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

戰國末期，秦國蜀郡水患連年，民不聊生，秦昭王召集羣臣商議對策，丞相範睢不顧御史大夫反對，推舉李冰任蜀郡郡守。李冰兼程趕往蜀郡，一家人喜出望外。李冰將一支玉簪交給夫人，夫人含淚送李冰和兒子二郎出發治水。成都蜀郡官員百姓焚香迎接新任郡守，車至市井，有人喊冤。郡丞公孫若令武士捉拿，李冰制止，二郎上前接狀，見一年輕美貌的女子舉狀，為她身陷囹圊的哥哥王綴喊冤，二郎對她頗有好感。晚上，秦王貴戚華陽侯及兒子華陽烈龍為李冰接風。席間，李冰向官員們請教治蜀之策，華陽父子認為敬天才能保民；主尊孟謙主張抗旱防洪；監御史何堅卻堅持要嚴刑峻法，斬決王綴，使民畏威。李冰連夜審閲王綴案卷，認為王綴只是主張治水，為民請命，井非謀反。刑場上，李冰父子急喊刀下留人。忽然，山洪席捲法場，李冰父子和王綴都被捲走。王綴在水中救起李冰父子，領他們謁蜀王墳，登玉頂山，查訪岷江洪水成因。李冰當眾釋放王綴，百姓心服，願隨李冰一同治水。李冰委王綴以治水工程重任，華陽侯大為驚怒，他表面上獻出萬斛糧食，背後卻另施詭計。施工剛開始，就遇挫折。玉壘山山石堅硬，鐵釺打不動，大批民工發生食物中毒，華府管家造謠惑眾，要百姓撤離，並把民女杜鵑嫁給江神。李冰將計就計，親自前去送親。二郎假扮新娘，在江神祠捉住裝神弄鬼的華陽烈龍。李冰為民除害，把惡少華陽烈龍拋入江中。治水工程轟轟烈烈地展開，二郎在勞動中與杜鵑真誠相愛了。暴雨降臨，二郎在搶修大埝中受傷身死。李冰繼續尋找防洪築埝的新方法。華陽侯誣告李冰，秦王削李冰職，並捉拿王綴。王綴以死相報，自刎前留書紿妹妹，假託是以李冰名義斬殺。李夫人深明大義，以自身做人質，隨官員去秦都咸陽。經一年苦鬥，李冰終於完成了大埝的修築。工程經受了洪水的考驗，造福於子孫萬代。此時，李冰接到夫人病故的噩耗，他決定長留蜀中，繼續根治水患。暮色沉沉，高車轔轔，李冰告別岷江父老，踏上了新的征程 ^[2]  。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2]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2]  [8]  [10-12]} 

十年“動亂”後，導演王亞彪感到， 一個真正的人，真正為人民做點好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為人民做好事的人還是很多的，因此，他要借用李冰，為那些在艱苦的環境中人民“拼命硬幹”不惜被消滅於黑暗之中的人樹立一塊小小的紀念碑 ^[5]  。

在創作中，王亞彪發現史書上關於李冰的記載，除了在蜀任郡守修都江堰之外，別無其他內容，民間傳説雖多但大都不能作為歷史依據，而且秦代遺留下來的可供借鑑的資料太少，特別是建築方面，除了地基幾乎沒有實物。為了拍攝該片，以王亞彪為首的主創團隊儘可能蒐集資料，並且在原則上採用歷史專家的意見，把參考資料的界限劃在西漢以前，因為“漢繼秦制”，西漢留下的史料較多 ^[5]  。

主創人員認為，李冰去蜀任職前，蜀郡政治形勢不穩定，洪水肆虐，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加之四川成都灌縣一帶，陰雨連綿，從地理特點和劇情考慮，他們決定不追求斑斕的色彩、豔麗的畫面，除了幾場調子高昂的戲外，大部分外景都處理在陰雨天，內景也以夜晚為主。另外，由於秦代尚黑，他們在景物、服裝、道具、化妝的選擇和設計上突出黑色，強調色彩的古老、原始、粗陋和單調，儘量向中國古畫色調靠近，試圖製造一種沉重壓抑的氣氛，從而使觀眾感受到李冰治水的艱難，體現李冰修都江堰的必要性 ^[5]  。

該片劇本中有多處反映成都城的鏡頭，而且場面很大，單在攝影棚搭內景達不到理想效果，美術師王興文跑了很多外景地，那些地方都滿足不了拍攝要求。為了真實再現兩千多年前的蜀郡首府，劇組決定搭建一座古城。王興文查閲資料後，結合劇本要求，與導演、攝影、置景研究，定出了搭建古城的幾項原則：一是當時成都緊臨郫江，水患嚴重，荒蕪一片，所以選景一定要符合這一特點；二是置景要力求真實，城牆要像土夯成的（因為戰國時城牆全是版築土夯），城門一定要用方形、木結構，城上要突出闕樓；三是要儘可能把戲集中，重點突出成都城，以展現時代面貌 ^[6]  。

在施工時，四川民工用竹批和砂扞架起了城牆，用黃土、水泥、沙子混在一起抹在景片上，製造出“土夯”城郭。建成後的古城外景城長一百六十米，高七米，中間城樓達十四米，城內建了一百六十米長的街道 ^[6]  。

化妝師在設計片中男子髮式時，以秦兵馬俑和西漢壁畫為依據，根據時代特點、地方特色和人物身份，設計了五種髮式造型：華陽侯府武士、隨從、僕人和部分蜀郡平民使用偏髻；雖然偏髻比正髻更具有秦代特點，但是王玢瑞考慮到正髻是秦、西漢時期貴族男子的常見髮式，對於李冰、華陽侯、二郎等人物來説，用偏髻未免失於莊重，所以影片中貴族人物使用正髻，而髻的形狀也沒有完全照搬秦兵馬俑中多數梳的高聳式，而改用了橢圓式，以表現整體的美感；王玢瑞根據研究，認為椎髻是古代蜀族的典型髮式，所以為表現片中王綴、卓石匠、瞎老人、李桂陽等人的地方特點，均採用椎髻；無髻編髮多見於秦兵馬俑坑出土的將軍俑，是將頭髮向下梳攏後編成六股板辮再反折向上用髮卡和絲繩盤扎，王玢瑞推論這種髮式似是官員戴冠時所用，在設計片中貴族男子戴冠時的髮式時，他考慮這種髮式的反折易於下墜影響頭部美觀，所以只保留了編髮的特點；王玢瑞從資料得知，披髮是古代氐族、羌族的風俗習慣，於是，他在影片中大量出現的蜀地平民男子髮式中用了部分披髮，以顯示此地區氐族、羌族人聚居的地方特點 ^[7]  。

該片反映出強烈的時代精神，而又沒“現代化”，它讓李冰在真實歷史的氛圍中，使觀眾撫今思昔，浮想聯翩。由於該片做到了儘可能與現代觀眾心理狀態趨於一致，從而能使觀眾在思想上、情緒上產生強烈共鳴。編導在把握歷史的真實性上，嚴格地從尊重歷史出發，在人物設計、人物行為和關係，特別是人物思想上都體現了真實性。主人公李冰既沒有被現代化，也沒有被作為單純的政治號筒而任意拔高。該片的歷史真實性還突出表現在總體造型上。影片的服裝、道具、建築等注意了秦代的古色古香，突出了古老、原始、粗俗和單調的色調。人物表演方面，語言典雅而力避觀眾聽不懂的文言，再現了古人的言談風貌。該片場面浩大，氣勢雄偉，片中的咸陽宮闕、成都府、治水工地等場面令人嘆為觀止 ^[8]  。（《電影評介》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