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春亭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擲地有聲的千古名論，是亞聖孟子所闡述的人格標準，兩千多年來，國人傳誦。

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這歷史的巨聲發自千年古邑冠縣。

據史料載，孟子由齊至魏國和晉國國都去，路過冠縣。當時，魏國有一位名叫景春的人，對公孫衍和張儀這兩個出名的外交政客十分崇拜，就想找孟子請教一下這個問題。碰巧，這次在孟子路過冠縣時如願以償，於是就上前攔住了孟子的車。《孟子·滕文公下》有對話記錄：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我們用白話文重新看一下兩者的對話：

景春問孟子説：“公孫衍、張儀，難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嗎？一發起脾氣來諸侯都很恐懼，安靜下來，天下沒有戰爭也就太平無事了。”

孟子説：“這樣的人怎麼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沒有學過禮嗎？二十歲的成年男子舉行加冠禮的時候，父親囑咐他；姑娘出嫁的時候，母親囑咐她，送她到門口，告誡她説：‘到了你家，必須要恭敬，必須要警惕，不要違揹你的丈夫！’用順從作為處世原則的，這是卑賤的女人之道。而男子漢應該居住在天下最廣大的住宅，即仁裏；站立於天下最正確的位置，即禮上；走在天下最寬廣平坦的大路，即義上。能實現志向就與百姓一起去實現，不能實現志向時就獨自施行這一個原則。富貴不能使他的心惑亂，貧賤不能使他改變節操，武力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這才是大丈夫。”

孟子的話語鏗鏘有力，令人敬佩不已。冠縣縣誌對孟子此行也有記載。據民國《冠縣誌》載：

當其（孟子）去齊適魏及晉都，烽煙告警，不約而護送者千家，提壺漿迎者八里。景春拜謁而幹諭，孟子止車而立談，教化剴切，曉諭詳明，見《孟子》中篇。今有煙莊、宋村、千家店、八里莊、東西二提壺、南北兩化春、止立村歷歷可稽。

由上可見，孟子此行不但留下了“何謂大丈夫”的名言，而且當地一些村落的名稱也深深地打下了孟子的印記：

烽煙告警處，此處古有煙墩，在今村南，已廢，是孟子去齊適魏及晉都時烽煙告警的地方，村因名煙莊。

不約而護送者千家，故有宋（送）村，現分化為東宋村、西宋村兩村。

不約而護送者千家，又因村傍要道，設有店鋪，故名千家店，後俗稱為店子。

提壺漿迎者八里，後稱此處為八里莊，現分化為張八里、陳八里兩村。

提壺漿迎處，後稱提壺村，今稱提固村，已經分成東、西提固村。

孟子曉諭教化景春處，故名曉化春，演變為小化村，現分前、後小化村。

孟子止車而立談處，後稱止立村，今名直隸村。

大丈夫人格是孟子的首創。當然，孟子所謂的大丈夫有特定的含義，不能照世俗的意思來理解成大男子主義等等。《説文解字》“夫”字條下説：“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孟子所講的“大丈夫”則與身體條件無關，不是指“身長八尺”之人。孟子的“大丈夫”與性別也無關，不是指男性之人，不是説大男子主義就是大丈夫精神。與權勢無關、與財富無關、與能説會道的才能無關、與博學多才無關，甚至與雄才大略也無關。在孟子的眼裏，大丈夫是具備高尚人格的人。

在這裏，孟子首先否定了縱橫家公孫衍、張儀之流為大丈夫的觀點。因為張儀是魏國人，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孫衍的大良造之職。以後又任秦相，迫使魏國獻上郡十五縣。他遊説各國服從秦國。他向魏出主意説，要用秦、韓、魏三國的力量攻伐齊、楚兩國，實際上是使魏國首先表示聽從秦國，又使其他國也仿效魏國，這就是連橫的政策。他怕齊、楚聯合，於是又到楚國去用離間計：答應若楚與齊國絕交，秦國就將商、於之地六百里送給楚國。楚懷王竟信以為真，派人到齊國去辱罵齊王，並與齊絕交，使齊國聯合秦國來對付楚國。當楚懷王要張儀交出商、於六百里土地時，張儀説：“我只答應奉獻六里地給大王，不是六百里啊！”楚王大怒，發兵攻秦，被秦、齊聯軍打得大敗，大將軍屈丐被俘，秦國奪取了楚國的漢中等地。這就是張儀的為人。縱橫家順從君主的意志而攻城掠地，置民眾的生死於不顧，因此孟子對他們十分鄙視，説他們行的是“妾婦之道”。而反觀中國歷史，由“大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這是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的人格史。由此，我們能體認到，弘揚孟子的“大丈夫”觀是何等重要。

繼而，孟子提出了他的大丈夫標準：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就是説，大丈夫要居於仁、立於禮、行於義，也可以説這是大丈夫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

接着，又提出了大丈夫的三條檢驗標準，或者説三塊試金石：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富貴”、“貧賤”、“威武”概括了人生的三種不同處境。對許多人來説這三種處境都是嚴峻的考驗。能夠在貧賤時堅持操守的在富貴時未必能堅持，反之亦然。至於在“威武”面前，因為它直接關係到生命的存在，許多人未必能做到“不能屈”，自古以來毒刑拷打不失為意志薄弱者變節的通行證。

戰國時期雖為亂世，但仍有一部分人始終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棄自我而為天下人着想，不顧自己短暫一生的生活現實，而從千秋萬代着眼，這是孟子所謂的“大丈夫”，也是其自身的真實寫照。孟子對於大丈夫的呼喚，體現了他對亂世中生民的眷顧，也體現了其自身人格的崇高。正因如此，孟子的話受到了後代的景仰。

民國《冠縣誌》載：

後漢張平子築台構亭勒石紀之，此張平村之所由名也。

現張平村已演變為前張平東、前張平中、前張平西及後張平四村。“張平子築台構亭”即曉春亭。

民國《冠縣誌》又載：

曉春亭在縣治東北十二里前張平村，亞聖孟子曉諭景春處，今廢，其趾遺尚可考。亭為後漢張平子所創建。至明嘉靖年間，內閣孟淵重修庭宇，邑侯夏濬設學於此。清嘉慶九年，復奉上諭，重修，冠縣教諭張登三、聖裔孟毓傑為之記。

該縣誌中提及的清嘉慶九年奉上諭重修曉春亭時冠縣教諭張登三、孟子後裔孟毓傑分別所作的碑記，收錄於“藝文”中：

曉春亭的創建者後漢張平子，即東漢的張衡（76-139年），平子是其字，南陽人。東漢安帝時為太史令，順帝朝遷侍中，出為河間王相，後徵拜尚書。他既是著名的文學家和詩人，其四言詩《怨篇》、五言詩《同聲歌》和七言詩《四愁詩》被後人無數次引用、仿作和評論；其《二京賦》（西京賦、東京賦）更一直被公認為漢賦中的名篇和精品，為漢賦四大家之一；又是傑出的科學家，是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的發明人，還是數學家、發明家、地理學家、製圖學家，為我國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他的貢獻突出，聯合國天文組織曾將太陽系中的1802號小行星命名為“張衡星”。

關於張衡是否來過冠縣，聊城傳統文化研究會專家委員任金光先生（冠縣文化局原副局長）曾專門做過分析：

張衡來到冠氏是非常可能的。張衡擔任太史令一職前後14年，而觀天測地是太史令的主要職責之一。要完成這些任務，跑遍全國各地是必需的。在他的著名天文學著作《靈憲》中，記載了大量關於天體運行、日月角直徑等實測觀察數據，張衡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家，這些數據絕不會憑空想象，而是親臨各地實測而來。因此，我們雖然沒有張衡來冠氏的史料，但絕不能因此否認他曾經來過。

任金光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同時還有兩個因素我們不能忽視，據《張衡年譜》：

124年（安帝延光三年）——張衡47歲，居公車司馬令4年。二月，從安帝東巡狩，祠孔子。衡作《東巡誥》、《舞賦》、《羽獵賦》。

136年（順帝永和元年）——張衡59歲，居侍中，末年出為河間相。

可見，不但張衡在擔任太史令時有機會到各地觀天測地，而且他隨天子東巡或任職河間相時，也有機會實地瞭解或聽他人轉述孟子在冠縣曉諭景春之事。退一步説，他是否來過冠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下令或倡議創建曉春亭，目的無非是想讓更多人瞭解孟子的大丈夫觀，形成崇尚大丈夫、學做大丈夫的風尚。因為他知道，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大丈夫人格在通常的情況下也許見不出什麼特別的不同，而在有關生死大義的關鍵時刻則頓時煥發出燦爛的光輝。正如孟子所説：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盡心下》）

生命對於每個人來講誠然是珍貴的，然而還有比生命更珍貴的大義。在生命與大義不可兼得的情況下，作為大丈夫應該是毫不猶豫的捨生取義。

孟子認為，培養大丈夫人格不是向壁虛造，而是有人性心理結構的內在依據，這就是人性向“善”。他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分屬於仁、義、禮、智。這是孟子人性心理結構的四根支柱，而這四根支柱就是培養大丈夫人格的根基。因為有此根基和佛性，人人皆可成堯舜、成大丈夫。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提倡人性善，是要解決一個特別重要的道德問題，那就是確立中華民族的道德基石。假如一個社會老是讓我們感覺到好人沒有好報，壞人活千年，這個社會的道德秩序就很難保持。這個大難題怎麼解決？西方用宗教的解決辦法。在西方，假如有人問為什麼做好人？答案是做好人將來可以上天堂，可以跟上帝坐在一起吃蛋糕；做壞人要下地獄。中國沒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沒有宗教為國家的道德體系提供保障。那麼，中國解決這個道德的難題靠什麼？靠的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就兩個字“不朽”，就是讓人成為聖賢，精神不死，而聖賢就是人性中善的全面發展。到這裏我們就看到孟子人性善的重要性了。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你只有做好人才能夠完善自己，才能完成自己。這是對人的正激勵，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為之奮鬥的目標。

可見，孟子用這個辦法解決了道德非常深刻的問題，為我們這個沒有宗教的民族確立了我們自己的獨特的道德基石。從人性出發，我們照樣可以獲得崇高與尊嚴，一樣可以實現道德的自我完善。人性善可以使我們獲得對自我的肯定，對人類自身的信心，對人類在沒有上帝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過一種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的信心。

既然人性是善的，如何培養大丈夫的人格呢？

孟子認為，第一是堅持人格的獨立和尊嚴，不因官位、錢財而屈志，即使與權貴交往亦應持平視的態度。有個例子：孟子到齊國，齊宣王説好了到館舍去拜會他，後來偽稱有病，要孟子去朝見。孟子斷然拒絕，説自己也有病，不能上朝。他認為儒者為國君籌劃治國方略，乃王者之師。他説天下可尊貴者有三：地位、年齡、道德。齊王憑藉地位，居然輕視長者和有德行的人，這不是國君應有的態度。孟子的這種自尊和獨立人格，影響了後世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品格。

第二是須善養“浩然”之氣，使自己的精神境界獲得昇華。內心充盈自信，外在就會有一種大無畏的氣概。他在回答學生公孫丑提問時説：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上》）

顯然，孟子之意，浩然之氣來自於仁道之心所孕育的一種情感，一種對國家、人民強烈的責任感；這種情感運行於心中，流貫於血脈，便形成一種內在的充滿自信的氣勢，最終外化為一種人格行為和凜然的氣概。

第三是要磨鍊身心，勇於面對挫折。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大丈夫人格的成就，不僅“心志”要經受痛苦的磨鍊，而且身體也要接受勞累、飢餓、窮乏的考驗，在其實踐的過程中，還必然遭遇許多失敗、挫折，行為總是不能如意。孟子認為，這種失敗、挫折對於造就大丈夫人格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只有經受這樣的考驗才能培養出“動心忍性”的堅韌意志，才能增加卓越的非同尋常的能力。

成了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就一定有大的人格、大的境界、大的眼光、大的胸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

“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中國歷史上講這種話的人是空前絕後的。恰恰這話是孟老夫子講出，這既是他堅定自信的表露，也是他強烈的時代責任感的體現，真是氣魄震爍古今，令人欽佩不已！

大丈夫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提出的大丈夫人格，影響了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優秀分子，在民族危難的關頭，寧可犧牲生命而絕不屈服於敵人，彰顯了中國人的骨氣。

孟子的大丈夫觀，依然可以指導我們去探索人生的價值。這一壯語發自我們魯西，更值得我們珍惜並以此作為我們人格完善的標準。但願有一天，我們能重建曉春亭，現場感受一下孟老夫子的教誨，以激勵我們不斷進取，成為真正的大丈夫。在此，以任金光先生的話來結束此文：

挖掘、開發曉春亭的歷史文化內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一座小小亭台，聯繫着兩位偉大的歷史人物，見證着一段不朽的千古名言，其價值不言自明。筆者認為，應儘快重建曉春亭及附屬設施，加大宣傳力度，弘揚這段不平常的歷史章節，為我們豐厚的歷史文化再添亮點。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