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潤園

1995年10月至1997年5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籌資對朗潤園進行了全面的修繕和增建。在修復過程中，得到了很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和支持。工程告竣以後，北京大學特意立碑以紀其事。由學界泰斗侯仁之先生與考古系張辛教授合撰《重修朗潤園記》，追憶往昔歷史，敍述修復原委，實為敍寫朗潤園歷史的簡潔文字。碑文由張辛教授書丹於石碑之上。這塊新立石碑現在立於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致福軒前。致福軒為當年恭親王的起居之處，匾額“致福軒”三字為咸豐皇帝御筆親題。行人到此，觀致福軒，讀《重修朗潤園記》文，或可將朗潤園的歷史原委瞭然於胸。

朗潤園(15張)

告竣後，就作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辦公用地。此後漸覺用地不敷使用。2001年，在台灣同胞萬眾先生的資助下，在朗潤園主體建築以東修建了萬眾苑，以萬眾樓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庭院。苑內全部採用中國古典庭院式寶頂建築，整個院落以恢復朗潤園古建園林為主要風格，所有建築遊廊連接，環境優美，為燕園又增添了一處美景。取名“萬眾苑”，一是為了銘謝萬眾先生慷慨義舉，二是取“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之義。事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欣然命筆，撰寫《萬眾苑記》一文以記其事。並將全文銘刻於碑，立於萬眾樓前。

朗潤園位於鏡春園北部，現在北大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分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就坐落在此。嘉慶時期，此園是慶郡王永璘的賜園春和園，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傳其子綿慜，道光十六年（1836年）傳奕採。咸豐元年（1851年）改賜恭親王奕訢（1832-1898），始名朗潤園。 ^[3] 

朗潤園原名春和園，清嘉慶（1796－1820）間為永璘賜園。永璘是乾隆帝第十七子，嘉慶二十五年（1820）封慶親王（賜園當在是年），所以春和園又俗稱慶王園。到了道光（1821－1850）末年，春和園轉賜奕訢（恭親王），始改稱朗潤園。現在朗潤園服務站前方迤西有方亭，匾曰“涵碧”，還是奕訢的手筆。按，奕訢是道光帝第六子，奕譞（醇親王）的六兄，《九思堂詩稿》有“題六兄朗潤園圖”一詩（卷2，頁8上——下），就是指的這裏。

光緒二十四年（1898）奕訢去世，朗潤園收回內務府管理。這時那拉氏（慈禧）權勢炙手可熱，常駐新經修葺的頤和園，垂簾聽政。由於朗潤園相去不遠，就被用作內閣軍機處及諸大臣會議的地方，每逢三、六、九日在此集會（見《北京西郊成府村志》，稿本，不記卷頁）。因此朗潤園這個地方和光緒最後十年間的朝政是有一定關係的。《十朝詩乘》載光緒丙子（三十二年，1906）詔王大臣議官制於朗潤園（卷24，頁297），這是清廷搞假立憲的一個手段，根據這次會議的結果，六部等名稱又有所改變。餘棨昌《故都變遷記略》謂：

“光緒丙子……八月，有詔改巡警部為民政、户部為度支、兵部為陸軍、刑部為法部、工部並商部為農工商，理藩院改部，大理寺為院，即朗潤園所定也。”（附錄，頁11上）

及至民國初年，徐世昌以租用為名拆毀鳴鶴園，這就引起了紫禁城小朝廷的戒心，深怕附近諸園再遭同樣厄運，遂又把朗潤園賞給了奕譞第七子（奕詒嗣子）載濤作為私產。載濤正是朗潤園合併為校園之前的最後一個園主。

目前所能追溯的有關朗潤園的一段歷史，就是這樣。

現在作為校園一部分的朗潤園，較之舊日的朗潤園，從建築上來説，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自從東北界內濱湖一帶的高樓（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公寓和北招待所）興建以來，古園之內，仍有不少舊建築保留下來。當然，這裏所謂“舊建築”，也都是清朝末葉所陸續修造的。那時朗潤園有東西兩門，東門斜對今成府街西口，西門在園之西北隅，出門有石平橋跨小河，過橋向西，便是直通蔚秀園的大道。光緒末年在頤和園向那拉氏奏事的諸大臣前來朗潤園會議，就是經由這個西門出入的。現在這東西兩門，都已改建。東門內原有一條石甬道，已經劃歸材料場用地。西門外的石平橋，也已經拆掉，連痕跡也不見了。

所記有關朗潤園的舊有建築，大體仍然可以和現在園中的一些住宅相互印證，節錄如下：

“成府北頭路西，過石平橋（今已拆除）即（朗潤園）東門。入東門西行北視之，宮門三楹（今為152號住宅），前列石獅二（今在152號住宅院內）。入正門，環山西行，道路平坦，松柏成蔭。北渡石平橋（今仍舊），殿宇奇偉，分中、東、西三所。中所宮門三楹（今為165號朗鏡區服務站），額曰‘壺天小境’（近年始移去）。左右雲片石堆砌假山（今殘缺）。三所皆南向，殿宇四周環河。其前稍東，有四角方亭一座‘涵碧亭’（今仍在）。河南岸有倒座抱廈房三間（今為154住宅北房），再西北有水座三間（今為157號住宅），北向，開後窗，可以賞荷釣魚。正所殿宇，到底三層，與東西所互成套殿，兩山兒複用遊廊數十間，以通往來（今分為166、167、168號住宅，部分遊廊仍在）。西所（今為162號紅旗託兒所）前面一帶白牆，上嵌十錦假窗。前後河岸，密排垂楊……殿院後牆之外，修竹萬竿（今已甚少）。西所北牆外，以山障之，有三卷殿一座，各三間（今為159號住宅）。隔河北岸，尚有平台房三間（今為164號住宅）。該園北牆內一帶土山，牆外即長河。”

以上所錄，僅供有興趣的讀者就地指證的參考。

清朝垂亡之際，那拉氏垂簾聽政，搞假立憲，議改官制於朗潤園，原是有實跡可考的，也足以説明逆歷史潮流妄圖盜名欺世者，必遭失敗。因此這一區園林，也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有些遺蹟，不應任其泯滅。其次，園中富有設計特點的建築，也應該合理地予以維修和利用，即使一些點景小品，如一亭、一樹、一山、一石，只要佈置適宜，無礙發展，稍加整修，就可以起到美化環境的作用，不可任其傾圮，更不當隨意清除。可惜的是小巧玲瓏者如涵碧亭，已不存在；原來在本文中參照舊日記載所列舉的各處住宅，經過這二十多年的變化，恐怕也多已改觀，這裏所寫的既稱“史話”，也就不一一根據現狀進行核實了。

總之，我校雖然是舊日園林密集的地方，但是實際用地面積有限，而客觀上的要求卻有增無已。因此，在保護歷史的遺蹟遺物和繼承造園藝術優良傳統的前提下，又如何在利用中去發展，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摘自《燕園史話》，侯仁之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