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錕賄選

1922年，剛好年滿六十的曹錕，被歷史推到了最前台。兩年前，他剛聯合奉系打敗了皖系，如今又在幾天之內大敗奉系，把張作霖趕到了關外。此時，直系控制了中國10個以上的省份，成為中國實力最強的軍閥。不論當時各政治勢力願不願意承認，“直系即中央”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北洋一系，皆出自袁世凱門下。自袁死後，北洋派內部分裂為直皖兩大系，同時奉系在東北崛起，揭開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北洋各派實力人物把持政局，明爭暗鬥。在袁世凱一人之下，北洋軍閥最著名的是有“龍、虎、狗”之稱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的資歷比這三人遜色不少，但當時王士珍年老退出政界，篤信黃老之道，馮國璋已死，皖系首領段祺瑞新敗於曹錕。一時間，曹錕成了主宰中央大權的最大實力派。

有了這個實力，曹錕就開始惦記與之匹配的位子，他想當大總統了。不光是曹錕，直系各路干將更急着想跟他雞犬升天。曹錕的四弟曹鋭逢人便説：“我三哥都六十一了（虛歲），現在不讓他當，什麼時候當？”可是，直系的另一個靈魂人物——吳佩孚卻不同意曹錕直接當大總統。

吳佩孚是曹錕一手提拔起來的後起之秀。清王朝覆滅時，他還僅僅是曹錕手下的一個團長。1913年，在一個典禮上，湖南都督湯薌銘想請曹錕講幾句話。曹錕一介武夫，大字不識一籮筐，正待推辭，一旁的吳佩孚毛遂自薦説：“我能替師長講幾句嗎？”曹錕求之不得，趕緊答應。沒想到，湯薌銘對吳佩孚的演講大為讚賞，甚至想從曹錕那裏把吳挖走。這時，曹錕才發現自己守着個人才不會用，立即提拔他做了旅長。在此後幾年的軍閥混戰中，吳佩孚屢立戰功，直奉戰爭後更是名聲大噪。此時，曹錕雖然名義上是直系的領袖，但軍隊的實際指揮權已在吳佩孚手中。

吳佩孚忌憚的是當時中國愈演愈烈的南北對立政治形勢。

曹錕想當大總統的時候，在南方的廣州已經成立了一箇中華民國軍政府，一些國會議員們選出了“非常大總統”，當選人正是孫中山。北洋政府是法理和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中央政府，但中國南北對立的局面已經形成，戰端一觸即發。

孫中山在南方“另立政府”，實際上是1917年護法運動的延續。

1917年，當時的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因為是否參加一戰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結果，黎元洪解了段祺瑞的職。這就是著名的“府院之爭”。黎元洪邀請督軍團首領張勳進京調解。沒想到這位“辮帥”逼走黎元洪、解散了國會，上演了一場復辟鬧劇。很快，段祺瑞轟走了張勳，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但是他拒絕恢復國會，而是另起爐灶弄了個“安福國會”。舊國會的議員們不甘心就這樣下崗，紛紛南下響應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孫中山要護的“法”，就是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選出來的舊國會。如果直係軍閥能解散安福國會，恢復舊國會，那麼孫中山的護法運動不就不攻自破了嗎？舊國會恢復後，再請回當時南下的國會議員，分裂的南北不就可以統一了嗎？不費一兵一卒便可實現統一大業，吳佩孚給曹錕提出了“安邦之策”。

這個好主意並不是吳佩孚自己想出來的，向他獻策的是曾經的舊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1917年舊國會被解散後，吳景濂南下參加孫中山的護法運動。1922年直奉戰爭結束時，他正好在天津丁憂。吳佩孚經人介紹，秘密會見了吳景濂。

吳景濂對吳佩孚説，眼下的總統徐世昌是經非法的安福國會選舉產生的。若要恢復“法統”，首先要讓徐世昌下台，請回當年被罷免的大總統黎元洪，再找回舊國會的議員們，讓他們把中斷的任期繼續做完。當然，他這個舊國會議長也得繼續當。這就是所謂的“法統重光”。

對直系而言，這確實是個一箭雙鵰的好辦法。其一，可以冠冕堂皇地讓徐世昌下台；其二，隨着舊國會的恢復，孫中山的護法運動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等到黎元洪把剩下的任期做滿，再把曹錕推上來。用吳景濂的話説，到時候“君等握實權有實力者之意見為如何便如何。”

吳佩孚把此計向曹錕一説，曹錕甚為滿意。雖然得等一年半載才能圓“總統夢”，但那時他將是恢復法統的英雄。於是，一場“法統重光”的戲碼上演了。

打頭陣的是當時還籍籍無名的直系將領孫傳芳。孫傳芳通電錶示，應該請黃陂（黎元洪）復位，召集舊國會。他還敦促徐世昌早點退位讓賢。

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人物、袁世凱最核心的智囊，跟皖系、奉系軍閥淵源極深，都非常熟悉。直系得勢後，他就知道下台是遲早的事，即使再戀棧，他也得給人家騰地方了。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宣佈辭職，當天乘火車回了天津，從此淡出中國的政治舞台。

徐世昌下台了，下一步就是要請回當年被廢的大總統黎元洪。自從1917年讓張勳趕下台後，黎元洪專心實業，收穫頗豐，本不欲再涉政事。然而，天上突然掉下“餡餅”，黎元洪也動了心思。

不過，黎元洪畢竟是在當時的中國政治最高舞台上浸淫多年的“老人”了。辛亥革命時，他是武昌首義的督軍；民國成立時，他是首任副總統；袁世凱稱帝時，他閉門不出，堅辭“封王”；張勳復辟時，他是把辮子軍招來北京的大總統……儘管從來不是這個最高舞台上的主角，但總在相關的歷史事件中留下印記。黎元洪太清楚直系請自己當總統的目的，他不過是枚棋子，去走個過場。

所以，6月2日，也就是徐世昌下野當天，當吳景濂等人親赴天津請黎元洪出山時，他乾脆地説：“你們選舉曹錕為總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直系不理會黎元洪的推辭。此後幾天，直係軍閥代表、舊國會議員……各路人差點把黎宅的門檻兒踩塌了。他們軟磨硬泡，把黎元洪捧為眾望所歸的國民救星。直系將領王承斌甚至在黎宅聲淚俱下、長跪不起。諷刺的是，一年多後，正是這位哭着喊着請黎出山的王承斌，又逼着黎交出了總統大印。當然，這是後話。

黎元洪的推辭，卻並不是真心實意。即便是走個過場，那也是執掌着中國最高權杖走過場，他無法抗拒這樣的誘惑。

不過，面對怎麼出山的問題，黎元洪身邊的謀士們發生了分歧。當時，黎元洪身邊分為兩派：一派是急進派，一派是緩進派。急進派一直在想方設法促黎出山，遇到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興奮異常，主張黎元洪立刻赴京上任。緩進派認為，直系只是想把黎元洪當作一個傀儡，在這種情況下不如發表一個大政方針，試探一下直系的反應，如果直系反對，至少可以在全國人民面前賺一點兒感情分。

黎元洪採納了緩進派的意見。6月6日，黎元洪把各方代表們請到府上，發表了一份電稿，也就是著名的“魚電”。（韻目代日的紀日方法，“魚”在平水韻列為上平第六韻，故在電文中代稱“6日”。）

“魚電”由黎元洪的“文膽”饒漢祥捉刀，洋洋3000言。文中歷數了民國建立十年來軍閥混戰的亂象，痛斥了北洋武夫弄權、干預政治的流弊，並且開出了“廢督裁兵”的藥方。黎元洪表示，如果各省督軍不立即解除兵權，還政國家，自己就不當這個總統。

曹錕本來對“請黎出山”就老大不情願。如今，聽説黎元洪開出條件，要“廢督裁兵”，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他對屬下拍着桌子大罵道：“還要提條件？這是什麼話？捧他做現成的總統，他卻要整垮我們，真是豈有此理！”

直系當時已經分為三派，即以曹錕為首駐在保定的“保派”，以曹鋭、直隸省長王承斌為首駐在天津的“津派”和以吳佩孚為首駐在洛陽的“洛派”。“津保派”一直攛掇曹錕直接做總統。看到曹錕大發雷霆，他們添油加醋地挑撥説，吳佩孚就是不願意捧老帥做總統，所以才抬出黎元洪來做擋箭牌。雖然曹錕曾不止一次地説過“子玉（吳佩孚的字）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但他也説過：“子玉雖親，不如自己親。”自己登上總統寶座才是關鍵。

看曹錕日益失去耐心，吳佩孚只得反覆向他表忠心：“迎黎”只是為了拆孫中山的台，舊國會恢復了，護法運動就失去了根據，到時候要怎樣就怎樣。好説歹説，總算讓曹錕接受了他的意見。不過，對於黎元洪的做作，吳也窩了一肚子火。本來他正打算親赴天津請黎，看見這封“魚電”，他也不去了。

然而，“廢督裁兵”乃是全國上下的一致呼聲，可謂“政治正確”，吳佩孚也不敢公開反對，只得通電聲明：“廢督裁兵，錕、孚願為首倡。”

枱面上雖然這樣唱高調，但私下裏，吳佩孚對黎元洪的謀士金永炎説： “現在情勢複雜，黃陂如再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

聽吳佩孚口氣不善，黎元洪也不敢再託大了。6月10日，他連發兩電錶示，接到曹、吳兩巡閲使願意廢督裁兵的函電後，“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喜極以泣。謹於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

次日，黎元洪在吳景濂和直系各省代表的陪同下，乘專車來到北京。北京火車站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此情此景，與他當日倉皇離開北京之際相比真是天淵之別。

黎元洪覆位後，選誰當總理成為頭等大事。雖然曹錕和吳佩孚一再聲明“不幹政”，但是每每黎元洪提出一個內閣名單，曹、吳兩人都會跳出來反對，以至於黎元洪發牢騷説：“我向他請示內閣，他初而置之不理，繼而來電聲明毫無成見，等到命令發表後，卻又激烈反對。我不是他肚子裏的蛔蟲，叫我如何辦才好？”

北洋時期素以更換總理、內閣頻繁著稱，短短16年間走馬燈似的換過29任總理。不過黎元洪覆職的一年間，內閣就先後換了五六套人馬，也算前無古人了。這些亂象背後，實為津保派和洛派的鬥法。

黎元洪提出的第一個總理人選是伍廷芳。伍廷芳是近代史上響噹噹的人物。他是辛亥年南北議和時的南方代表，也是孫中山的老班底。黎元洪請他出山，懷着促進南北統一、彌合雙方裂痕的意思。不過，伍廷芳脾氣古怪，在北方人緣很差。黎元洪剛一提出，就遭到許多人反對。另一方面，伍廷芳年事已高，自己也沒心氣兒重返政壇了，來了一個堅辭不就。幾天之後，廣東發生了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總統府的“六一六兵變”。伍廷芳氣得一病不起，不久就憂憤而死了。

伍廷芳之後，黎元洪又想起南方的另一位大佬——唐紹儀。南北議和時，唐紹儀雖然是北方代表，但一心向着共和，以至於後來清廷立憲派指責唐紹儀“非議和也，饋獻江山耳”。為了兼顧各方利益，黎元洪在內閣重要崗位上都安排了曹、吳二人的心腹，然而，總理人選提名還是遭到了吳佩孚的強烈反對。他認為唐紹儀一直是北洋的死對頭，讓他來當總理肯定會對自己不利。

兩個內閣都不對路，黎元洪請吳佩孚欽點。吳佩孚老實不客氣地點了王寵惠的名。王寵惠是中國近代法律的奠基者，不但學富五車，而且為人也厚道。王寵惠以下，陸軍部長由吳佩孚的兒女親家張紹曾擔任，內務總長孫丹林原來是吳佩孚的秘書長，交通總長高恩洪也是吳佩孚的人，只有農商總長高凌蔚是津保派的。這一結果令曹錕大為光火。他手下曹鋭一干人等煽風點火説，吳佩孚拿下了內閣，下一步就要當總統了。曹錕絕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津保派和洛派的矛盾瞬間公開化了。

在奪取內閣控制權的較量中，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充當了曹錕的急先鋒。時任外交總長顧維鈞回憶，國會想方設法挑政府的毛病，屢次要求王寵惠出席國會接受質詢。在一次宴會上，吳景濂藉着酒勁對王寵惠説：“國會要你下台，你為什麼賴着不走？”王怒形於色説：“難道你就是國會？真是笑話。”兩人翻了臉，吳大罵王“混賬”，王則氣得發抖。最後吳景濂揮舞着拳頭説，我就是要你滾蛋。

不過，罵是罵不走王寵惠的，想要倒閣必須師出有名。不久，吳景濂就抓住了王內閣財政總長羅文乾的把柄。1914年，由於國庫空虛，民國政府曾經向奧地利政府借款，用於訂購炮艦。這筆款子是委託奧地利銀行團以在歐洲債券市場發行債券的方式籌措的，先後借款七次，共計410萬英鎊。一戰爆發，中國對奧宣戰，借款合同遂告停止。

一戰結束後，購買債券的英、法、德、意等國的債權人，要求中國償還借款或另外發行新債券，並以此作為承認中國新增關税的前提條件。鑑於新增關税對窘迫的民國財政意義重大，身為財政總長的羅文幹於1922年11月14日與委託代辦此事的華義銀行簽訂了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將舊債票換為新債票，照票面九折發行。

羅文幹辦理此事，沒提交國會通過，給吳景濂提供了口實。11月18日，吳景濂向黎元洪舉報羅文幹“訂立奧國借款合同有納賄情事”，迫黎元洪拘捕羅文幹。後經調查，羅文幹辦理借款事宜並無不妥之處，羅文幹也在吳佩孚的干預下被無罪釋放了。但吳景濂的幕後老闆曹錕卻咬住此事不放。他發電報指責羅文幹“喪權辱國，納賄瀆職”，大有不換內閣誓不罷休的意思。

曹錕畢竟是直系的領袖，吳佩孚的上司。見老帥發火，吳佩孚也軟了下來，通電錶示“對曹使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對羅文幹案毫無成見，聽從法律處理。”

這一輪較量，曹錕完勝。王寵惠內閣辭職，曹錕陣營的張紹曾組閣。經過這一番明裏暗裏的角力，吳佩孚此後再也沒有過問過總統之事。

1923年6月，黎元洪覆位一年之際，曹錕覺得應該讓黎元洪下台，給自己騰地兒了。於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倒黎風潮洶湧而來。

6月6日，洞悉曹錕心思的內閣總理張紹曾撂挑子辭職了。第二天，500多名駐軍和警察廳的代表堵了黎元洪的門。軍官們説，內閣辭職，沒人管事了，他們只好來找總統討軍餉。黎元洪許願説，十天之內一定發軍餉。

剛把軍人們勸走，第二天“公民團”又擁到天安門前，開起了“國民大會”。“公民團”上街的戲碼，民國二年曾上演過。當時，袁世凱僱傭的“公民團”包圍議會，要求選袁氏為大總統。這回曹錕如法炮製，僱了幾百名地痞流氓。一個姓葉的登台演講道：“今日內閣總辭職，中央陷於無政府狀況，推原禍始，當今總統黎元洪，實施其咎。”要求黎氏即刻退位讓賢。

接下來的幾天，討薪的軍警和請願的“公民團”輪番上陣，北京城內外一片亂象。9日，北京警察宣佈罷崗，駐守在新華門和東廠衚衕黎宅外的衞戍部隊也撤走了。黎元洪去不了國務院，只好枯坐宅邸。門外，“速即退位”“總統不管市民”“市民餓總統肥”的標語、傳單滿天飛；屋內，電話、自來水都被掐了。

此時的黎元洪沒了一絲大總統的威儀，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年之前，直系哭着喊着請他出山，如今又棄他如敝履。黎元洪無論如何也咽不下這口氣。11日，他對仍留在身邊的政要們説：“我是依法而來，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塗地被人趕走。”

然而，情勢逼人。11日中午，陸軍檢閲使馮玉祥、北京衞戍司令王懷慶聯名遞上辭呈。接着他們以下的中下級軍官也宣佈集體辭職。大勢已無挽救的餘地，黎元洪決定前往天津。臨走前他向國會和外交團發出通電稱：“本大總統認為在京不能行使職權，定本日移津。”意思是説，人雖然走了，但並沒有放棄總統的職務。下午1時，黎元洪在陸軍總長金永炎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

廢了這麼大周折才把黎元洪趕走，曹錕的親信、國務院秘書廳秘書長張廷諤趕緊到國務院找大總統印信。可是，張並沒找到印信。於是，他打電話給直隸省長王承斌，請他到火車站堵住黎元洪，追回印信。

王承斌率領軍警趕到楊村火車站時，黎元洪的專車剛剛進站。王氣勢洶洶地來到黎元洪座前，逼他交出印信。黎氣憤之極説：“你有何資格問我印信，我絕不會交給你們，看你們怎麼樣！”看黎元洪不肯就範，王承斌命人卸下火車頭，把黎關在了車廂裏。黎元洪竟然成了階下囚。他越想越氣，拔槍自殺，幸虧他的美籍顧問福開森把槍奪下，才沒有打中要害。

當天下午5時，到車站調停的直隸磁縣管礦局總辦鄭廷璽看到，王承斌和手下正在辦公室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怎麼才能把總統印信奪到手。困在車廂裏的黎元洪狼狽不堪，他穿着白西裝，天氣熱，黎胖、血壓又高，看樣子隨時都會暈倒。鄭廷璽等人一再勸解，黎元洪才同意讓大夫給他注射安神針。

晚上10時，黎元洪熬不住了，終於告訴王承斌，15枚大總統印信都讓他的如夫人黎本危帶到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去了。王承斌立刻給黎本危打電話，讓她交出印信。沒想到黎本危挺硬氣，表示沒有黎大總統的電話，印信她誰也不給。黎元洪只好親自下車給如夫人打電話，這才得以脱身。

交印後，黎元洪在天津仍以大總統的名義發了很多命令，任命這個、任命那個，但再也沒能對政局起到實質性的影響。

清除了黎元洪，津保派們急於儘快大選，把曹錕送上總統寶座。

要操縱選舉，首先要搞定國會和議員。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成為關鍵人物。吳景濂雖然一直跟隨孫中山護法，但此時已經徹底倒向曹錕，成為了他的賄選工具。曹錕如何拉攏到的吳景濂？曹的部下王坦在回憶中，把這份“功勞”放在了自己的頭上。

王坦與吳景濂私交不錯，自告奮勇去吳位於小麻線衚衕一號的寓所做説客。王坦對吳景濂夫妻説：“大哥也上年紀啦，現在應該想一想養老的事情啦。大哥現在當着議長，議長不是終身的，更不是世襲的。哪天人家大家一鬨，説不要就不要。不如趁着機會撈一把錢回家。現在曹錕勢力威望正好當大總統，只要大哥不給從中作梗，他這個總統就成啦。選舉的時候，不用議長費一點小事，我們已經聯絡運動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準備好一切手續，到時大哥發通知召開選舉會。只要選舉成功，要多少錢給多少錢，要哪個官給哪個官……”吳氏夫婦聽完沉吟半晌道：“好吧，你説怎麼辦就怎麼辦。”

王坦的這段回憶繪聲繪色，雖不知道有多少水分，但吳景濂從此上了曹錕的賊船，併成為曹賄選總統的急先鋒，卻是後來的事實。

只爭取到議長，還不足以控制議會。當時，參眾兩院議員共870人，被媒體戲稱為“八百羅漢”。《臨時約法》規定，必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議員（即581人）參加投票，才能選舉大總統。經過倒閣、逼宮、奪印後，北京政局混亂不堪，許多議員對直係軍閥控制的國會失去了信心，“離京者不絕於途”。6月20日，吳景濂在眾議院開茶話會時，到會的議員只有430多名。

與此同時，以章士釗、褚輔成為首的反曹派號召議員們到上海重開國會。他們在議員離京的第一站天津成立了一個接待處。凡是離京議員發給500元去上海的路費。至9月15日，在天津領車船費的議員有503人。不過，很多人領了錢就沒影了，真正到上海報到的只有385人。

留京的津保派當然也要爭奪議員。在這個問題上，剛剛投靠曹錕的眾議長吳景濂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8月24日，吳景濂在眾議院開會宣佈，兩院每星期開常會，凡出席者發給出席證，散會時議員們憑證可領到100元津貼。

本屆國會議員的任期到10月10日就屆滿了，為了吸引更多議員回京，吳景濂又祭出“延長任期”的招數。他主持修改了《國會組織法》，在議員任期三年下面又加了一項雲：“議員職務應俟下次依法選舉完成，開會前一日解除之。”也就是説，只要不選下屆議員，本屆議員可以永遠幹下去。吳景濂以此為餌，派人到南方去拉人，還承諾每人發放400元車馬費。

就這樣爭奪了幾個月，津保派還是湊不夠法定人數。此時，身在保定的曹錕等得不耐煩了。他讓人放出話來：老帥雙十節要當總統。這下子，津保派們急了。

吳景濂讓秘書發出議程，9月9日舉行總統選舉預備會議，凡參加的議員發給出席費200元，抱病在身仍堅持出席的，還發醫藥費。即使如此，來開會的人還是不夠法定人數。這麼耗下去，黃花菜都涼了。於是，第二天吳景濂命議院的職員們冒充簽名，捏報出席人數。沒想到，他這套把戲第二天就被議會職員孫曜給捅到報紙上去了。孫撰文寫道：“總數實為四百三十一人，當時三次檢查之所得，不可謂不精確。惟秘書長訓令再三，使書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關係過大，未敢從命，秘書長乃轉令其他秘書，遂湊成是日之會。”

新聞一出，舉國譁然，吳景濂鬧了個灰頭土臉。

選舉預備會告吹。眼看10月5日大選日已經迫近，津保派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9月13日，他們在甘石橋114號俱樂部舉行了秘密會議。好笑的是，名為秘密會議，卻很快就被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出來。據9月20日《北京報》報道，一位參加會議的參議員描述：每天晚上，甘石橋114號都有百十來個議員聚會，主事的熊炳琦、王毓芝更是每夕必到。俱樂部不但為議員們提供了二十多套鴉片煙的煙具，麻將、撲克等賭具也應有盡有。議員們在俱樂部裏噴雲吐霧、呼盧喝雉，據説每天晚上的輸贏都在一萬金以上。

這樣混亂的會場，自然談不得什麼正經事。後來，熊炳琦等人又分期分批地約見可以任事的議員。核心議題是讓各位議員憑着自己的省籍、團體和私人關係，儘量拉議員回京參加選舉。至於報酬，熊炳琦説：“不妨推開後壁説亮話，每人贈送五千元。”其實，5000元只是最低票價，各團體首領或有特別貢獻者還會更多。據説吳景濂一人就得了40萬元。

這麼一大筆賄選經費，曹錕自然不肯掏自己的腰包。於是，他手下分散在各地的督軍們趕緊向老帥表忠心。蕭耀南、齊燮元各報效50萬元，田中玉報效40萬元，劉鎮華、張福來、馬聯甲各30萬元……儘管如此，賄選資金仍然有很大缺口。此時，曾立過奪印大功的王承斌再次出馬：“所有一切應用款項，皆可向予一人索取。”

王承斌也不是自掏腰包，而是利用職權幹起了類似敲詐勒索的勾當。身為直隸省長的他，派出20多名密查員分赴大名、順德、廣平等縣，逮捕了五百餘名製造金丹、白丸（毒品名稱）的毒販子。他把這些人抓回天津，槍斃了幾個交不起罰款的“小魚小蝦”。其餘的大毒販子忙不迭獻上每人數千至上萬元的買命錢，合計500餘萬元。此外，王還以借軍餉為名，在直隸所屬的170個縣分大、中、小攤派1萬至3萬元不等，搞得直隸全省雞犬不寧。

有了錢，津保派們氣勢如虹，加快了賄選的腳步。當時，議員每月薪水只有320元，還經常拖欠，因此5000元對他們而言很有吸引力。不少南下議員都回到了北京。

拿了錢就真會去投票嗎？不見得。當時，政府財政吃緊，經常欠薪。據統計，至曹錕賄選時，議會已經累計欠議員薪水達400萬元之巨。許多被拖欠薪水的議員認為，此5000元乃歷年被拖欠的薪水，拿之心中無愧。《北京報》採訪的一名議員説，“我等此來確是為五千元之票價，此亦不必為君諱……惟我等有須聲明者，即金錢可以要，而豬仔實不可以做……”也就是説，錢不能不要，但票他是不會去投的。這位議員打算拿了錢，就攜帶家眷去南方。

殊不知津保派的算盤打得更精，他們早就防着這手兒呢！在確定票價5000元的同時，他們設計了一套付款方案，即把錢存到銀行，以收款人的圖章作為取款憑據。圖章保存在辦事人員手中，一旦選舉成功，辦事員會把圖章送到銀行。各收款人帶着蓋有自己名字圖章的支票去銀行，兩個圖章對上，即可取錢。

對這個方案，有的議員不認可。他們認為，存錢的直隸銀行是直系控制的，到時候給不給兑現，還不是直係軍閥一句話的事兒？倒不如多存幾個銀行，最好是存到外國銀行裏更保險。還有人出主意，選前現付三成，即1500元，選完了，再付餘款。

至此，選票真的成了件商品，議員和賄選人實打實地做起了買賣：各種扯皮、討價還價，不必細表。時間轉眼到了10月1日，距大選還有4天。此時，甘石橋俱樂部已經發出支票573張，每張面值為5000元。支票簽名有秋記（吳毓麟字秋舫）、孝記（王承斌字孝伯）、蘭記（王毓芝字蘭亭）、潔記（邊守靖字潔卿）四種。付款銀行分大有銀行、鹽業銀行、麥加利銀行三家。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須在總統選出三日之後，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私章才能付款。據《北京報》報道，有議員拿着支票到大有、鹽業等銀行鑑定真偽。“持有此票之議員，莫不欣欣有喜色。”

大選在即，為了最後敲定到底有多少人會給曹錕投票，10月1日津保派在甘石橋俱樂部舉行宴會。自下午一時起，甘石橋114號門庭若市，賓客每兩個小時一班，流水的宴席一直開到午夜十一時才散。據説，宴前各聯絡人向議員們強調：這次宴席與往次不同，收錢者務必要光顧。“否則同人等實無法辨別諸公態度。”

一天下來，共有400多人來赴宴。《北京報》報道，席間除了幾句客套話外，並沒有更多實質性的活動。因此，媒體認為此次宴會的目的就是點名。

果然是有錢能使鬼推磨，10月4日，已流會44次的憲法會議，竟然來了550人。這是黎元洪下台後從未有過的盛況。

在金錢的誘惑下，許多議員表現得毫無節操。有些平日反直色彩極濃者，也想要錢，又不好公開倒戈，他們跟津保派接洽，選舉當天到京，投完票就領錢走人，開出的條件是不能公佈他們的姓名。

不過還是有心存正義者。就在津保派胸有成竹，準備10月5日上演選舉大戲時，收了支票的浙江籍眾議員邵瑞彭將支票印成正反兩面，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發，請依法偵辦起訴，並通電各省，揭露賄選經過。京師均在直系控制之下，檢舉自然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作用，但邵瑞彭提供的證據是唯一一份將曹錕賄選案坐實的證據。

有道是笑罵由君，賄選由我。10月5日，總統選舉如期舉行。

大選前夜，註定是最忙碌、最緊張的時刻。據《北京報》報道，4日夜，甘石橋俱樂部熱鬧非凡，通宵達旦。子夜時分，門前仍停着幾百輛汽車。俱樂部中有五個大客廳，由於來賓太多，幾無立錐之地。與此同時，直係軍閥在京城各主要道口和火車站安插了便衣軍警，防止議員微服出京。據説，曾嘗試溜出北京的議員均被請了回來。

此前，津保派們已經設計好了選舉當天的組織安排。當天中午，各組組長約集本組組員午餐，午餐後一同乘汽車到議院投票。請客吃飯的錢一律報銷，不會讓各組長破費。

5日清晨，軍警們挨家挨户地讓北京四九城的商鋪掛上五色旗。國會大廈坐落在宣武門外（今新華社大院內），一大早宣武門內外就十步一崗，五步一哨。上午11時後，象坊橋斷絕交通，非赴會者不準通行。

眾議院門前支起了許多供軍警休息的帳篷。當天穿制服的軍警有五六百人，便衣暗探數不勝數。北京衞戍司令王懷慶親臨現場，指揮監督。就連女旁聽席中，都安插了不少女偵探。

8點半，選舉會主席吳景濂驅車來到投票現場。沿途軍警舉手敬禮，吳微點頭示意，面有得色。到達現場後，吳景濂先讓秘書廳查點有無請假議員，發現有請假者立刻派人去請。

當天來旁聽的男女嘉賓共有一百多人。議場東邊操場搭起四間蓆棚，供旁聽者休息。地狹人多，不少人都站在院中。會場內，安保極其嚴格，旁聽者必須要跟介紹來的議員當面確認，才能進門。當年袁世凱選總統時，由於票數不夠，就不放議員們出去，從早上選到晚上，不少議員餓得夠嗆。這次議院有備而來，為來賓們預備了麪包，看樣子也是要打持久戰了。此外，議院還在隔壁大中公寓設了4個煙榻、8杆煙槍，有大煙癮的議員向吳景濂領通行證後，即可到隔壁抽大煙。各種荒唐場面，不能盡數。

11時52分，吳景濂宣佈開會。當天簽到人數達593人，超過法定人數。下午2時投票正式開始，4時結束，隨後當眾唱票。曹錕得480票，如願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其他100多票中，有人投給孫中山，有人投給護法軍總裁唐繼堯，有人投給臨城火車大劫案的匪首孫美瑤，還有人投給“五千元”的，可謂極盡嘲諷之能事。

曹錕賄選居然成功，全國上下一片譁然。孫中山以大元帥的名義下令討伐曹錕，通緝賄選議員；浙江督軍盧永祥通電不承認曹錕當選；雲南省長唐繼堯也宣佈否認賄選結果。全國各地反對曹錕當選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

然而，這並不能絲毫干擾曹錕當大總統的雅興。10月10日，曹錕在吳景濂的陪同下，乘車從保定來京就職。

10月22日的美國《時代》週刊生動地報道了曹錕就任的場面：

10月10日，早上7時45分，北京陽光燦爛，中華民國成立十二週年，當選總統曹錕元帥走下抵達北京的專列。他坐上敞篷汽車，駛過裝點一新的大街。精心挑選出來的士兵，站立在凱旋牌樓前，從火車站一直排列至總統府。不同的報道反映了民眾不同的情緒。有的説，他們熱烈歡呼；有的説，沒有聽到歡呼。唯一可證實的是一種漠然的東方式好奇。

曹錕抵達總統府後，即步入主會客廳。政府的主要官員已經等候在此。曹錕元帥向他們宣讀了一份簡短的就職演説後，三鞠躬退下。

兩小時後，他乘車前往春頤園（議會大廳）大樓，由發言人宣讀新憲法並正式頒佈。曹錕元帥隨即宣誓就職，成為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

與之前轟轟烈烈的賄選相比，就職場面似乎顯得有些冷清。大概曹錕知道，花錢買來的總統，不能太高調。

曹錕在大總統的位子上只坐了一年。他用賄買選票這樣赤裸裸的低級手段登上了總統之位，幾乎註定也會被簡單粗暴地從這個位子上趕開。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曾為曹錕賄選總統出過不少力的老部下馮玉祥突然倒戈一擊，跟張作霖締結了密約。10月22日夜，馮玉祥率軍潛回北京，未發一槍一炮就囚禁了曹錕，解散了“豬仔國會”。剛剛過了一年總統癮的曹錕，成了階下囚，他弟弟曹鋭也吞鴉片煙自殺了。直到1926年，吳佩孚在湖北東山再起，而馮玉祥的國民軍被奉軍打敗，曹錕才被釋放。

軍閥輪流坐莊的北洋政府到此也即將謝幕。1926年，北伐開始。國共第一次合作掀起的國民革命風起雲湧。曹錕這樣的軍閥再沒有機會成為中國政治和歷史進程的主角。

北伐戰爭後，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錕到天津做了寓公。他留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印記，就是一幕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賄選鬧劇，成為那個亂世中國的一個活報劇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