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運動

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興起了範圍廣泛、類型龐雜的以生態運動、新女權運動、反戰和平運動、“反全球化”運動等類型為主的羣眾抗議活動，因抗議的主體、主題、方式、組織形式與傳統工人運動有很大差別，故而被稱為新社會運動。西方新社會運動以其特有的方式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的沉痾弊病，是西方左翼運動中一道奇特的景觀，也因其對時代發展的敏鋭反應、對新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揭示而成為了解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參照系。世紀疫情暴露並加劇了資本主義危機與矛盾，西方新社會運動也進入新一輪活躍期，與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匯聚成流，彰顯資本主義反對力量的存在。 ^[1]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未徹底消退，歐美髮達國家又遭遇新冠疫情公共衞生危機，再度陷入集體性經濟衰退，失業、生活成本危機、財富兩極分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生態污染等問題被疫情放大，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一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加速衰退。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發展速度減緩，尤其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體處在“集體衰退”的邊緣，新冠疫情讓本就虛弱的經濟“雪上加霜”，2020年西方國家GDP整體性呈現負增長。受疫情影響，西方國家失業率劇增。2020年4月，美國勞工統計局統計的失業率為14.7%，而實際的失業率高達19.3%，這使得美國失業率達到了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疫情疊加“俄烏危機”，導致物價和能源價格飆升。截至2022年9月，歐洲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10.9%，經濟陷入深度和長期的衰退。資本主義面臨合法性危機，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面臨着失業、不確定性和更艱難的生活，國家的治理效能低下，無力阻止疾病的爆發性傳播。

二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深。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左翼批判家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撰文指出：2021年初，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程度比南北戰爭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嚴重，社會上層和底層分別感知到兩個國民經濟：一個是繁榮的，另一個是不穩定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則加劇了這些差距。有數據顯示，至2021年1月，美國億萬富翁的收入增加了2萬億美元，卻有800多萬美國人返貧。疫情對中低收入人羣打擊嚴重，貧困率大幅度上升，特別是其深度或極端貧困增加率在疫情期間達到高峯，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收入來源和醫療保障，甚至被推到飢餓的邊緣。“窮人在災難面前脆弱得多，因為他們缺乏花錢擺脱危險的資源。”

三是西方國家種族不平等和性別歧視問題凸顯。疫情大流行加劇了本就存在的對婦女、少數族裔、移民等羣體的壓迫。女性是護理、清潔、酒店等服務性工作的主力，因而首當其衝地承受了新冠疫情的衝擊。美國國家免疫和呼吸系統疾病中心（NCIRD）的數據顯示，非洲裔、拉美裔、原住民的感染和死亡人數遠遠高於白人，幾乎是白人的兩倍，新冠疫情暴露並放大了階級和種族不平等的殘酷現實。 ^[1] 

新冠疫情襲來引發了公共衞生危機，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秩序混亂。“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反種族主義運動、反抗生活成本危機運動、“窮人運動”等大規模羣眾抗議活動席捲歐美，生態運動、和平運動、女權主義運動也活躍起來，西方國家內部掀起了新一波新社會運動浪潮。這一波運動在疫情之下呈現出一系列新特點。 ^[1] 

一是工人罷工運動回潮並與新社會運動相互滲透。由於新冠疫情疊加俄烏危機，導致食品和能源價格飆升，歐美各地人們特別是社會底層在嚴重的生活成本危機中掙扎，西方國家工人罷工回潮，各地爆發抗議運動，越來越多的工人通過罷工要求解決生活成本危機。英國正經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行業行動浪潮，護士、教師、律師、郵政工人和其他很多行業的勞動者紛紛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罷工羣眾高喊口號“enough is enough”。2023年新年伊始，法國數百萬人罷工反對政府的養老金“改革”，“黃背心”運動也重回街頭，抗議物價和能源上漲、醫療等公共設施不足、退休制度改革，將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 ^[1] 

從西方新社會運動的歷史來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工人運動的缺失和失語，然而新社會運動與工人運動不僅沒有分道揚鑣，反而在危機之下增強了團結意識。在“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種族主義運動中，美國各地工會和工人紛紛聲援抗議活動，郵政工人、公共汽車工人、碼頭工人、教師工會等都積極參與。2020年美國碼頭工人罷工的日子就選在紀念奴隸制結束的“六月節”。2021年2月，英國各地一千多名工會會員參加由工會和反種族主義者聯合舉辦的反種族主義會議。 ^[1] 

工會和工人的積極參與延長了新社會運動的生命，也擴大了其政治影響。同時，新社會運動對工人運動也產生很大影響，增強了工會團體的影響力，吸引更多的人積極參與工會組織。“大流行期間對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憤怒和對整個工人階級待遇的憤怒的融合，使得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對統治階級的威脅比之前的運動浪潮更大。” ^[1] 

二是突出了反抗資本主義的經濟訴求。西方新社會運動被描述為一種後工業社會的“文化反叛”運動，它關注的是環境、核威脅、性別壓抑、生命平等等後物質主義問題，突出主體意識、身份認同、價值追求和文化訴求。然而，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物質利益、經濟發展的話題又成為新社會運動關注的主要問題。 ^[1]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國家生活成本上漲成為民眾最關心的問題，而且遠高於環境污染、性別不平等、安全或移民等問題。工人、學生、農民、反種族主義者、反緊縮活動家、環保主義者、民主和反腐敗活動家等都積極參與各類抗議活動，並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時期找到了共同點，更加突出經濟訴求。美國華盛頓“窮人運動”（Poor People’s Campaign）的訴求是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並擴大和加強組織成立工會的權利。法國巴黎14萬抗議者要求加薪，德國柏林抗議者打着“重新分配”的口號，要求對富裕階層徵税以應對危機，比利時布魯塞爾上萬名示威者要求提高工資，遏制能源價格上漲並對資本加税。與其説抗議者抗議政府因新冠疫情出台的封鎖措施，不如説是抗議封鎖措施導致的嚴重經濟影響，生活條件惡化與不平等加劇是背後的主要原因。 ^[1] 

恐懼、沮喪、憤怒的情緒持續充斥日常生活，當這些情緒達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必然爆發大規模的羣眾運動。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從“文化反叛”向經濟訴求一定程度迴歸的特點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科學性，即“經濟關係不管受到其他關係——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它構成一條貫穿始終的、唯一有助於理解的紅線”。 ^[1] 

三是抗議主題呈現交叉融合態勢。不同類型的新社會運動雖然各有起因，但隨着抗議活動的進行，抗議主題呈現交叉融合的特點。美國女權主義運動支持“窮人運動”，抗議民主受到攻擊，投票權被剝奪，批判的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認為貧窮的發生不是因為人們不道德，而是產生不道德的制度。歐洲反戰和平運動抗議政府充當“美國和北約利益服務的傀儡”，也批判政府處理當前經濟危機和能源危機的錯誤方式。美國全國反戰聯盟（UNAC）發出號召“回到街頭”，組織抗議活動，反對無休止的戰爭，控訴不斷上漲的糧食和能源成本，矛頭指向財富分配不均。 ^[1] 

2022年“反全球化”運動抗議者於G7峯會召開之際在慕尼黑舉行示威活動，抗議的訴求包括淘汰石化燃料、保護動植物多樣性、社會正義和加緊消除飢餓的行動。“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種族主義運動吸引了社會各階層的抗議者，抗議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多重頑疾，如貧富差距拉大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等。“我不能呼吸了”是喬治·弗洛伊德死前最後一句話，一語雙關，還暗含着生活在工廠附近的人們不堪重負的生態環境。訴求多元化的特點反映出危機之下資本主義各種矛盾被放大，正如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澤（Nancy Fraser）一針見血地指出：疫情就像閃電，照亮了資本主義制度中所有的失敗。 ^[1] 

四是社交媒體作用凸顯。進入21世紀，隨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社交媒體成為民眾進行政治參與、政治監督、政治鬥爭、政治動員的重要渠道。社交新媒體對新社會運動的作用具有二重性特點。一方面社交媒體有利於運動的快速組織，是運動動員的有效工具之一。 ^[1] 

2020年席捲歐美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浪潮始於“弗洛伊德事件”，目擊者在“臉書”上發佈了一段暴力執法視頻，從而引發了人們的關注，紛紛在社交媒體上發聲表態。可見，社交新媒體在新社會運動中發揮了信息擴散和社會動員的作用。如果沒有新媒體的助力作用，新社會運動也許會處於分散的無力狀態，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網絡上的討論成為必要手段。但另一方面，社交新媒體對新社會運動所發揮的作用還是有限的，“社交媒體可能已被證明是動員的重要工具，但它不是解決分歧的有效媒介。點贊和轉發並不一定轉為統一行動”。更何況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由少數大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團擁有和控制，在資本的操控下，新社會運動的網絡力量並不會威脅到資本主義，反而會受制於資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