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

方令孺（1896~1976），189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個封建大家庭裏，祖父方宗誠是研究宋學的學者，曾為曾國藩幕僚。父親方守敦 ^[3]  諳熟經典詩書，在日俄戰爭時期，曾兩次去日本，受盡強國對弱國的歧視和白眼，加強了他的民族抗爭意識，回國後拒絕做清王朝的官。方令孺7歲喪母，是在父親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父親佩服秋瑾，把秋瑾的傳記寫成習字本教子女臨摹，給他們以民族主義思想的洗禮與教育，使方令孺自幼培養起自強進取的奮鬥精神。在封建大家庭裏，充滿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男尊女卑的氛圍壓抑着方令孺，她對一切不平待遇極力抗爭。她努力讀書，爭取有不亞於男性的成績。她5歲就開始讀書，坐在姐姐的膝蓋上識字、背誦詩詞。在家庭女兒排行裏，她排第9，侄兒侄女很多，大家都尊敬她，叫她九姑。在姐妹中，八個都纏了腳，只有她反抗，沒有纏腳。她長得聰明伶俐，但長輩們都不喜歡她，説她性情倔強、粗野，不許她上學，常常打罵她並把她關在屋裏，要她服侍兄弟，稍有不順，又打又罵。但她能在受壓抑、束縛的環境裏自我娛悦。有一天她跑到花園裏，在一叢荒草中，發現一棵盛開的海棠，她快樂極了，看那清風吹過，粉白的花瓣在空中輕飄着，落在青草上，她幼小的心靈感到不可言説的喜悦，她靜靜地觀看，惟恐一出聲，這快樂會隨風飛去。她從海棠花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在她苦澀的童年裏，她有兩個愛好：一是讀書；一是欣賞自然。

她祖父母死後，伯父任族長。她父親因喪妻，帶着八個兒女從省城安慶遷回偏僻的桐城隱居，親自教子女讀書，給令孺老師打下了堅實的國學根基。這時，她家經濟並不寬裕，靠伯父分給的田產為生，她父親不得不經常外出借債。19歲時，伯父為高攀豪門，把她作為升官工具，許配給南京陳姓大官僚地主家。她丈夫是一個嬌生慣養的人，儘管她父親對這樁婚事也不滿意，但又不敢反抗。她婚後與男方相處，無共同愛好興趣，生活、思想各方面矛盾重重，加上彼此輕視，精神上非常痛苦。

“五四”運動民主自由思想的浪潮也波及到桐城、南京，令孺老師鼓起勇氣，決心要掙脱封建大家庭的羈絆。1923年她把一個兩歲的女兒放在祖母家，帶着一個8歲的女兒，隨丈夫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讀書。她開始與社會接觸，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還結識了一些進步青年。同學孫寒冰很同情她的遭遇，介紹她讀易卜生的文學名著《娜娜》。這本書對她觸動很大，她再也不能容忍那種虛偽、壓迫的屈辱生活，1927年她帶着兩個孩子離開丈夫，到威斯康辛大學讀書。但因學校當局認為她是已婚婦女，應該在丈夫身邊，不許她註冊，她據理力爭也無用。後來，她機智地利用美國風俗：年輕姑娘不論到哪裏都須有一個結過婚的婦女做監護人，她是和外甥女虞之佩一道去的，她就藉此理由，作為虞之佩的監護人，才被允許註冊。但女生部主任還經常把她叫去訓話，故意找她麻煩。這時，她和孩子的生活費仍靠丈夫供給，丈夫寄錢很少，常常使她們母女捱餓，房主見她窮，也常常刁難她。她就利用假期去海上捕魚，獲得微薄補貼來維持生活和學習。她清楚地知道，這是在為她今後獨立生活創造條件。在威斯康辛大學，她又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他們一塊談論海外的大詩人、大音樂家。她外甥女的丈夫胡敦元，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曾啓發她正確認識國內的政治形勢，她開始反對禍國殃民的政權，積極參加該校的學生會工作，和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分子作鬥爭，還參加進步同學的讀書會，並開始對共產黨產生好感。

1929年丈夫回國，帶走了兩個孩子，方令孺留下繼續學習，但因思念女兒，不久她也回到了祖國。回國後，夫妻間的矛盾激化，貌合神離的生活終告結束。她決定捨棄優越的家庭生活，與丈夫分居，去過艱苦的日子，獨自撫養三個未成年的女兒。

1930年春，由清華大學教授鄧叔存介紹，她到青島大學中文系任講師，教一年級國文，成為當時國內大學極少數的女教師之一。她帶着小女兒去青島教書，另兩個女兒放在陳家祖母處。她自信出國學習6年已為她獨立謀生創造了條件，只要努力，一定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1929年她開始寫詩，後來又寫散文。她的詩既有很深的國學修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她的散文也有詩的韻味。在這裏，她又結識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和該校中文系主任聞一多、外文系主任梁實秋等，來往密切。

1932年，她因積勞成疾，只好暫時中止兩年的教書生活，到北京姐姐家養病。後因病情需長期醫療，她又回到南京孩子們的祖母處。這期間，因重病纏身，又加上她視為知己的侄兒、著名詩人方瑋德英年早逝，方令孺深受打擊，情緒一度頗為消沉。但她常想起瑋德鼓勵她的話：“鼓起沉重的翅膀向上飛。”國家的興亡、民族的災難仍時時震撼着她，使她在消沉中奮起、掙扎。這時她和許多進步作家來往，大家常在她家聚會，她家幾乎成了文化人的俱樂部。來的青年大多是男性，陳家婆婆知道她的人品與文品，對此毫無異議。著名作家丁玲也曾多次到她家去。1933年丁玲被國民黨反動派軟禁，她還多次去看望，表示願意幫助，並向丁玲説：“我實在同情你們，尊敬你們……”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還曾給她來信，她也給丁玲寄書去。

抗戰的烽火把方令孺徹底從苦悶、彷徨的消沉中驚醒，她參加慰問傷兵，寫有關抗戰的散文。她説：“我確實覺得大時代給我的心有一種新的悸動，新的顫慄，新的要求，過去幾年死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給推倒、翻動。再也不允許我停頓、悠閒和沉迷在往古藝種的懷抱裏。我睜開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種形態的人生，各種堅毅與窮苦的面孔。”個人的苦痛“和那個千萬人最大的苦痛比起來，實在太渺小了……”從此，她跳出個人的小圈子，從過去的只為個人獨立匯入到進步的潮流中。

抗戰結束後不久，國民黨發動內戰。她又在上海與進步師生共同組織反內戰反飢餓的鬥爭，給人民解放戰爭以有力的聲援和配合。

新中國成立後，她在復旦大學任教，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參加社會活動。1949年冬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當選為上海市婦聯副主席、上海文聯委員。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參加赴朝慰問團，深入朝鮮前線訪問浴血奮戰的將士。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由復旦大學教授調任浙江省文聯主席、黨組委員。她先後被選為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期間遭到迫害，“四人幫”粉碎前夕不幸病逝。 ^[4] 

關於方令孺的家世，一直以來有不同的説法。很多人説她是清代方苞的後裔。方令孺好友趙清閣這樣寫她：“她不愧是清代桐城文宗方苞之後…………”。 ^[5]  方令孺學生、復旦教授吳中傑在《復旦的新月——記余上沅和方令孺先生》一文中，也有這樣的説法：“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開創者之一：方苞，就是她們的祖上。” ^[6]  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方令孺散文選集》中，龍淵、高松年寫的序言也説，方令孺“1897年生於安徽桐城的一個詩禮官宦之家，屬方苞世族後裔”。 ^{[7]  [9]} 

但是，方令孺侄子舒蕪在《我非方苞之後》一文中，曾明確指出：“桐城有三方：桂林方、魯谼方、會宮方，同姓不同宗。方苞是桂林方，我是魯谼方，不是一宗。” ^[8]  舒蕪的父親方孝嶽是方令孺的胞弟，據此，則方令孺也屬於桐城魯谼方一脈，而非方苞之後。 ^[9] 

譯著文集《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