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謨

1948年年底，李光謨一家跟隨父親到台灣。當時的李光謨22歲，其父李濟52歲。李光謨休學前已是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三年級的學生。如果能在台灣讀完後兩年，他也許不會再返大陸。但當地的學校都表示很難接收他，即使選擇轉學，台大也要他答應兩個條件：第一，必須倒退兩年；第二，要學一年的日語。等於在同濟的三年不作數，從開頭學起。李光謨不同意這樣，於是萌生了回上海，回同濟讀書的願望。” ^[1] 

1949年2月，李光謨離開台灣準備回上海繼續學業。李光謨在基隆港上了船，父親李濟並沒有到碼頭相送。只有李光謨母親，還有後來過繼給李濟家的弟弟來基隆碼頭相送。當時心想就是離開一下，等到暑假就會回來。恐怕那個時候，李濟也抱着同兒子一樣的想法，戰爭一結束，就意味着家人告別分離，否則他不會不送兒子一程。

李光謨到上海後，不僅擔任了學生會的負責人，而且加入了宋慶齡支持的人民保安隊，和市民一起默默等待上海的解放。 ^[2] 

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國民黨粉飾民主，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放出“和談”氣球，提出“和談”條件。陳毅大軍還沒迫近長江邊。當時有一種佔上風的輿論：國共兩黨，將劃江而治。基於此種背景，當時李光謨離開台北與父母分別並沒有生離死別的感覺。原料想從台灣到大陸，大陸到台灣來去都很方便，多少還寄些希望在和談。但回來後形勢發展很快，從此李光謨與父母就天各一方。 ^[2] 

1948年底到次年2月。李光謨買票坐船回上海，在海上兩至三天。又回到同濟，李光謨的想法完全變了。李光謨家裏很着急，快信電報一封一封地催他回台灣。1949年5月，陳毅大軍渡過長江，李光謨家裏託人買好飛機票。但李光謨給他父母寫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決絕的態度。李光謨家裏鞭長莫及，後來聽説他母親很傷心。 ^[2] 

此後，新舊兩個政權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李濟父子相隔兩岸，音訊難通，連兒子定居北京並娶妻生子，父親都不知曉。1955年，李光謨父親朋友的女兒去香港，碰巧見到了李濟先生，才告知李光謨的狀況。李光謨説：“那些年，父親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曾經給我寄油、糖等日常物品。真的非常感謝父親，一直動用自己的力量幫助我。”

“文革”開始後，父子間的通信日趨困難。即使偶爾收到家書，也必須馬上忍痛燒掉，為的是要與在台灣的父母劃清界線。但是對親人的思念是任何暴風驟雨也隔絕不開的，李光謨回憶説：“1973年前後，趙元任先生從美國回來，他見到我的頭一件事情，就是幫我照相，他説，要馬上寄到日本去給他女兒，然後讓女兒寄給我父親。隔了一週見到他，他説，真糟糕，膠捲壞了，但是信息已經通過女兒帶到我父親那裏了，他們高興壞了，因為之前都以為我在‘文革’當中去世了。” ^[2] 

李濟的名字在大陸消失了一段時間之後，忽然在1959年被拋出來接受批判。受李濟培養的諸多弟子們以《考古》雜誌為陣地，對李濟發起了斷絕師生關係的猛烈“圍剿”。當年，李光謨在複雜的心態下，還收藏了一期《考古》雜誌，那一期的雜誌登載的全部是批判李濟的文章。一個考古學家的學術選擇，被冠以政治立場錯誤的大帽子。而李濟則從學術的角度，對大陸學者的考古發掘報告給予了嚴厲批評，學術報告對發掘地、器物、尺寸等按常規必須公佈的內容都“秘而不宣”，卻充滿了政治口號，批判語言，空洞無物。 ^[2] 

1979年8月1日，其父李濟病逝於台北温州街寓所。 ^[3]  1995年，李光謨終於踏上1949年他曾經離開的台灣島。跨進父親李濟生活棲息的庭院，已是時光滄桑，人去樓空，惟餘其父的手稿、信件和資料無言等待他的到來。此後，經過簡單的整理，李光謨將父親的遺產運回了北京。從此，編纂整理這些資料成了李光謨離休以後最費心費力的一件大事。在這日復一日的工作中，李光謨開始了與父親李濟的心靈對話。當初的分別，父子做出了相反的決定：一個留在台灣，一個返回了大陸。時空阻隔，雖然隔不斷父子親情，但相互的溝通和理解卻越來越困難。父親的遺墨為兒子打開了一扇相互瞭解的窗口，越接近父親著作的深處，越理解父親的內心。 ^[4] 

李光謨當初從台灣回到上海其實原因很簡單，既不是領命台灣當局“潛返大陸”，也不是受共產黨召喚，回上海迎接解放。他那時是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學生。1948年春向學院請了一年的假，回南京家裏養病，正遇上又要搬家，以為只是像過去挪一個地方。當時淮海戰役開始了，但前途還不分明。李濟就搬家的事問過李光謨，要不要跟着走？李光謨猶豫不決。1948年冬隨父母到了台灣，打算養好病又回上海唸書。那時正好台大放假。李光謨一家擠在台大醫學院宿舍裏，一起的還有勞幹、凌純聲等。李光謨每天無所事事，看看書，到公園去走一走，心裏很着急，又像逃難似的。李光謨跟同濟的同學寫信，寄航空，一直保持聯繫。他們都勸李光謨一年假滿後回上海，耽誤了時間不好插班。 ^[2] 

李濟先生去世後，留給李光謨一筆遺產，李光謨很早就提出捐贈一部分設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李光謨想這會是父親的心願，他想幫助九泉下的父親完成這個心願。可惜社科院考古所申請批覆的報告遞上去之後，一直得不到下文，功德無量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李光謨後來聽説，有領導在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會上講：不能以一個1949年離開大陸的人的名義來設立獎學金。言下之意仍然是政治立場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樣的説法並不奇怪。可李光謨説起此事仍滿是遺憾。令人欣慰的是，為紀念李濟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開創之功，鼓勵更多的考古專業學生不斷進取，2011年11月“發現中國基金”正式創設“發現中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面向海內外高校考古學專業（含考古學、博物館學、人類學、文物、出土文獻等專業）在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一屆發現中國李濟考古學獎學金頒獎儀式成功在李濟先生的母校清華大學舉辦。可謂彌補了這一缺憾。 ^[2] 

2013年12月7日凌晨，李光謨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12月13日上午9時，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研究所資深翻譯家、著名考古學家李濟之子李光謨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蘭廳”舉行。 ^[5-6] 

李光謨的一生分為兩個階段：退休前他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俄文翻譯，譯有尼布哈林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亞歷山大洛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書。退休以後主要從事對李濟遺著的編校整理。著譯有《李濟學術文化隨筆》、《李濟與清華》、《李濟張光直通信輯錄》、《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安陽》、《鋤頭考古學家的足跡：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從清華園到史語所》等書。

在40餘年的工作期間，共翻譯、校定、定稿近千萬字，翻譯專著、教材、論文、文獻資料等54部。對我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是我國從前蘇聯俄文版翻譯過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三個版本的終審定稿者。

其主要科研成果有：《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辭典》等。 ^[4] 

已80多歲高齡的馬教授，與李老從1960年開始在人民大學一直共事，“我們是50年的交情了，今天來送老同事最後一程。”馬教授回憶，李光謨在學術上很嚴謹，對學院的新人更是特別的照顧。據他回憶，當初在人民大學任教時，李光謨對學院新來的老師所翻譯的作品，都親自修改和指導。“嚴謹到連標點符號都不能錯，一個都不能。”馬教授説。李光謨的另一位同事潘教授也表示，他和李老也是40多年的交情，在李老去世前一天，兩人還通過電話。“得知他前一天在家摔了一跤，還告訴我在整理學術資料。”潘教授説，“他翻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的資料至今無人能比，沒想到這麼快就走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