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多爾·日夫科夫

1911年9月7日，日夫科夫生於鮑泰夫格勒附近的普拉維茨村。他的家鄉離首都索非亞不遠，在1878年保加利亞獨立前，那裏的居民曾以堅定地抵抗土耳其的統治而馳名遐邇。到他出生的時候，那裏的生活還十分貧困，經濟狀況比較蕭條。日夫科夫的家庭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母親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他在本村的小學唸了八年書，然後離家去首都索非亞，以謀取更好的生活機遇。他在那裏上了繪畫與雕刻高中，完成學業後，進了一家國營印刷所當徒工。

20年代末，他參加了印刷所裏的共青團組織，1930年前後，擔任了國營印刷所的團組織書記。1932年，他又加入了印刷所的共產黨支部，並擔任了索菲亞的第2區區委委員。1934年時，他已擔任了區委書記和索非亞州黨委委員。當時他年僅23歲，正是風華正茂，渾身充滿了革命的激情。30年代早期，他還積極參加了當地的工會運動和由共產黨所組織的文學俱樂部。日夫科夫以後曾回憶説：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1937年—1955年）“我當了12年印刷工人，然後，到1938年我成了職業革命家。我那時的處境是十分不穩定和危險的，並曾被前總理基蒙·喬治烏逮捕入獄，受到殘酷的折磨”。

30年代後期，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活動遭到反動政府的鎮壓，日夫科夫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捕入獄的。1941年保加利亞正式與軸心國結盟，國內的法西斯統治日益猖狂。但是共產黨組織沒有停止自己的活動，許多共產黨人在地下頑強地進行着反法西斯、爭取祖國自由的英勇搏鬥。同年，日夫科夫任命為尤奇布那爾區黨委書記，這是索非亞的一個工人生活區。次年，他再次加入保共索非亞州委，為黨領導的反法西斯解放事業努力工作着。1942年—1943年，蘇聯紅軍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後，保共中央立即抓住時機，把全國的地下游擊隊組編成一支人民解放起義軍，並把全國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索非亞州所屬的第一作戰區指揮官在1943年把日夫科夫派往鮑泰夫格勒地區，幫助在那裏組織黨的武裝力量。在他的積極參與下，次年4月，保共最大的武裝部隊查德瓦支隊（以16世紀保加利亞抵抗土耳其鬥爭中的一個遊擊領袖命名）重新建立起來了，並被編為第一保加利亞紅色旅，成為黨的一支重要遊擊力量。日夫科夫作為這支隊伍駐索非亞的聯絡官，以“揚可”和“馬可”的化名，穿梭往來於旅指揮部與起義軍中央指揮官之間，指導部隊的戰術活動和組織工作。同年7月，他又被任命為第一作戰區的副指揮官。

1944年蘇聯向保加利亞宣戰後，為保加利亞人民的抵抗鬥爭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時，日夫科夫受保共中央委託，在索菲亞組織並指揮一次人民武裝起義。9月8日，首都上空響起了人民起義的激烈的槍聲，在短短兩天內，日夫科夫領導紅色支隊控制了首都的局勢，摧毀了保加利亞親軸心國的法西斯政權。接着，以共產黨為核心的祖國陣線聯盟取得了政權，保加利亞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起義勝利後，黨領導的一些武裝力量轉為維護新政府的公安力量——人民警察，部隊的指揮人員也都轉入人民警察的總指揮部。這時已晉升為上校的日夫科夫擔任了人民警察的指揮官。在他的領導下，人民警察清除了成千上萬名法西斯分子和反共分子。同時，日夫科夫還擔任了保共索非亞州委第二書記的職務。1945年8月，他被保共中央全會提名為黨中央候補委員。

在保共領袖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領導下，1947年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了，同年頒佈了人民民主國家的根本大法——季米特洛夫憲法。1948年12月底，保加利亞工人黨同保加利亞工人社會民主黨在馬列主義綱領基礎上合併後，召開了保加利亞工人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決議宣佈，黨正式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並宣佈黨和全體保加利亞人民的主要任務是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日夫科夫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黨中央正式委員。這一時期，黨內的鬥爭曾有所激化，但日夫科作為一個忠誠的黨的工作人員，在黨內的地位依然穩固上升。1948年前後，他擔任了黨中央組織和指導部的負責人。1949年，他同進擔任了索非亞州委第一書記、索非亞祖國陣線主席和索菲亞市人民會議主席。

1950年1月，日夫科夫又被選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時，全面負責索非亞州的領導工作。第二年，他當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蘇聯共產黨採取了集體領導、黨政分開的做法，這在保加利亞引起了反響。保共中央第一書記契爾文科夫辭去了黨內的領導職務，專任政府總理一職。在1954年3月舉行的保共六大上，日夫科正式接任黨中央第一書記。蘇共黨的變動，一直對保加利亞產生重要影響。赫魯曉夫在蘇共黨內地位的加強和隨之而來的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評，也在保共黨內產生反響。在1956年4月的保共中央全會上，日夫科夫指出，保加利亞要從蘇聯的事例中吸取教訓，他公開批判了契爾文科夫所犯的“個人崇拜”和其他方面的錯誤。會議撤換了契爾文科夫的總理一職。1957年，日夫科夫在赫魯曉夫支持下，進一步肅清了黨內的“反黨集團”的活動，鞏固了保共的領導層。

1958年6月，保共七大在國內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形勢下召開。日夫科夫在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中總結了保加利亞在兩個五年計劃以來所取得的建設成就，指出保加利亞已經消滅了剝削和剝削階級；人民共和國已經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具有發達的工業和大規模合作化和機械化的農業的社會主義工業一農業國。

在保共七大以後，保加利亞在加速發展國民經濟方面取得了新成就，第三個五年計劃（1958年—1963年）提前兩年完成。在國家和經濟領導方面採取了一些改組措施。1962年11月，在保共召開的八大上，總理於哥夫被指責“極大地侵犯了社會主義法制”，並被撤了職。幾天後，在國民議會上，日夫科夫被一致推選為總理。

日夫科夫曾經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沿着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道路，按照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基本規律要求前進”，“革命的普遍原則和規律是一個主要的關鍵問題，而民族的特殊形式及其運用的途徑問題，只具有從屬的作用和意義”。當然，也“反對不按照本國條件機械地搬用普遍規律以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反對任何忽視本國發展中民族特點的現象”。

日夫科夫1954年就任保共中央第一書記後，對國家的管理體制進行了3次較大的改革。第一次改革始於1959年，主要是針對經濟管理和行政管理體制方面進行的。行政體制上將原13個州和101個縣改組為30個行政經濟州，將縣的建制統統取消。經濟管理體制上，撤銷重工業、輕工業部等，改組成為各個專門委員會，同時放權到各個州。這些措施實施不久，由於地方主義、本位主義問題的出現，日夫科夫又將權力集中收歸中央。這樣，改革最後以失敗告終。

1962年以後，他在國內竭力避免重複蘇聯的弊病，博採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改革的長處，在不突破根本體制的情況下，摸索出一條循序漸進、實際可行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穩定發展的途徑。1964年他主持試行國家經濟領導新體制，貫徹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的精神，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1966年，這一新體制在全國正式實行。

1968年，日夫科夫又在黨中央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設想，如修改憲法、設立國務委員會、建立經濟協調委員會、農工聯合企業、制定經濟法等。這些設想在後幾年的實踐中有了體現。

1971年全面推開了第二次體制改革。4月保共十大通過了被稱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大法”的憲法，宣佈保加利亞已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向“全民國家”轉變，進入了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5月，全民投票通過了這部憲法。根據這部憲法，國民議會主席團由國務委員會代替。7月，日夫科夫當選為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理一職由託多羅夫接任。這次改革主要是在堅持國家集中指令性計劃的前提下，突出強調經濟槓桿的作用，運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新體制運行的前期，生產關係得到初步理順，國民經濟開始朝好的方向轉化。

70年代以後，經濟發展開始出現停滯。1976年，日夫科夫提出經濟發展的“高質量一高效率”方案，實行“新經濟機制”，開始第三次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次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在所有生產和非生產領域都普遍實行獨立經濟核算和自負盈虧。為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同時對國家的領導體制、科技體制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這次改革與前兩次改革相比，有了明顯的深化。

1981年，保共召開了十二大，會上恢復了1949年後被廢除的總書記一職，並選舉日夫科夫擔任此職務。大會在日夫科夫主持下，肯定了以往一系列的改革成果，決定在國家領導和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繼續進行改革。次年，保加利亞全面實行了新經濟體制的改革。

縱觀日夫科夫領導的這些改革，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每次改革雖然都涉及到很多方面，但沒有觸及的卻是中央集權下的指令性計劃式的管理（這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裏學來的經驗）。因此，這些改革在實施的過程中，總顯得步履維艱，所謂艱難的改革，所謂艱難的改革之旅、收效甚微的改革成果，即是最好的註腳。

進入80年代以後，在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影響下，日夫科夫代表保加利亞共產黨在1987年7月中央全會上提出改革的總構想（“7月構想”），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統一和多樣化、黨的地位和作用、社會主義的自治原則等方面，均提出了改革設想。但“7 月構想”的結果和前三次改革的結果一樣，不但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使國民經濟發展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通貨膨脹、商品短缺，嚴重影響了人民羣眾的正常生活。所有這些，引起了包括保共高層領導在內的人們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保加利亞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與國外反對力量相呼應，紛紛組織活動。1989年10月，“保衞人民獨立組織”趁歐安會35個成員國在索非亞召開環保會議之際，在首都組織進行反對政府高壓政治的遊行示威。新成立的“支持工會”在不同場合表達了要求政治多元化的主張。“生態公開性”組織以保護環境為藉口，組織羣眾簽名，進行政治請願。

起初，對這些反對派的行動政府採取了極力反對和指責的態度，並動用警察進行制止，但未能奏效。1989年10月28日，“保衞人權組織”、“生態公開性”等反對派團體上街舉行遊行集會，強烈要求結束保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實行政治多元化體制。10月29日，日夫科夫首次公開表示在保加利亞實行政治多元化，主張“讓意見不同、立場不一的正式社團和非正式社團並存”。從此，不得已而為之實行的政治多元化在保加利亞蔓延開來。

與此同時，保共領導對日夫科夫多年採的“一邊倒”政策也表示了嚴重不滿。1989年10月，這種不滿情緒逐漸明顯和外露。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佩特爾·姆拉德諾夫致信中央委員會的各位委員，公開宣佈了他對日夫科夫所推行的路線和政策的不同意見。

11月8日，朱羅夫將軍、盧卡諾夫、姆拉德諾夫等中央政治局委員當面要求日夫科夫立即辭職。11月9日，日夫科夫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被迫辭職。11月10日，保共召開中央全會，解除日夫科夫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選舉外交部長佩特爾·姆拉德諾夫擔任中央總書記。

姆拉德諾夫任職後的1989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會上對政治局和書記處做重大改組，親日夫科夫的4名政治局委員和2名政治局候補委員被開除出政治局，日夫科夫的兒子弗拉迪米爾·日夫科夫也被逐出中央委員會。12月8日，保共中央全會決定解除日夫科夫等22名中央委員的職務。11日，決定開除日夫科夫等人的黨籍。以後，日夫科夫被軟禁在索非亞郊區一個偏僻的別墅裏。1992年9月，保加利亞最高法院判處日夫科夫7 年監禁，並罰沒2100萬列弗上繳國庫。從此，日夫科夫這位“華約”國家成員國的元老，開始了長達7年的監禁生活。

1996年，“無罪釋放”。1998年8月5日，日夫科夫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