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

1966年，在香江之畔，金庸繼《明報》之後，又創辦了其姊妹刊物《明報月刊》（“明月”）。《明報月刊》自創辦之日起就致力於文化領域的學術交流與探討，加之其一貫堅持恪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因而有關文化領域的各種聲音，無論派系，都可以在“明月”上找到。創刊40餘年來，《明報月刊》在海內外華人心中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1] 

與《明報》的都市報章性質不同，《明報月刊》創辦伊始就被賦予了極強的學術性質，類似大陸的《讀書》雜誌，金庸更是希望這本後來被親切地稱為“明月”的刊物能成為海外華人溝通的橋樑。當時，香港的刊物對大陸上層建築領域並不關心，《明報月刊》可算最早關心大陸文學、學術、文化、思想的雜誌。

在金庸看來，自己一生活在中國文化中，除其糟粕可以，但要破除中國文化則是萬萬不可的。為了這個理念，金庸甚至許以生死：“人總是要死的，為了中國文化而死，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但是“明月”絕非一份有鮮明傾向的激進雜誌，這也正是源於其“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首先，“明月”的着眼點還是在文化上，因此文化和學術領域的探討是其主線；其次，從發刊之日，“明月”便明確，即使探討政治，也決不做任何勢力的傳聲筒。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原副部長章文晉的夫人張穎曾經在外交部新聞司任副司長，據她回憶，當年在外交部是能夠看到《明報月刊》的。“香港那邊用一個紙盒寄過來，因為是寄往外交部的，因此海關沒有扣下。”當時，張穎正負責文化、出版方面的工作，因此對“明月”比較關注。“這份雜誌標榜其客觀、不屬於任何黨派，在政治上也沒有鮮明的立場。它刊發文章，但是並不表態，大陸也有人將不能出版的文章通過各種途徑找到它發表。”據張穎介紹，“明月”刊發一些言論之後，也並不牴觸與之相對立的言論。

“明月”出自《明報》，但金庸卻強調，二者實為相互獨立的刊物，“明月”除了名稱上與《明報》有關係，立場和內容必不受《明報》干預。而用《明報月刊》這個名字，也只是為了説明，《明報》願意為一份不賺錢的學術刊物所虧累。然而，“明月”創刊伊始，雖未為《明報》盈利，但卻將其聲譽提高不少——後來《明報》從一個頗重武俠、馬經之類內容的市民報章轉而為知識分子階層所看重，“明月”可謂功不可沒。

“明月”能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某些學術話題的長期探討：“比如‘紅學’、‘中醫與西醫’，《明報月刊》探討了幾十年，至今仍在堅持，有時候可能是小一些的文章，但是這種探討一直沒有中斷。”作為一本非專題類的刊物，能將這種傳統持之以恆，編者的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1] 

《明報月刊》是金庸於1966年創辦的，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金庸為保存中華文化傳統文化，因而創辦了《明報月刊》，希望藉此傳承中華文化的薪火。《明報月刊》創辦到今天已有56年曆史，是海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化雜誌，對推動中華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着不可取替的作用。1991年，潘耀明開始接手主編《明報月刊》。

《明報月刊》作者名家如雲。中國最初的傷痕文學、陳若曦寫的如《大青魚》《尹縣長》《耿爾在北京》等，都是70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因政治原因被腰斬，也在《明報月刊》全文登載。此外，60年代後期，在內地的無名氏(卜乃夫)輾轉託人把《金色的蛇夜──續編》帶來香港，於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在《明報月刊》連載。 ^[2] 

金庸曾撰文指出：“我們創辦《明報月刊》，目的就是希望盡力保存中國文化。《明報月刊》的基本風格、基本使命，還是維持到現在，我覺得《明報月刊》在海外跟中國文化事業上，起了一定作用。《明報月刊》的作者幾乎包括了與中國文化知識有關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説得上是‘羣星燦爛’。”

白先勇認為，《明報月刊》“樹立了一種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現在，她的優良傳統都得以薪火相傳，一直是世界華文讀者的重要精神糧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