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地理學派

以克魯格曼、藤田等學者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形成於20世紀90年代，新經濟地理學派的宗旨是將經濟地理學，即區域經濟學帶進主流經濟學的殿堂。正是從這裏出發，其分析區域問題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經濟學的，其理論的基石建立在三個命題之上：

是收益遞增。由於生產規模的擴大帶來產出的增加，從而帶來生產成本的下降，各國或區域間通過發展專業化和貿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經濟規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區，其規模優勢遠遠大於某一個部門或產業的集中優勢，從而為地區獲得競爭優勢創造了前提。

是不完全競爭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創立的不完全競爭模型，被克魯格曼引入到區域經濟的分析當中，例如，由於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製造業發展起來之後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處於農業地區，兩者的角色將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被 “鎖定”，從而形成中心區與外圍區的關係。

是運輸成本。假設以保羅·薩繆爾森引入的“冰山”理論的形式存在，即假設只有製成品有運輸成本，任何製成品的價值在運輸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了，而不是設計一個單獨的運輸業的存在。由這三個基石，設計出區域經濟的“中心一外圍模型”。這個模型是新經濟地理學派對區域經濟學的主要貢獻。

地理學尤其是經濟地理學與經濟學關係密切。一方面，可以這樣説，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發現位置和場所與經濟過程相關。例如，1826年杜能就在其名著《孤立國》中生動地描述了土地由於距離城市中心位置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和用途。100年之後，在繼承和發展杜能理論的基礎上，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 (1929)、克里斯泰勒 的《德國南部的中心地》以及廖什的《區域經濟學》又復活了長期存在的德國區域理論學派。作為德國區位理論學派真正的繼承者，從70年代開始區域科學在區域科學家艾薩德的倡導下迅速發展起來。其他的經濟學家如繆爾達爾和卡笛爾也開始在空間聯繫方面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經濟地理學的發展一直借用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工具，比如在20世紀，經濟地理學受到許多經濟學説的影響，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長極和區位理論 、凱恩斯的商務循環模型、米達爾的積累因果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 。

然而，經濟學與地理學並不是建構在一個科學的系統之中。長期以來，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對地理學採取抵制態度。除了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以外，經濟學基本上是非空間的，而且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從來就不屬於主流經濟學的範疇。經濟學家總是藉助於抽象和簡化的模型，試圖在地理學之外來解決經濟問題。特別是在“二戰”以後，“經濟學家似乎從來不願承認自己與地理學之間存在重要的和持久的關係”。他們對地理學的一點點興趣僅僅來自於少數的非主流經濟學家 (如Myrdal和Kaldor)。

但從80年代末期以後，經濟全球化趨勢使一些傑出的經濟學家似乎突然開始發現經濟地理學的價值。克魯格曼在《地理學與貿易》一書中首先提出“新經濟地理學”這個存在爭議的新科學名詞。此後，他又在《發展：地理學和經濟學理論》、《自組織經濟學》和最近與他人合作的《空間經濟學》(1999) 以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試圖致力於創建“新經濟地理學”。他試圖“使人們接受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主要分支學科”。其他一些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也贊成他的看法，如商業經濟學家波特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鏈對於決定該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克魯格曼的看法相類似，波特也認為：有必要將經濟地理學帶入經濟學的主流之中，並使其成為經濟學核心的分支學科。其他許多經濟學家，如Anthony Venables、Masahisa Fujita、W. Brian Arthur和Bruhart也加入了建設“新經濟地理學”的運動。

隨着建設“新經濟地理學”運動的擴展。一些經濟學家開始認真地評論起這次“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回歸”（詳見Dymski；Ottaviano and Puga；David；Schmutzler）。由於經濟學家的研究興趣有所差異，因此他們對地理學所關注的焦點也有所不同。儘管如此，但是他們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場所與經濟過程相關，經濟地理學應該作為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分支學科迴歸到主流的經濟學中來。

根據馬丁的觀點，經濟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基本包括2個重要主題，即：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分析。在傳統經濟學中，報酬遞增、完全競爭和比較優勢是3個基本的假設條件。最近，經濟學家對報酬遞增的興趣又開始復興 (如Buchanan and Yoon)，克魯格曼也參與了報酬遞增理論框架的構建。

按照“新經濟地理學”，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對於決定貿易、集聚和專業化比報酬穩定和完全競爭更加重要。事實上這2種理論框架存在許多差異，相對而言，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假設更加複雜和現實。例如，在完全競爭的假設條件下，代理商往往根據價格來決定產品的種類和數量，而不去考慮其他代理商的行為決策。相反，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個代理商的行為決策往往要考慮其他代理商的影響。“新經濟地理學”的報酬遞增模型主要用來解釋產業活動在區域上的配置以及在地理上的空間集聚現象（最早運用報酬遞增來解釋地理空間集聚的並不是克魯格曼，主要有馬歇爾主義和錢伯林主義2種傳統方法）。克魯格曼認為“資金外在性”對於形成國家內部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不均衡分佈是重要的。在傳統經濟學中，“技術”與“資本”這2種外在性要素之間長期存在着界線。克魯格曼認為：在報酬穩定、完全競爭條件下這種分界是無益和無效的。克魯格曼更關注“資金外在性”(即市場規模效應)，而不是“技術外在性”(公司之間研究成果的轉移)。與這些向心力相對應，也存在着如租金和工資成本等離心力使產業活動趨於擴散。但從總體上説，交通成本和勞動力的可移動性是決定空間集聚與擴散的關鍵因素。

“新經濟地理學”的另一主題是“新增長理論”。據該理論，新古典集聚理論在區域尺度上比在國家尺度上更適用。經驗顯示：如果資本和勞動的報酬減少很慢，或者根本就沒有減少，結果將導致區域的擴散或極低速率的集聚。如同“新貿易理論”引起了對空間集聚的興趣一樣，主張勞動和資本報酬遞增的“新增長理論”也引起了“新經濟地理學”對區域集聚的興趣。根據“新經濟地理學”，資本外部性的相對規模、勞動力遷移的動力和交通成本將決定經濟活動和財富在空間配置上的區域整合程度。

除上述2方面以外，克魯格曼還對抽象並且有些不確定性的複雜性理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並以此迴應亞瑟關於複雜性和自組織概念對於描述報酬遞增和外部經濟學是有用的討論。按照克魯格曼的觀點，複雜性的主要特徵是複雜系統經常表現出隨機的自組織性：始於無序的初始狀態，向高度有序的狀態發展，在統計學上表現出非常簡單的規律性。與亞瑟不同，他建議用非線性動力模型來定義報酬遞增，適用簡單和規則的模型來描述與其相關的複雜系統。

在西方學術界，由克魯格曼及其同事所倡導的“新經濟地理學”得到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比如，Ottaviano和Puga認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為經濟學家研究區位提供了一種新方法”。Schmulzler則認為：“新經濟地理學”除了引起主流經濟學家對區域經濟研究的興趣外，至少在2個方面對經濟學著作做出了貢獻：(1)“新經濟地理學”把報酬遞增運用到規模上來解釋集聚模式。該思路提供了將區域經濟學中不同研究方法連接起來的一個框架，如離心力與向心力、一般均衡假設和個體相關選擇等方法；(2) 克魯格曼 的“新經濟地理學”對國際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更好的解釋。

雖然地理學家歡迎其他學科對區位和場所進行研究，但對“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卻持批評態度。

新經濟地理學是1990’s初由克魯格曼(PualKrugman)為代表的一批主流經濟學家提出的。其研究的主要議題包括經濟活動的區位問題和經濟空間過程。在思想上，新經濟地理學應用新增長理論，強調報酬遞增，強調內生化比較優勢，方法上採用了經濟學領域一貫使用的數學模型方法，試圖在理解經濟活動的空間現象和空間過程中尋求其動力學機制，與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相比較，二者有着共同關注的問題。但是從研究方法上説，新經濟地理學有明顯的創新。

在最近幾年新經濟地理學逐漸被介紹到中國（李小建，2002，顧朝林，2002，王錚等，2002）。介紹者對新經濟地理學表現了不同的態度，不過否定的意見居多，在一些非公開場合，一些中國學者表示了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強烈反對，出現了熱烈的爭論。

一些學者認為新經濟地理學的出發點是報酬遞增；這種説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報酬遞增是新經濟地理學依賴的新增長理論的基礎，它導致了新增長理論，沒有出現為特殊的地理問題。新經濟地理學的一個出發點是引用多部門理論來討論經濟地理過程。在這裏部門已經化成區域，形成多區域理論，這與傳統區位論、區域科學強調一箇中心的習慣更為接近實際情況。遺憾的是，這種分析基本上限制在兩區域情況。兩區域模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杜能（von Thünen, 1966）。在杜能那裏，空間有兩個區域，一個是城市，它消費農產品，一個是農村，它提供農產品，空間均衡，最終導致產業帶區位現象發生。但是在杜能模型中，這兩個區域的分工是先驗的、外生的。新經濟地理理論的出發點是針對古典區位論中城市的外生性這一理論缺陷，試圖把城市內生化，以發展新的理論。

克魯格曼最初利用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 Stiglitz J.,1977)的內生分工理論來構建自己的基本模型。克魯格曼模型的基本假設是：一個兩部門經濟系統，農業和工業。其中農業部門的勞動力不可流動，生產單一產品，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是完全競爭市場；工業部門由多個廠商組成，每個廠商只生產一種產品，產品間可相互替代，規模報酬遞增，勞動力可自由流動，市場結構是不完全競爭。模型的結構包括消費者行為，廠商行為和運輸成本三部分。消費者對工業品的消費行為可以分解為兩步來理解，即：（1）在工業產品效用一定的條件下，消費者追求的是獲得工業產品效用的支出最小。（2）在總收入約束下，消費者以獲得最大的產品效用為目標。其中定義的工業產品價格指數與廠商數量成負相關。廠商行為則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由於生產投入只考慮勞動力，所以廠商的利潤就是收入與工資之差。結合利潤最大化的條件，可以得到均衡狀態下的產出，勞動力和廠商數量。如果廠商可選擇不同地點進行生產，產地到消費地之間沒有運輸費用，運輸成本考慮的只有運輸損耗，由此導致工業產品在產地的價格和消費地的價格不同，從而使消費地的需求發生變化，總需求量也隨之變動。在需求和供給相等的一般均衡裏，模型的三個部分閉合。得到的結論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系統中，每個廠商的均衡產出只與勞動力閾值和邊際勞動力投入，以及產品替代性有關。克魯格曼在這裏引入“冰山”運輸成本(Iceberg form of transport cost)，也就是説工業產品從產地運達消費地的完好率不是100%，例如，若途中損耗是20%，那麼工業產品在消費地的價格是該產品在產地價格的1.2倍。“冰山”運輸成本導致產品價格出現區域差異，兩區域的產品需求和價格指數發生變動，由此引發了本地市場效應和價格指數效應，從而導致了經濟地理差異。模型通過一種產品種類代表一個廠商的假設，把廠商區位內生在模型中，通過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對更高的實際工資的追隨)説明了一個兩區域經濟如何形成工業核心—農業邊緣區模式。在這裏用聚集解釋了城市的生長，使得城市內生化。勞動力可移動性和運輸成本是集聚的動力因素。關於聚集的結論是這樣的：運輸成本與聚集的關係是非單調的；運輸成本在較高和較低的水平時，廠商都傾向於分散在各自的市場；只有在中間水平時，廠商趨向集中在一起，發生聚集。在這些分析中作者實質上使用了新增長理論的報酬遞增觀點，從而使城市規模的擴大效益增加，產生聚集。

新經濟地理學在科學思想的一個巨大進步是用多區域分析代替了傳統的空間分析。在傳統的空間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模型分析中強調空間概念以至於在建立了模型後由於空間背景的複雜和不連續，使得模型缺少分析功能。其次，實際的地理單元以國家、區域形式開展自己的經濟活動，區域的第一個特性就是它的整體性（李春芬，1959）。傳統的空間經濟學和經濟地理學模型分析不能有效地表達這種整體性功能所以它們的研究往往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也導致了關於一般數學模型方法不能解決經濟地理問題的看法。新經濟地理學着眼於區域而不是空間，既克服了模型分析的數學困難，又逼近了真實地理事物，是新經濟地理學方法論的進步。新經濟地理學的大部分模型分析涉及兩部門——兩區域經濟系統，構建多部門——多區域經濟系統的研究正在起步。所以説它的發展還是任重道遠。在這種發展中，克魯格曼患得患失受到傳統約束，想突出空間，以至於使得他後期的工作變得遜色。但是他畢竟開闢了正確的方向。

新經濟地理學的第二大進步是：系統地引進了一般經濟理論和模型分析思想，衝破了原經濟地理學從經驗認識問題的實證主義傳統。對經濟理論的系統引進，特別是它對個體消費者和廠商的相互作用的重視，為經濟地理現象提供了一種解析基礎，從而將微觀過程與宏觀過程結合，為經濟地理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在思想方法上，強調模型及其假設，使得理論可檢驗性、可改進性提高，研究者可以從觀察結果反推模型與假設的問題，從而完成地理學模型從簡化到精確模型的發展，向我們展示了新經濟地理學的邏輯力量。

我們認為，新經濟地理學的這兩大思想進步，是地理學家繼續發展經濟地理學所需要接受的。其中，多區域分析思想在中國地理學中實際上已經長期存在。中國經濟地理學者在長期的獨立發展中，形成了眾多的區域經濟思想，強調區域協作、中心經濟區等，儘管有計劃經濟的色彩，但是這是以區域具有整體性、存在多區域為基本前提，所以中國地理學可以比西方正統地理學與新經濟地理學有更多親和力。

在具體科學問題方面，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我們認為近期下列一些問題可以突破。

l區域經濟一體化

新經濟地理學注意了區域聚集，卻忽視了整個區域過程，從而侷限了它的功能。區域聚集一般伴生着產業化－專業化－同盟化－一體化的發展過程。經濟增長中的區域發散與收斂、區域經濟追趕問題，這些當前經濟增長理論的熱點，都屬於這個體系。經濟一體化是當前世界的潮流，無論這種一體化是否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經濟地理學家卻不能忽視這個問題，特別是一般意義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全球是一個特殊的區域）。這些問題的解決比之解釋聚集的發生更有現實科學意義。因此，經濟地理學需要更多介入。在這個問題的介入中，思想上需要突破的是地理學家牢記李春芬（1959）強調的區域的整體性、差異性是地理學對象的本質，而不是空間性。正因為空間性才使我們只見聚集不見區域過程。王錚、葛昭攀模擬研究了開放經濟下區域一體化過程，研究發現，區域網絡中當存在巨大的知識缺口時，區域一體化會導致區域內部差距加大。

l溢出的地理過程

溢出儘管是早就發展的科學概念。格羅斯曼和霍爾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提出，知識溢出對區域的經濟共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從而使知識溢出成為了一個地理學問題。Verspagen (1992)，Caniëls（2000）強調，區域的溢出具有擴散性質，並且用中心地理論來討論區域知識溢出，從而把空間因素引進了經典的溢出理論中，使得溢出的地理特色更為突出。當前，進一步認識貿易、技術、知識溢出的地理學性質，已經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注意（Eaton, Kortum,2002），地理學家在這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特別是注意溢出與空間聚集的關係。當前可能的突破口是認識知識只有部分共享性，它可能導致的空間聚集、區域收斂與發散，以及技術發展而不是資源導致的比較利益優勢是經濟地理學家應該完成的工作。對於溢出的空間過程，王錚等（2003）提出溢出強度除了隨距離衰減、與知識缺口有關外，還與區域的需求有強烈關係。這裏的區域需求包括生態環境水平、文化地理特徵。這個分析使得溢出理論地理化。

l聚集的複雜性

新經濟地理學關於聚集的研究僅僅討論了城市是怎樣發生的，不能説明城鎮體系的存在。城鎮體系是一種複雜現象，它有聚集的原因，也有區域聚集同盟化的色彩，它也需要一種內生解釋，同時也需要歷史主義的“路徑依賴”解釋。實際上在一個區域範圍內部，無論有沒有充分的差異導致先天的比較利益存在，但是城鎮體系比城鎮有更多內生化起因。其次，與聚集共生的是產業集團的區域存在(Curzio, Fortis, 2002)，所謂產業集團的區域存在是指相同和不同產業的企業在某個空間範圍聚集，這種聚集帶來產業區和產業空間網絡，形成特殊的物流系統，它們對區域發展關係重大，產業集團的形成與其説是報酬遞增的結果比如説是溢出的結果，溢出導致的聚集的複雜性，需要進一步認識。再次，聚集總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完成的，它繼承了傳統的比較優勢，這裏導出路徑依賴問題。這是典型的地理問題，還缺少研究

l可持續發展

區域可持續發展被公認為地理學問題，一個完整的經濟地理理論體系，不能不包含區域可持續發展問題。到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在各種新經濟模型中也沒有得到體現，由此本文認為將區域的資源、環境等地理因素引入到新經濟增長模型，並且內生化某些成分，是新增長理論的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也是與新增長理論同源的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發展方向。不過這個問題涉及到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廣泛化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在思想上，也需要突破。可持續發展的思路並不在於最大化，而是提倡適度消費，此時消費者的當前效用不一定達到最大。有一部分效用留給下一代，再下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説，消費者效用不只是一期，可能要考慮多期的效用，這與新增長理論的多期效用思想一致，多期最優化，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找到了與新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結合的基點。

“新經濟地理學”的另一個缺陷是沒有意識到技術對經濟過程的重要性。從外部性上來看，“新經濟地理學”強調的是資本外部性而不是技術外部性，這樣技術溢出的外部性在“新經濟地理學”中便沒有得到重視。恰恰相反，80年代後許多經濟地理學家開始研究技術對促進產業增長、區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如區域產業發展被認為是本土化的過程等。而克魯格曼將外在經濟和區域產業集聚與國際貿易聯繫起來，對產業地理學進行了一次不小的修正。

“新經濟地理學”除了其方法及理論框架在認識論上的侷限之外，更致命的是他們對地理學不甚瞭解。克魯格曼在其標誌着“新經濟地理學”運動開始的名著《地理學與貿易》一書的參考目錄中僅引用了4條地理學的條目，其中的2條分別是1927年和1940年的。在最近的《發展：地理學和經濟學理論》一書中，克魯格曼僅僅參考了地理學家們的2項主要研究內容。其他“新經濟地理學”的作者如Arthur和Barro以及Sala-I-Martin根本就沒有引用地理學家們的研究成果。即使克魯格曼引用地理學家的工作，也經常拼錯他們的名字，在他1995年出版的《發展：地理學和經濟學理論》一書中就可以發現這種情況。

儘管“新經濟地理學”家希望將經濟地理學回歸到主流經濟學中，但對經濟地理學卻持輕視態度。按照“新經濟地理學”學派中的經濟學家的看法，“地理學家常常簡單地反對模型，反對定量，反對明確”(特別是由於他們在數學建模上的不足)。克魯格曼對最近經濟地理學放棄空間科學 (數學建模) 而轉向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等的研究方式感到相當的迷惑不解，其他的經濟學家也有類似的感覺。在他們看來，定量方法及數學模型是描述和表示經濟世界的最佳方式，地理學家最近卻放棄這個傳統而尋求更加“模糊”的方法是不明智的。事實上，當讀到有關“新經濟地理學”特別是克魯格曼的著作時，許多地理學家對其中傲慢的詞語和看法感到憤慨。克魯格曼和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一開始就意識到大多數經濟地理學家可能沒有認識到“地理學”所代表的真正意義。當克魯格曼開始建立“新經濟地理學”時，他就預言地理學家不會喜歡他對“地理學”術語的用法和他的模型。

克魯格曼聲稱：“新經濟地理學最明顯的貢獻是它幫助結束了主流經濟學中不考慮空間結構問題的做法”，但地理學家事實上已經做了許多他們想要做的工作。

儘管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之間有密切關係，但絕非系統性的，因為它們分屬於不同的學科體系。當20世紀70年代經濟地理學家引進經濟學理論和方法時，經濟學家似乎不想與經濟地理學家進行交流；今天，經濟學家試圖從理論上對地理學進行再定義，想建立一個“新經濟地理學”時，地理學家深感不安。

當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試圖把經濟地理學帶回到主流經濟學中並建立“新經濟地理學”時，事實上，經濟地理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般認為，在70年代之前，經濟地理學習慣於運用空間科學及區位理論的實證主義方法。70年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開始統治社會科學研究的前沿領域，經濟地理學便從80年代中期引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在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方面都取得相當豐富的成果。在80年代後期，經濟地理學似乎沒有及時地抓住世界經濟的迅速變化 (即高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全球化等等)，仍習慣於用傳統的理論 (如新古典凱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 來描述經濟發展，其發展過程被悲觀地描述為“危機”和“不確定性”。80年代以後，經濟地理學學科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等範疇都得到了明顯擴充，其思想包括法國的規則理論、Schumpeteriran技術溢出模型和制度經濟學理念。最近，經濟地理學又轉向經濟社會學和文化理論來尋求靈感。

按照法國的規則理論，經濟地理學中的產業組織已經經歷了一次根本的過渡，即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前者以標準的批量生產為特徵，後者則是更加具有彈性的生產方法，如“彈性專業化”。加州學派認為，這種產業組織向彈性專業化的轉變將會產生許多新的產業區，從而又恢復了經濟地理學有關空間集聚研究的重要意義。Martin 和Sunley認為：經濟地理學的新產業地理學和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之間存在多方面的差異。例如，新產業地理學將競爭的彈性專業化、產業區的集聚、技術和知識溢出、與社會聯繫密切的勞動力市場和正規的社會—文化特徵作為成功的地方化的前提條件，而“新經濟地理學”則強調不完全競爭、地方上的集聚簇羣、資本外部性、沒有典型的技術溢出、穩定的勞動力市場供應以及不存在正規的社會—文化特徵等方面的研究。

80年代初期開始，一批社會學家，也包括地理學家重新開始研究區域。他們認為，區域作為“後福特主義”、“彈性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的生產體系的核心應該是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礎。對於區域化的機制和作用也同樣存在着爭論。Storper將參與這次爭論的學者劃分為3個學派：(1)“彈性專業化學派”。他們對制度分析感興趣，最初從70年代中期開始由意大利學者為代表，後來由講英語國家的Piore和Sabel為主體，他們關心的是制度和產業的劃分，以通過研究由小型企業所控制的生產體制來確定彈性和專業化而著稱。(2)“加州外部經濟學派”。該學派主要研究產業組織和交易，以外部經濟學研究為代表，他們“確定產業勞動分工的彈性，通過企業內相連接的交易成本進行分析，並將其與經濟發展聯繫起來”。(3)“技術學派”。該學派的學者主要關注知識、創新和技術變化對區域發展的關係。上述3大學派都有自己的優勢和能力將區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協調中的一個基本單元 (研究平台) 從事相關的研究。儘管如此，Storper認為這3個學派都沒有解決有關區域化的爭論。在他看來，區域並不是抽象的和可以普遍被理論化的，而是被描述為“非貿易依賴”的一個地點。這些非貿易點的相互依賴，實際上是集聚的外部性，它形成了特定區域的物質與精神資產，這些都是同時期的資本主義在生產中所缺乏的。Storper還認為，既然經濟過程是不確定性的和無法避免的，在解釋區域發展時運用歷史聯繫是很重要的。在Storper的《區域的世界：全球經濟的區域發展》一書以及他最近的文章，都強調社會轉型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認為：區域增長在本質上是偶然的，為了更好地理解區域增長，有必要對區域的社會和文化結構做出研究。

全球化儘管研究方法差異較大，但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成為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新熱點。由於經濟地理學在處理地理空間尺度 (如“全球”或“地方”) 等概念得心應手，所以“全球化”一時充斥地理學的著作和期刊之中。Thrift和Amin在研究了“地方”與“全球”之間的複雜關係之後發現：要解釋全球化，不能迴避解釋“地方走向全球化”和“全球化走向地方”的2個趨勢。Swyngedouw也認為，儘管“全球化”與“地方化”有些不確定性，或者僅僅是推論，但“全球”和“地方”2個概念對於從空間上描述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是非常有用的。Herod通過對50年代美國2個工會之間衝突的研究發現，“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關係絕不是簡單的，而是由全球化中的文化和社會因素共同決定的。與此相反，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國際貿易理論” 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理空間尺度問題。對克魯格曼和他的“新經濟地理學”來説，空間不是地理學中所説的一個存在論上的關係，相反它被定義為抽象的點或區域，空間的利用最多也只是作為理論建模和概括經濟規則的工具。

經濟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常常不能把空間或位置放在恰當的關係中，而地理學家在歷史、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把空間與現實的人類社會看作一個共同體。我們引用Trift和Olds的框架來描繪新經濟地理學的前沿研究領域。按照拓撲學上的4個前提條件——閉合區域、網絡、流和位置看，將有4個主要研究領域統治經濟地理學的未來，地理學家可能已經實踐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在不久的將來也會被實踐。第一個研究領域採用“非正統但卻被廣泛構建的方法，在流通中處理國家與州及多國之間的合作、國際競爭、國際政體、規則理論的第三次浪潮、管理體制等”。這個領域基本上是“經濟學的”。第二個領域的工作與網絡的前提相對應，關注於“社會的”決定因素，包括對網絡化企業的自組織、知識區域、貨幣網絡和種族之間的商業網絡的研究等方面，該領域主要是以“實用主義、結構主義和種族地理等”方法為基礎。第三個領域的工作建立在流的前提條件下，主要關注“文化的”決定因素，研究“象團體、個人和需求以及身份和情感等問題”，其方法包括“符號學、對談話的分析、肖像學和種族地理學”。第四個領域的工作是賽伯空間地理學，主要包括後結構主義和一些“流”研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