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費希爾

費希爾是全球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著有《宏觀經濟學》一書；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等人一起奠定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基礎。

費希爾曾於上世紀80年代後期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此後於麻省理工大學（MIT）任教時曾擔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論文導師。上世紀90年代時他又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第一副總裁職位，作為該機構處理亞洲金融危機的關鍵人物。在2005年他應以色列政府邀請擔任央行行長之前，費希爾還曾擔任花旗集團副主席。

費希爾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出生於非洲的肯尼亞，能講流利的希伯來語，曾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幫助以色列成功控制了上世紀80年代3位數的通貨膨脹。2005年4月，受以色列首相邀請加入以色列國籍。當年5月1日，在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三小時後，費希爾旋即就任以色列央行行長。

他連續八年擔任以色列央行行長，直至2012年6月在第二個五年任期期間去任。 ^[2] 

美國總統奧巴馬2014年1月10日提名費希爾為美聯儲副主席。他是一位務實的決策者。他曾力戰墨西哥和亞洲經濟危機，並引導以色列經濟安然度過2008年的全球金融崩潰。若提名獲得美國參議院批准，2014年70歲的費希爾將成為全球最有權勢央行的二把手。 ^[2] 

對他而言，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FED)副主席一職意味着新的挑戰：協助即將出任美聯儲主席的耶倫，在不損及美聯儲經濟復甦的情況下逐步撤回購債計劃。

費希爾最近在外國政府擔任的重要角色，可能會使一些美國參議員不安。他的提名需要獲得參議院確認。

此外，費希爾在民間部門的從業經歷也可能帶來困擾。2000年代中期，他曾擔任當時全球最大銀行花旗集團的副董事長。在後來的金融危機期間，花旗是接受美國政府救助的機構之一。

2011年6月11日，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宣佈，他將競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

儘管現年67歲的費希爾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年齡限制超出兩歲，他的參選仍將對目前處於優勢位置的法國財政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構成挑戰。

目前參與競爭的還有墨西哥中央銀行行長阿古斯丁·卡斯滕斯。

國際貨幣金組織將在這個月底選擇新的總裁，接替已經因性醜聞辭職的前總裁卡恩。IMF總裁候選人提名從5月23日開始，到6月10日結束，共有兩名競選人。斯坦利·費希爾是在截止日之後宣佈競選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13日表示，法國財長拉嘉德與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滕斯已經被正式確定為該組織總裁候選人，而67歲的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沒有獲得候選人資格。

IMF官員沒有説明具體原因，但是他提到了該組織的議事程序，其中一項規定為總裁的年齡必須在65歲以下。

2005年5月-2012年6月擔任以色列央行行長。

2014年1月10日，被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為美聯儲副主席。 ^[2] 

早在70年代後期，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Fischer）、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Phelps）、約翰·泰勒（JohnTaylor）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建立基礎。費希爾發表了《長期合同、理性預期和最佳貨幣供應規則》一文，費爾普斯和泰勒發表了《在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力量》一文。他們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設。80年代，美國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致力於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組成部分提供嚴密的微觀經濟基礎。因為工資和價格粘性往往被視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題，所以他們努力的目的在於更多表明這些粘性如何由工資和價格確定的微觀經濟學而引起的。新凱恩斯學派對凱恩斯主義的繼承。首先，新凱恩斯學派堅持市場非連續出清假設，認為當市場上出現需求衝擊（或供給衝擊）以後，工資和價格不能迅速調整到使市場出清，緩慢的工資和價格調整使經濟回到實際產量等於正常產量狀態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經濟中存在着顯著的週期性波動。 其次，新凱恩斯學派繼承了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論和宏觀經濟政策有效論，主張政府幹預經濟活動。最後，新凱恩斯學派認為非自願失業是現實地存在的，資本主義體系不可能自行達到充分就業狀態，勞動市場上經常存在着超額勞動供給，這與凱恩斯主義也是一脈相承的。

著有《宏觀經濟學》一書（合著）。本書為麻省理工學院著名經濟學家多恩布什和費希爾合作撰寫。自1978年初版至上前的第七版，連續20年盛行不衰，是當今歐美大學中最為流行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作者儘可能地用簡明通俗的語言來闡述深奧的經濟學原理，並附有案例與習題，對於初學者來説，更容易理解與掌握。本書自1977年第一版問世以來，就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主流教材。不僅美國多所著名大學在使用，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歐洲、中國、日本、拉美、南亞、東南亞和非洲，許多大學經濟類院系的學生都在使用這本教材。該教材內容全面，結構合理，理論聯繫實際，難度適中，融合了經濟領域的學術共識，並客觀地表述和評價了各家各派的觀點，是一本易於理解並且非常靈活的經濟學教材。

費希爾： 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1988年，此後還去過幾次。最深刻的印象當然是中國不可思議的經濟增長速度。我記得第一次從機場坐車進北京市的時候，沿途的建築並不現代，馬路崎嶇不平還有破損的卡車，那時候的北京還相當不發達。現在有很多高速路，從北京開車到上海也成為一種可能，與以前大不一樣。我想中國的發展速度有目共睹。我還想起來一件事，1988年我在世界銀行的時候曾經訪問過中國，當時政府官員的衣着與70年代或60年代差不多，現在的中國政府官員都穿西裝，看上去很有修養，很乾練，與之前大相徑庭。

如果説到經濟學，我想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發展與經濟週期有很大關係。我的觀點可能和中國有些觀點不太一樣，我認為自主性和創造性對企業而言至關重要。如果人們充分發揮其自主性，意識到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那麼經濟效果就很不一樣。20多年前，人們經常問“為什麼聰明的猶太商人在以色列就不工作呢？”後來以色列政府開放了，人們才充分發揮自主性。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答案也應該是一樣的。

費希爾：我認為這是個錯誤概念。這個詞來源於巴西財政部長。問題其實僅僅在於美國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會帶來怎樣的後果。而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即使並不帶來匯率的變動，也會有所成效。這項政策的主要目標並不是匯率，但任何寬鬆的貨幣政策總是意味着該國貨幣相對走弱，所以才帶來了目前的問題。但我認為美元終將走強，短期內會有所走弱，但隨着美國經濟復甦得到重塑，美元會在長期內走強。

費希爾：如果美國經濟增長，那麼全球其他國家都將受益。而那些批評人士認為，伯南克應該按兵不動。是啊，在美國經濟不增長與增長之間，我們更偏好前者，因為這讓我們所有人都舒服些。但從以色列的角度而言，我們希望美國經濟增長，即使這會對匯率產生影響，我們也能應對。但世界經濟卻必須重回正軌，如果美國經濟年增長率僅為2%，世界經濟也不會回到健康狀態。美國在擴張財政政策方面已經舉步維艱，因為這方面的代價已經很沉重了，因此這個重擔就落在了貨幣政策之上。我相信，伯南克現在所做的，是任何一位中央銀行行長在這一位置上都會選擇做的事情。

我認為QE2能提振美國經濟。本次金融危機之後的“驚喜”之一便是，貨幣政策是能夠奏效的，儘管利率幾乎已經降為零。當一國的中央銀行，如美國那樣，在2008和2009年時大規模購買長期資產，例如英格蘭銀行和其他一些中央銀行也一樣，都是有所成效的。因此我相信，這一次也會奏效。

費希爾：我們最近也對房價的動向沒有把握。最近以色列有兩組互相矛盾的數據，一組數據顯示房價有所下降，但另一組數據卻又顯示房價上漲。因此我們現在也很不確定到底房價是升還是降。但我所能確定的是，如果房價持續不斷上漲，以色列央行與以色列政府一起會持續努力加以遏制。我認為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在這方面效率很高，而目前也還有一些政策可以利用。例如我們可以增加銀行的借貸成本，除此之外還有税收政策，可以利用的政策還有很多。例如，中國香港前幾天剛推出了一些抑制房價的政策，很有可能會成功。

費希爾：我不想給出任何建議，因為我認為周小川行長非常能幹，中國的財政部也很有能力，我相信中國能在這方面應對自如。就遏制通脹而加息以及匯率上升之間的矛盾而言，這完全取決於所在的經濟環境：如果就業充分，那麼加息不會對就業產生較大影響，相反，如果就業狀況較為糟糕，那麼加息後就不得不另行干預。

費希爾：對於歐洲市場目前的形勢，我不予置評。但我不認為歐元會在10年內消失，因為這一貨幣太過重要，而且也是相當成功的。任何貨幣體制、任何經濟與貨幣政策、任何匯率制度都會在某個時期遭遇危機。這一貨幣的強度、可靠度已經建立起來了，各種問題也在解決之中，也有其他國家陸續加入到歐元區內，如愛沙尼亞將加入歐元區。歐元區擁有很多優勢，我預計歐元區一定能渡過難關。

費希爾：我認為總體而言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提高了銀行的資本要求。但問題在於這些措施是否能儘快實施，我認為這些改革的落實期限拖得太長了。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儘快實施，事實上各國還是可以加快落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