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嘉

1924年，他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在該校參加了禹貢學會，開始在顧頡剛主編的《禹貢》半月刊上發表有關中國地方誌研究的文章。大學畢業後，考取同校碩士研究生，於1932年獲碩士學位，留校任圖書館中文編目部主任，兼任輔仁大學歷史系講師。

同時,"與燕京大學研究生譚其驤,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黃現璠等及清華、北大等校一些歷史系同道，發起組織北平史學會。在中山公園召開成立大會，邀請顧(頡剛)先生、陳垣、鄧之誠、蕭一山等史學名流參加，連同會員一百多人。會議由譚其驤任主席，黃現璠、朱士嘉為記錄。顧先生到得很早，講許多嘉言勵語①。"這時他又參加了地理學會，常在《地學》上發表文章。他在攻讀碩士研究生時，就在老師的指導下廣泛涉獵全國各地方誌，積累資料，着手編輯《中國地方誌綜錄》。

該書於1935年出版，是一部具有相當規模的工具書，實用價值極高，引起了國內史地學界的重視，也引起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注意。該館東方部主任於1939年邀請他赴美。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3年內遍覽館內東方部特藏之一的中國地方誌。

在這期間，他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舉辦的展覽會，發現該館藏有大量有關華工的檔案。3年內，他利用業餘時間，複製了大約1000多頁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膠捲。這是研究近代中美關係史的第一手資料，十分珍貴。後來他全部攜帶回國，捐獻給了中國歷史博物館。

1942年9月，朱士嘉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他在由他任主編的該校中國留學生刊物《新潮》上，大量報道了美國檔案館所藏中美檔案的情況。這時正值國內抗戰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政治上腐敗無能，朱士嘉利用這一刊物也作了大量報道，幫助海外留學生了解國內政治情況。

1946年7月至12月，朱土嘉進美國檔案館學習檔案管理法。這時他已獲博士學位。他在學習其間，仍注意中美關係檔案資料的摸集，同時蒐集“美檔”所藏有關歐洲各國檔案館的歷史資料。他在這時所收集到的資料，在回國後都交給了國家檔案館。翌年，他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系之聘，任該校副教授。在研究生的幫助下，又蒐集、整理了中美關係檔案資料膠捲300多卷。這時，他參加了美國遠東學會、美國地方誌學會和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

1948年，他積多年研究心得而撰寫的論文：《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中文檔案》，在遠東學會年會上宣讀，頗得好評，與會者一致認為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該文後來發表在《美國遠東季刊》上。1950年春天，他在西雅圖結識了國際著名記者路易．斯特朗，他從路易．斯特朗那邊瞭解到瞭解放以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同時又在路易．斯特朗的熱情鼓勵下，在周鯁生、陳翰笙等著名學者的召喚下，毅然決然辭去了華盛頓大學的優厚職位，回到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那年他剛45歲，精力充沛，學有成就，是人生的最佳時期。

1950年9月，朱士嘉在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兼任該校圖書館館長。當時出任該校黨委書記的是一位為魯迅在一封公開信裏痛加批評的人，對知識分子執行“左”的政策，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檔案學和方誌的建設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朱士嘉的專長自然難有機會發揮。3年後，他在李達校長的支持下，調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這期間，他雖參與編寫歷史資料的工作，但以他的專長來衡量，似乎並不相稱。

1957年的那場政治風波，他未能免於劫難，被拋出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軌道，只能在圖書館中從事一般技術性的工作。從1958中到1960中之間，換了3個地方。 但即使在逆境之中，他也沒有放棄本職工作，一面修訂《中國地方誌綜錄》，一面校補張國淦遺稿《中國方誌考》。為此他自費赴南北各地調查，獲得很多資料，並在這個基礎上，革新體例，充實內容，編寫了《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著錄了8000多部地方誌。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天文史料整理組利用它在各地圖書館找到了大量天文資料，編寫成《中國天象記錄總表》和《中國天文史料彙編》兩書。

“文化大革命”結束，朱士嘉已年屆古稀。但新的歷史時代，為他迎來了“晚晴”的暮年，使他得以如劉禹錫所説的“將有為補跟蹉跎”。他的專長有了“用武之地”。1980年4月8日，胡喬本在第二次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提出：“我們國家有個修地方誌的歷史傳統。今天，我們要繼承這個傳統。……另一方面，我們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體例去編寫地方誌……”。1981年7月25日中國地方史志協會正式成立。在這次大會上，各省市代表一致要求，恢復中國地方誌小組。

1983年9月9日，經批准同意恢復組織，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更名為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朱士嘉,被推為協會副會長，並被提名為指導小組成員。自此以後，全國有17個省和自治區，84個城市和1070個縣，先後建立了地方誌編纂機構，參與修志工作的人，組成一支龐大的專業隊伍，出觀了“盛世修志”的空前盛況，朱士嘉以高度的熱情投入這一工作。他一方面看到一支龐大的修志隊伍都是新手，需要有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的素養；另一方面也看到社會主義時代編修地方誌，無論是觀點和方法，還是體例結構等，都不能照抄舊的地方誌，必需予以革新，但也不能割斷傳統；因此社會主義的新方誌和舊方誌的關係，必然是既有繼承，也有創新。他針對這一類問題，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整理研究地方誌芻議》《中國地方誌的起源特徵及其史料價值》《中國地方誌淺説》《推陳出新，編好社會主義新方誌》等，都是屬於普及地方誌知識的重要文章，對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既指明瞭方誌在歷史文獻中的價值和作用，也指出了方誌在反映社會制度、禮俗習常、民生利弊，有它為五史所不能及的優勢。方誌在這些方面，委曲隱微，莫不具載。另外，《顧炎武整理研究地方誌的成就》《談談清代學者論述修志的問題》，則是從歷史的角度總結編修地方誌的經驗之作。行文條例清晰，議論精闢。對於歷史上有關地方誌性質的爭論，有他自己的見解，在地方誌學史上應有他的地位。

他對家鄉編修地方誌的工作，也十分關懷，經常來信指導和提供資料。對明清兩代所修的幾種無錫縣誌，也有過極為精闢的分析。既指出它們的優點，也指出它們的不足。要求參與修志的同志從中學習，發揮其所長，彌補其不足。1987年l1月25日至28日，他曾親自來無錫市、縣地方誌辦公室指導工作，並詢問無錫市、縣地方誌編修的進展情況。

1979年，朱士嘉經湖北省政府批准，被任命為湖北省文史館副館長。同年，又被推薦為湖北省政協委員。1989年12月28日病逝於武昌寓所。終年84歲。

注：①黃現璠撰《回憶中國歷史學會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討論》, 載《顧頡剛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6年7月初版

《北平晨報》1932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