在北戴河車站下車，投奔她在附近村莊中教書的親戚，然而，他們早些時候就離開了。道靜無處可去，被這裏的校長暫時留了下來。

道靜的這次出行，實際上是離家出走。她生於北平一個大户人家，父親以教育為名，積攢了不少的聲名和家財。她為庶出，自己的生母是佃户的女兒，被霸佔來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後被逐出門，含怨死去。道靜自幼失怙，歷盡冷暖，中學畢業前家中逼迫她嫁給有財有勢的胡局長，道靜不肯從，於是連夜出走。

偶然的情形下，道靜得知挽留自己的校長私心裏別有所圖，她又羞又怒，心灰意冷，在雨夜裏奔向大海……恍惚中道靜看到一張熱切的、焦灼的面孔，是這個青年把她從險地中救了回來。餘永澤出現在道靜的生活中，他的關愛與撫慰，他的良好的文學素養，使道靜心裏產生了絕處逢生的欣幸和喜悦。餘永澤也愛慕着這個純潔的少女，他把道靜安置在小學做教員，依依不捨地和她暫別，回到北大唸書。

“九·一八”事變後，清寂的鄉村從沉睡中驚醒，道靜也對國家危亡的大事憂心如焚。她遇上了有愛國激情的北大學生盧嘉川，在他身上有餘永澤所沒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盧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學生運動中南下而去。

道靜回到北平，生活四處碰壁。迷惘中她應允了餘永澤的懇求，和他住到了一起。漸漸地，道靜的生活給瑣細的家務纏繞起來，她無暇讀書，她感到沉悶、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餘永澤原來是個自私、平庸、只注重瑣碎生活的人，道靜又有些絕望了。

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間裏，道靜結識了一羣熱情洋溢的、以國家民族為已任的青年學生，這其中就有她以前見過的盧嘉川。與他們的交往中，道靜復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現實的事情，也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慾。盧嘉川鼓勵這個有正義感的女子走出狹小的個人生活，融入到廣闊的社會鬥爭中，道靜開始逐漸嚮往革命。這時餘永澤與道靜的分歧越來越大，他阻攔道靜參加有政治色彩的集會，同時不滿於道靜和盧嘉川的來往，更在危急的時候拒絕救助被憲兵圍捕的盧嘉川，使他落到了敵人的手上。道靜終於和過去的生活決裂了。

盧嘉川犧牲了，道靜在懷念中接過他未竟的事業，開始秘密地散發和張貼傳單。她的鬥爭經驗還不夠，加上黨內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靜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那個要娶她的黨部特務胡夢安趁勢而入，威脅道靜嫁給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靜逃脱了監視，潛入定縣開展工作。不久，道靜接觸到組織上派來發動農民鬥爭的江華，江華引導道靜把革命的理想和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深入鄉村，組織起人民的力量。道靜對這個學識豐富又有實踐經驗的共產黨員充滿敬慕。這時戴愉的出現再次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江華和道靜先後被迫撤回北平。

道靜又一次地被捕，獄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產黨員林紅的激勵下堅定了革命的意志。當她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真正地成長起來之後，道靜終於被吸收為中共黨員。她和江華一起，和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一起，匯入到革命和集體的洪流中。 ^[6] 

林道靜的生命歷程演繹着五四以來時代女性相似的命運和追求：林道靜受過新的教育，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啓蒙，這使她不再認同傳統中國女性在父權制下屈從、依附的地位和無奈的歷史宿命，而有了對個人自由和理想的嚮往與追求。她特殊的身世，使她憎惡道貌岸然卻強佔了佃農女兒的父親，還有想把她當作搖錢樹嫁給舊官僚的後母。封建家庭對她的冷漠和虐待使她形成了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在遭遇失學、逼婚後，林道靜選擇了離家出走。然而，在整個社會的黑暗中，她想尋求自由生活的幻想很快破滅。去北戴河投親不遇，走投無路的她被小學校長餘敬唐收留，卻不曾想又落入了新的陷阱裏。餘敬唐看林道靜容貌秀麗又年輕，密謀用她去討好當地的權貴。絕望之中林道靜想投海自殺，結果被已注意她多時的大學生餘永澤所救。具有“詩人兼騎士”風度的餘永澤，俘獲了涉世不深的林道靜的心，他們相愛並同居。但逐漸地餘永澤的庸俗和自私讓林道靜感到失望，兩人因為思想分歧和家庭矛盾多次發生衝突。林道靜不願過家庭婦女的生活，她想出去工作卻一再受挫，因而心裏極度苦悶。在鄰居那裏林道靜接觸到北大的一些愛國學生，心靈受到很大觸動。之後，她遇到了共產黨員盧嘉川，在他的指導下讀進步書籍，受到革命思想的啓蒙，又在他的帶領下去參加遊行集會。盧嘉川的被捕，使她下決心離開了餘永澤，選擇了革命，並且在共產黨人江華和林紅的引導和影響下，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鬥爭中去，從此走上了正確的人生道路。 ^[7] 

在回鄉探親時救起了投海自殺的林道靜。回北平之前，餘永澤通過關係，把林道靜安排在楊莊教書。和林道靜同居後，很快暴露出他的自私、卑微和庸俗的個性。餘永澤反對林道靜和進步青年來往，對林道靜和盧嘉川的交往非常嫉妒，有意製造事端，使林道靜感到難堪。二人終因政治的分歧，追求的不同，感情的破裂而痛苦地分手。 ^[8] 

一位經常失業的印刷工人的兒子。生活貧困，十二三歲的江華被迫過着流浪的生活。後來，跟隨父親當了印刷廠的學徒工，在黨組織的關懷下，進入黨辦中學讀書，接學了革命教育。在北大學習期間，他策劃組織了唐山五礦工人大罷工。察北抗日同盟軍剛成立，他又被黨派到那裏當軍事指揮員。同盟軍遭失敗後，江華轉到農村從事農民運動，擔任以河北定縣為中心的周圍幾個縣的縣委書記。與林道靜認識後，兩個人在共同的戰鬥中增進了友誼，產生了愛情，結成了伴侶。江華身材高大，閲歷豐富，舉止敦厚，言談質樸，待友細心關懷，工作嚴肅認真，是《青春之歌》這部小説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8] 

真名林紅，早年，鄭瑾就被作為政治犯而在蘇州國民黨監獄裏呆過三年。出獄後從上海調到北平工作，不幸叛徒告密，剛工作不久又被捕入獄。在獄中，鄭瑾對因受重刑而生病的林道靜關懷備至，又如親姐姐一般鼓勵被無辜抓進監獄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俞淑秀。共同的理想、事業、遭遇使她們很快成為親姐妹似的朋友。她教育林道靜，被捕不是生命的終點，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長久鬥爭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同時希望林道靜將鬥爭進行到底，做一名堅強的共產黨員。鄭瑾最後英勇就義。 ^[8] 

一位小學教員的兒子，從小受李大釗同志的影響，思想十分活躍。早在中學時代，盧嘉川就參加革命活動，考入北大後，很快成為一位黨組織負責人。盧嘉川沒有固定的住所，到處漂泊，在國民黨軍警的嚴密搜捕下，他憑着自己的勇敢、機智、沉着一次次擺脱了敵人的盯梢。由於叛徒戴瑜的出賣，不幸被捕。在獄中，盧嘉川受盡折磨，然而，他沒有倒下，而是用殘廢的身軀，垂危的生命在獄中建立“獄中支部”，組織領導了絕食鬥爭，後犧牲。 ^[8] 

1932年後，作者認識了一些共產黨員。他們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忍飢受凍，忘我地進行鬥爭。《青春之歌》中的江華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只不過姓名不同而已。他出身富農家庭，上了大學，很早就入了黨。為了開展羣眾工作，黨需要他到哪裏，他就到哪裏去。他先在東北撫順煤礦砸鐵砂，推小車。這種沉重的露天勞動，使他又凍又餓，終於病倒了。後來，黨又派他到唐山工人中去活動，被捕後跑出來。坐火車沒錢，只好躲藏在煤車裏逃到北京。衣衫破爛，凍餓不堪，像乞丐一樣躺在北大附近的大樹下等候同志。這個人革命需要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不管如何艱難困苦，都非常樂觀，令人感佩。作者早就認識他，為了寫小説，作者又找他談過幾次。江華就是以他為模特兒塑造出來的。又如，有位做公安工作的領導幹部，原是保定二師的學生。他和其他幾十個學生曾和上千的敵人堅持了二十多天的艱苦鬥爭。以後不少人傷亡了，他僥倖逃了出來。當工人，還苦學中醫到農村去免費給貧農治病，做發動農民鬥爭的工作。他向作者談了自己，也談了許多其他共產黨員的悲壯故事，給作者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一二·九”學生運動前的三四年中，作者是個失學青年，住在沙灘北京大學附近的小公寓裏。那時候沙灘一帶的小公寓很多，裏面住了形形色色的青年人。有經常打牌嫖妓的闊少爺，也有成天鑽故紙堆的老夫子。但更多的還是愛國或革命的青年，他們不一定都是北大學生，但可隨便進出北大聽課。當時，地下黨也常在北大活動。那真是一個複雜的豐富的天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進駐華北、北.平，青年學生的抗日情緒高漲，熱血沸騰。作者常聽説有學生到裝載着日本兵的火車前去卧軌，到南京國民政府去請願。在這三四年中，作者常和北大學生來往，對他們的生活、思想情況和救亡活動比較瞭解。所以《青春之歌》中的許多人物、環境都選擇了沙灘公寓和北大學生。這是由於作者比較熟悉這些人物和環境的緣故。以上可以説是作者寫出《青春之歌》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也可以説是主要原因。是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歷，這使作者選擇了林道靜為小説的主人公。林道靜不是作者自己，但是有作者個人的生活在內。作者的家庭和林道靜出生的封建大地主家庭差不多，作者的父親也是像林道靜父親那樣的人。作者年輕時接觸一些革命同志受到馬列主義教育以後，就恨起自己家庭的黑暗腐朽。地主階級的自私、殘暴、虛偽、惡濁使作者無法容忍，讀完中學後作者就和家庭決裂了。作者也到過北戴河，到處找不到職業，受盡失學失業的痛苦。走投無路，想過自殺，又拼命掙扎了過來。但是舊社會給一個想自食其力、個人奮鬥的女青年安排的道路是異常險惡的。林道靜參加革命前的生活經歷基本上是作者的經歷，她參加革命後的經歷，是概括了許多革命者的共同經歷。 ^[9] 

1951年，楊沫正式開始長篇小説《青春之歌》的創作，到1952年底完成了二十萬字的初稿。其間，楊沫被調到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所擔任編劇，從事專業創作。而這時的她又一直處在病痛的折磨中。楊沫常常是躺在牀上寫作，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滿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寫，經過反覆多次的修改，重寫，艱難地熬過了六年漫長的時日，楊沫終於完成了長篇小説《青春之歌》。1959年，小説拍成同名電影上映，影響了中國幾代青年。《青春之歌》為楊沫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和榮譽。盛名之下的楊沫繼續吸收讀者的一些意見，用時三個月，又進行了一次修改，並增加了十一章，全書累計達四十多萬字，並於1960年再版。 ^[10] 

《青春之歌》通過女主人公林道靜從一個個人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改造和成長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小説着力敍述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成長史”。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須經歷一個“再鍛鍊、再教育和再改造”的過程，通過不斷地向無產階級學習，逐步克服自身的階級屬性所帶來的弱點，才有可能成長為無產階級戰士。小説以愛國青年為先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作為重點描寫的事件，刻畫了形形色色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時刻所經歷的生活道路和他們的思想風貌。他們中間有忠於黨的事業、無私無畏的無產階級優秀的知識分子代表盧嘉川、林紅、江華；有苦悶彷徨而又執著追求最後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知識青年王曉燕、許寧等；有追求個人名利走整理國故道路的“老夫子”餘永澤；也有走向時代反面的甘於沉淪的知識分子如叛變投敵的戴愉、貪圖物質享受而墮落自滅的白莉萍等。這些成功的藝術形象豐富並深化了主題，給人以激勵以警策。 ^{[10]  [11]} 

《青春之歌》小説抓住“愛情”這一人類千古不變的主題，採用中國文學作品中“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兩種古老模式演繹了林道靜和三個男人不同尋常的愛情故事。林道靜同餘永澤的愛情，是典型的才子配佳人，“小姐落難，公子相救”，具有強烈的羅曼蒂克色彩。盧嘉川堅毅勇敢、英俊瀟灑、談吐不凡，集革命和才氣於一身，他的出現打破了林道靜愛情天平的平衡。他是革命英雄，她愛屋及烏也投身革命。相對於思想落後，立志靠讀書謀個好職業、過上安穩富足生活的餘永澤，以國家民族安危為已任的盧嘉川愈發顯得神采飛題、形象高大。他同林道靜完成了“英雄美人”的結合。盧嘉川被捕犧牲後，“英雄”的角色由江華來續演。江華更加成熟穩重，他不可遏制地愛着林道靜，她也沒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愛。如果説林道靜與盧嘉川的愛情是精神的結合，那麼她與江華之間的愛情則更多地建立在革命和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基礎之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單純的愛情小説，作者為美好的愛情披上了革命的面紗，將真切感人的愛情置於革命鬥爭的宏大背景之下，以女性知識分子特有的敏感細膩向讀者展示了主人公的愛情生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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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説塑造了林道靜、盧嘉川、林紅、餘永澤、王曉燕等一大批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為民族解放英勇獻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機鑽營以求平步青雲的統治階級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務以及自甘墮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這又使得小説包含了廣闊、豐富的時代內涵。 ^[13] 

《青春之歌》豐滿人物形象的塑造，得益於多種表現手法的綜合運用。首先是細膩的心理描寫，比如林道靜的贖罪意識，她一次次在內心告訴自己，她大地主階級的父母家庭，對勞動人民犯下了滔天罪惡，她要以她的革命鬥爭來贖清。其次是運用對比反襯，通過不同人物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來刻畫人物。對於革命，林道靜最初是狂熱的，而餘永澤則沉浸於安逸甜蜜的愛情家庭生活，不願捲入外面的混亂，就連教授家庭出身的好朋友王曉燕，最初也堅信讀書救國，對革命報以冷漠的態度。如此相比之下，人物性格自然清晰明瞭。細節描寫也是刻畫人物的手法之一。在描寫餘永澤因嫉妒林道靜和盧嘉川的熱情會面時，作者寫道：“他眼前閃過了那奕奕的神采、那瀟灑不羈的風姿，同時閃過了道靜望着盧嘉川時那閃爍着的快活的熱情的大眼睛，他又忍不住被痛苦和忿恨攫住了。”而盧嘉川看着“餘永澤那瘦骨峻峻的背影”。感覺他戴着呢帽的頭“活像一個黑黑的大圓蘑菇”，身子“就像那細細的蘑菇柄”。這個細節把兩個人物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正是這些手法的綜合運用，避免了處理人物形象時的簡單片面化，能夠全面把握人物的多面性，因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12] 

在藝術特色上，整部作品結構宏偉，情節曲折複雜，在處理人物形象時作者避免了簡單片面的處理，而是以細膩的筆觸伸入到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中，真實地刻畫人物的心理，較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側面，因而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13] 

在語言風格上，作者以流暢、簡練的敍述和熱情的筆調行文，尤其是濃烈的抒情色彩。小説第二部第二十章對林紅的描寫，第二十五章林道靜對劉大姐的片段感想、對盧嘉川的深情的緬懷等，寫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既真摯委婉、詩情洋溢，又曲折入微、纖毫畢見。而對各類人物的內心世界揭示得那麼細膩真切、楚楚動人，又全仗作者駕馭語言的功力。 ^[14] 

《青春之歌》銷售達四五百萬冊，並被翻譯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臘、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十幾國文字出版。 ^[10] 

周恩來、彭真、周揚、茅盾等都在不同場合稱讚這部作品，共青團中央也號召全國青年學習這部作品。 ^[10]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15] 

2022年5月，入選中國藝術研究院發佈的在“講話”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藝作品榜單。 ^[18] 

1959年，《青春之歌》被改編成同名電影搬上銀幕。

1999年，該小説改編成同名電視劇《青春之歌》。

2009年5月1日，歌劇版《青春之歌》在北京大學百週年紀念講堂首演。

2017年，浙江歌舞劇院又推出了民族歌劇版《青春之歌》。 ^[21] 

該作品的續作《英華之歌》，接續上以林道靜、盧嘉川、江華等為主人公的故事，同時繼承其中人物心理刻畫細膩生動、形象較為飽滿感人、故事情節曲折動人等藝術特徵。 ^[19] 

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茅盾：《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林道靜是一個富於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和我一起讀名著 一口氣讀完百部中國名著》） ^[2] 

原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文學理論家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史》：《青春之歌》將作者自我的人生經驗組織入宏大敍事而獲得成功的作品，其藝術魅力……依賴於作者作為知識女性特有的坎坷多艱的個人經歷與個人化的情感。 ^[16]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揚《成長·政治·性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閲讀方式》：《青春之歌》將“‘超驗’的政治敍事與世俗的情愛故事巧妙地縫合在一起，使女青年林道靜的情愛歷險與‘知識分子’和‘民族國家’的成長統一起來。 ^[16]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從“青春之歌”到“長恨歌”一中國當代小説的敍事奧秘及其美學變遷的一個視角》：林道靜曾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夢”，這個夢使我認識到這部作品的意義，它的無法抹殺的“文學意義”與潛意識的精神深度，它藴藏的非常豐富的潛文本的內容甚至是作者也無法“掩蓋”的。 ^[16] 

原吉林大學文學院廣播電視藝術系主任王俊秋《從模式化到經典化——〈青春之歌〉的文學史意義》：《青春之歌》產生的年代是一個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高揚的時代，從普通走向偉大，從平凡走向崇高，是一代人的普遍追求。林道靜的道路非常及時地適應了廣大青年人的這種精神需求，而且自傳性的寫實也使這種精神訴求增加了一種真實感和可模仿性。在那樣一種時代精神的感召下，林道靜不再是一種藝術形象而是一種生活的典範，滿足了青年讀者渴望崇高的心理欲求。因此説，《青春之歌》是一部經過歷史化和經典化的作品，為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了一種可深入探討的價值與意義。 ^[1] 

日本共產黨主席野坂參三：“《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靜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應該走的道路。” ^[20] 

楊沫（1914—1995），原名楊成業，湖南湘陰縣人，出生於北京。1928年考入北平温泉女中學習，閲讀了大量中外文學作品。1931年因家庭破產而失學，先後當過小學老師、家庭教師和書店職員。1934年開始文學創作，發表處女作《熱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抗戰爆發後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做婦女、宣傳工作。1943年擔任《黎明報》《晉察冀日報》等報紙的編輯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任北京市作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職務。1958年，楊沫代表作《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楊沫還創作了《東方欲曉》（後重寫為《芳菲之歌》《英華之歌》） ^[17]  等長篇小説，以及中篇小説《葦塘紀事》，長篇報告文學《不是日記的日記》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