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壓縮

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楊慶堃教授結合中國的實際，將歷史的與當代的時空數據加以科學的對比，研究了中國近現代交通技術的發展所引起的空間距離和空間性質的變化，並於1948年發表《中國近代空間距離之縮短》一文，第一次繪製了“中國近代空間縮短形勢圖”。他認為，空間本是隔離人與事之間關係的因素，兩地相距越遠,兩地人羣的關係越淡漠,兩地之間的組織越鬆散。但空間對人、對事的隔離作用，隨交通、運輸、通訊的發展而減小。現代交通運輸通訊越發展，兩地來往越節約時間與費用，由此提高了人際交往的頻率與辦事效率，密切了人際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社區的凝聚力，溝通了社區之間的聯繫。時空壓縮理論突出了交通通訊技術與方式對現代社會生活和人際交往的重要作用，為人們進一步認識社區的內部區位結構和外部聯繫，完善社區的各種分工，改善人們的交往關係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運用時空壓縮概念，有助於從微觀上研究人際關係的變化，從宏觀上探討全球的分工及互相依賴等社會學課題。

“時空壓縮”是美國著名新馬克思主義者戴維·哈維（David Harvey）在其《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一書裏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他使用這一概念是試圖表明：“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徵，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着我們崩潰了。”

在現代西方，在理論上對時間和空間以及對它們的體驗等問題的關注，一般都被追溯到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63年在《現代生活的畫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一文裏所表達出的看法：“現代性就是短暫、流變、偶然事件；它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則是永恆與不變。”不過，波德萊爾在這裏所關注的主要是時間問題。從西方思想發展的脈絡來看，在20世紀以前，對時間問題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空間問題的關注，時間被賦予了超過空間的優先性。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6年的一次訪談中所注意到的，“空間貶值”早已在很多代知識分子之中盛行：“空間被當作死寂、固定、非辯證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的和辯證的。”（米歇爾·福柯《關於地理問題》，載《權力/知識：訪談精選與其他著述，1972－1977年》，紐約：萬神殿叢書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63－77頁）

19世紀後半期以來，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尤其是伴隨着“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的興起，對空間問題的關注開始壓倒了對時間問題的關注。愛德華·索亞（Edward Soja）、米歇爾·福柯、亨利·勒菲弗（Henri Lefebvre）、吉勒斯·德勒茲（Giles Deleuze）、弗雷德裏克·傑姆遜（Fredric Jameson）以及戴維·哈維等理論家從不同角度介入，向啓蒙運動以來把空間當作物質實體或空洞容器的空間觀念發起了挑戰。他們或者從殖民和後殖民研究的角度，把焦點集中在歐洲人支配空間和移民的後果以及不同文化與人羣的相互影響之上；或者從女性主義和性別研究的角度，集中關注身體、性別和主體的具體化等問題；或者從通俗文化和風格研究的角度，聚焦於非經典的文化形式的特定實踐；或者在更加廣泛的其他學科的範圍內對空間與時間問題及其對話進行研究。

在這種背景下，戴維·哈維從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理論的角度介入時間和空間問題，力圖證明空間問題早已是馬克思本人的很多著作中重點關注的對象。哈維試圖表明，雖然如今對“全球化”的關注確實把空間問題與文化地理學推上了中心舞台，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像“全球化”這樣的概念始終都是一個深刻的意識形態概念，它阻礙了特定的機構與利益集團涉足這樣一個空間“再分配”的過程。然而，我們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從“全球化”轉向資本主義“在地理上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之上，強調我們當前正在見證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矛盾邏輯的新空間尺度的重新闡釋，而資本主義在後現代時代最新的發展，事實上就是新的“空間調整”和再分配的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

哈維指出，他使用“時空壓縮”這個詞語是要表明，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實際上已經把空間和時間的客觀品質“革命化”了：一方面是我們花費在跨越空間上的時間急劇縮短，以至於我們感到現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間收縮成了一個“地球村”（Global Village），使我們在經濟上和生態上相互依賴。這兩方面“壓縮”的結果是：我們在感受和表達時空方面面臨着各種新的挑戰和焦慮，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迴應。前一個方面的“壓縮”可以叫做“使時間空間化”（即“存在”），後一個方面的“壓縮”可以叫做“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即“形成”）。這兩個方面的關係既是對立的，又是辨證的，它們在資本主義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交替着發展，亦呈現出交融的趨勢。

哈維對“時空壓縮”問題進行考察的立足點始終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變化，尤其是從戰後“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現代主義，向靈活生產與積累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後現代主義的轉變。他認為，資本主義在文化上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不過是社會生產方式轉變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看，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在文化上的矛盾，表面上呈現為如何征服時間與如何征服空間之間的矛盾，實質上卻是資本生產與積累之間的矛盾的反映，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後果。

就現代主義而言，“存在”（使時間空間化）與“形成”（通過空間消滅時間）之間的矛盾是主要，它們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在政治上的動盪以及現代主義在文化上的特徵，即如何以理性和技術的力量克服空間障礙與差異，合理地安排、控制和利用空間，即如何實現“空間化”。現代主義的美學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如何通過空間化來追尋“永恆”、“幸福”這些資本主義的夢想。

就後現代主義而言，隨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福特式轉向靈活的、小規模的、彈性的生產方式，哈維斷言：“我們就這樣逼近了核心的悖論：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對各個場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就越大。結果就是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短暫和不平衡的發展。集中化與分散化之間在歷史上有名的緊張關係，以各種新的方式產生出來了。”由此而來的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的後果主要有兩個：第一，強調時尚、產品（工業產品和文化產品）、技術、勞動過程、觀念、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實踐活動的易變性和短暫性。第二，與短暫性相適應的、着眼於建構新的符號系統與意象的“形象生產工業”，它們致力於製造各種“幻象”，以至於出現了以這種行當為業的各種社會角色，如“形象裝配工”、“形象建設者”、“形象工匠”、“形象創造者”、“形象顧問”等等。哈維依據詳實的材料證明説，現在僅紐約地區就有15萬名專業藝術家，在10年之內創造了1500萬件藝術作品（對比19世紀中、後期的巴黎，相應的數字是2000多名藝術家和20萬件藝術品）。“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早已成了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通過時間消滅空間”已經在從日常生活到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領域裏，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基本狀況：科學判斷與道德判斷之間的聯繫崩潰了，美學戰勝了倫理學，形象支配了敍事，短暫與分裂超過了永恆真理與統一，對時間與空間的體驗已經改變了。這些都是“時空壓縮”在後現代時代所造成的現實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