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凱恩斯主義

為答覆上世紀70年代所謂“凱恩斯主義理論危機”， 80年代一個主張政府幹預經濟的新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西方學術界出現了， ^[1]  便產生了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70年代興起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學者們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理論上是不恰當的，他們斷言，宏觀經濟學必須建立在廠商微觀經濟的基礎上；他們主張，應當用建立在市場始終出清和經濟行為者始終實現最優化的假定基礎之上的宏觀經濟理論來取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已壽終正寢了！事實上，這種診斷是極大地誇張。早在70年代後期，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

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約翰·泰勒(John Taylor)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建立基礎。費希爾發表了《長期合同、理性預期和最佳貨幣供應規則》一文（載《政治經濟學雜誌》1977年2月號）， 費爾普斯和泰勒發表了《在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力量》一文（載《政治經濟學雜誌》1977年2月號）。他們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設。80年代，美國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致力於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主要組成部分提供嚴密的微觀經濟基礎。因為工資和價格粘性往往被視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題，所以他們努力的目的在於更多表明這些粘性如何由工資和價格確定的微觀經濟學而引起的。即是，他們試圖建立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微觀經濟基礎。

80年代以來， 就形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New—Keynesian Economics)，以與其對立的研究方法， 即新古典宏觀經濟學(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相併立。以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亦稱為新凱恩斯主義，它以“neo”表明“新”的意義，因此， 是對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和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標名“新凱恩斯主義的”，英文原文為“new—Keynesian”，此詞是邁克爾·帕金(Michael Parkin)所創造的，他於1984年出版的《宏觀經濟學》一書，始創“新凱恩斯理論”（new—Keynesian theory ）這個術語，而未用“新凱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在一篇學術論文中最先使用“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這一稱號的， 是勞倫斯·鮑爾 (LawrenceBall)、格雷戈裏·曼奎(N.Gregory Mankiw)和戴維·羅默(DavidRomer)。他們於1988年發表了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產出量—通貨膨脹交替關係》（載《布魯金斯經濟論文集》1988年第一期）。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主要的還有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喬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本·伯南克(BenBernank)等。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並非關於人們實際生活世界的理論。它的研究方法實質上是真正未應用於現實世界的一種數學上的構思。對比而言，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決未想成為一種抽象的理論，而是要成為解決起初世界問題的實際政策模式。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在理論上是凌亂的，他們認為，經濟理論應當切合於真實世界、真實世界的制度和現實行為。因此，必然發生凱恩斯主義復興。正如阿蘭·布林德(Alan Blinder)説道：“宏觀經濟學已處於另一次革命之中，這次革命等於凱恩斯主義的再現，但是具有更加嚴密的理論風格。”（注：以上論述， 參見：曼奎和羅默主編：《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第一卷,1991年英文版第1頁。戈登著：《什麼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經濟學文獻雜誌》1990年9月號第1115頁。布林德：《凱恩斯主義復興》《挑戰》1992年9—10月號，第18頁、51頁。）

曼奎和羅默明確表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意味着對如下兩個問題作出解答：⑴這個理論違背古典派的兩分法嗎？ 它斷定名義變量（如貨幣供應）的波動影響實際變量（如產出量和就業）的波動嗎？即是，貨幣非中性論嗎？⑵這個理論假定經濟中的實際市場不完善性是理解經濟波動的關鍵嗎？如不完全競爭、不完全信息和相對價格粘性這些思考是理論的核心嗎？對於以上兩個問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為價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兩分法便破產了。因為不完全競爭和相對價格的粘性是理解價格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實際的不完善性是具有決定性的。

在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才對以上兩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實際經濟週期理論強調技術上的擾動和完善的市場，所以它對以上兩個問題作出否定回答。許多較早期宏觀經濟理論拋棄了古典派的兩分法，但是它們通常並不強調實際的不完善性是真相敍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數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包括非均衡的凱恩斯主義模型）都把工資和價格粘性塞進另外的瓦爾拉斯式經濟或硬充作瓦爾拉斯體系。因此，名義的和實際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顯著特點。

更多的傳統凱恩斯主義模型和貨幣主義模型都未把價格粘性的解釋作為關鍵性的。他們這兩派學者都把經驗證據視為比理論上純正更加重要。例如，貨幣主義者萊德勒（D.E.W.Laidler ）爭辯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確微觀基礎並保證關於任何宏觀政策實驗後果的更準確的經驗論斷”（注：萊德勒：《當前宏觀經濟學問題》,1992年，轉引自斯諾東等：《宏觀經濟學現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頁。）。在 80年代期間，新凱恩斯主義發展具有明顯的非經驗風格。那些更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為尋求加強凱恩斯主義模型，主要是通過發展和改進凱恩斯理論的微觀基礎來探究。

新古典主義模型和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之間的關鍵性差別在於對待價格確定行為上。與價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對照，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假定製定價格的是壟斷企業，而非假定是完全競爭企業。雖然在凱恩斯的《通論》出版之前,1933年，羅賓遜夫人、張伯倫已分別獨立地發展了壟斷競爭理論，可是隻是最近，主流凱恩斯主義理論家們才開始了使不完全競爭體現成非市場出清模式的工作。

大多數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預期。這顯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對宏觀經濟學傢俱有深刻影響的一個研究領域。但是，某些著名凱恩斯主義者和正統貨幣主義者卻保持對宏觀理論的微觀基礎的批評，並懷疑理性預期假設的經驗證實。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保持關於政策問題的各種各樣觀點，例如，財政金融政策實施中相機抉擇而非規則性方面的重要性爭論。新凱恩斯主義者把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震動都認為是經濟不穩定的潛在根源，但特別同實際經濟週期理論家們有分歧（當要對市場經濟有能力吸收這些供求震動以致維持充分就業作出評價時）。新凱恩斯主義者還與凱恩斯有同樣看法，即非自願失業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徵表現為不完全競爭，不完善市場，異質勞動和不對稱的信息，而且經濟主體經常關心着公平。因此，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實際的”宏觀領域具有協調失效和宏觀經濟的外部影響的特性。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於市場不完全性及其宏觀經濟效應並未達成完全一致見解。但是，他們的許多解釋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補充的。正如萊斯利(D.Leslie)評論説：“新凱恩斯主義把滿桶砂粒投入運轉圓滑的新古典派範式中。”（注：斯諾東等：《宏觀經濟學現代指南》，第291—292頁。）

在強調粘性價格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貨幣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則上是重新確認的。既然較大的價格靈活性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經濟波動問題惡化，新凱恩斯主義者也就論證了即使價格是靈活的，矯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潛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場經濟中，內生力量可能經常地增強外生衝擊的干擾影響。因為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經濟波動是不規則的、無法預言的，所以新凱恩斯主義者不是政府試圖微調宏觀經濟的支持者。關於對總量波動，政府可以採取相機抉擇行動的程度，並沒有統一的新凱恩斯主義觀點。然而，大多數新凱恩斯主義者則認為，由於市場失靈，特別是就極度經濟衰退來説，確實需要政府行動。由於經濟將來可能面臨諸種問題的不確定性，少數新凱恩斯主義者便贊成均衡理論家們和大多數貨幣主義者所提倡的固定規則方法。

從新凱恩斯主義分析中得出的教訓是，面臨導致持久性的巨大沖擊時，政策干預是必要的，因為市場經濟的調整過程運轉得較緩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也相信，面臨迅速變動的經濟時，設計恰如其分的規則性政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與貨幣主義者和新古典主義者提倡的“微調”(Fine—tuning)經濟政策相對照，新凱恩斯主義者卻擁護設計出“粗調”(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銷或避免宏觀水平波動問題。

就一直對實際工資粘性展開各種解釋的那些新凱恩斯主義者説來，已得出一些政策結論，特別是降低持續高度失業的政策。林德貝克、斯諾沃認為，為了要降低內部人的權力和使局外人對僱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從理論上説，降低權力的政策包括：

（1 ）工作保障法規的軟化以便減低僱傭和解僱勞工的流轉成本；

（2 ）工資關係的改良以便減少罷工的可能性。

有助於給局外人以公民權的政策將包括：

（1 ）再培訓局外人以便增進他們的人力資本和邊際產量；

⑵改善勞工流動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場；

⑶使工資具有更大靈活性的利潤分享安排；

⑷失業補償制度的再設計以便鼓勵尋找工作。

有些新凱恩斯主義者（特別是歐洲支派）贊成某種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緩和不對等的工資議價制度的不利影響，例如，拉亞德(R.Layard)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業、宏觀經濟運行和勞動市場》一書中爭辯説：“如果失業超過長期‘無加速度通貨膨脹的失業率’（NAIRU, 或自然失業率）並存在滯後現象，那麼暫時收入政策就是有助於失業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種極好方法”。但是，這樣的政策仍引起激烈爭論， 許多新凱恩斯主義者如曼奎等並不認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經濟學者金蒂斯(H.Gintis)明確指出，儘管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放棄達到充分就業的義務是較小讓步，可是，這種讓步（承認自然失業率的存在）卻是重要退卻。（注：見斯諾東等：《宏觀經濟學現代指南》，第325—328頁，以及《挑戰》1992年9—10月號，第50—51頁。）

一、論風險問題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他與羅斯柴爾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論文《遞增風險：定義》(1970)中，首先對風險的傳統定義進行了總結，並提出了新的定義方法。他們認為，人們通常用四種定義來説明一個隨機變量(Y)較另一個隨機變量(X)具有更大的風險（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⑴隨機變量Y等於隨機變量X加干擾項Z（均值為零的噪音）；⑵每一個風險規避者更偏好X,即對一個凹效用函數而言,EU(X)≥EU(Y)；⑶與隨機變量X相比，隨機變量Y的概率密度函數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權數；⑷隨機變量Y的方差大於X。通過對隨機變量的偏序進行檢驗，他們指出前三種定義是等價的，而第四種定義則與之不同。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風險的含義，他們還對“更高的風險”給出了一個正規的定義，即如果一個隨機變量的密度函數是另一個隨機變量的密度函數加上一個“保持均值不變的差”(MeanPreservingSpreads)，則該隨機變量具有更高的風險。其中，“保持均值不變的差”是一個均值為零的分段函數。斯蒂格利茨與羅斯柴爾德的這一定義，成為大多數論述風險問題文獻的分析基礎。

斯蒂格利茨在與羅斯柴爾德合作的《遞增風險：經濟影響》(1971)論文中，進一步對遞增風險的經濟影響及其具體應用進行了論述，分別就不確定性對儲蓄收益率的影響、資產組合選擇問題、廠商的生產問題和廠商多期計劃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結論包括：⑴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會導致錯誤的結論、相關函數的凹行或凸性條件可以用阿羅-普拉特的相對和絕對風險規避概念進行表述；⑵廠商在不確定條件下的產出總是低於確定性條件下的產出，廠商對遞增風險的最優反應是削減產量而非價格（這是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基石之一）。

這些發表於70年代早期的論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學術地位、並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風格。有人曾經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學術生涯，就是他關於風險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個經濟學領域不斷傳播的過程。

二、委託-代理和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理論

斯蒂格利茨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研究，直接導致了他對委託-代理及道德風險、信息甄別、不完全競爭等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既是它對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論應用，又構成了他對各種具體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立足點。

1.委託-代理和道德風險。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對委託-代理及道德風險問題進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與阿諾特合着的《對道德風險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風險與非市場制度》(1991)等論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認為，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的存在會引起委託-代理和道德風險問題。由於代理人和委託人的利益和行為動機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對稱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為可能不符合委託人的利益。他們指出，即使發生這種情況（對委託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動並非最優秀的），委託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蔘與其中的結果、而非沒代理人蔘與時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審訊中，殺人嫌疑犯可能更偏愛僱用一個代理人（律師）所產生的結果（定罪為過失殺人）、而不是沒有代理人時的結果（判處死刑）。當然，最符合委託人利益的結果（無罪釋放）可能通過代理人的其它行動（例如向法官行賄、做偽證等）取得。由於委託人不能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完全推斷代理人的真實行為，因而他對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據委託人的利益採取行動的程度等無法獲得準確的瞭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將委託-代理關係的特徵描述為：委託人由於部分非對稱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風險的情形。

將努力函數引入分析模型，使得雙方簽訂的合約對雙方的偏好集和機會集產生了間接的影響、並使得市場活動更趨複雜。據此，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針對意外保險指出：“即使預期效用函數、努力程度與發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關係等基本函數是相當良好的，無差異曲線和可行集卻也未必：無差異曲線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價格-消費線和收入-消費線可能是不連續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險政策或商品價格等參數的單調函數或連續函數”。顯然，不連續性將削弱人們對市場機制的自信。此外，他們認為非市場因素會使得道德風險問題進一步加劇。為此，阿諾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結論是：“當發生明顯的市場失靈時，非市場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場缺陷的強烈動機”。

新凱恩斯主義

2.信息甄別模型。阿克洛夫的“舊車市場模型”和斯彭斯-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分別對逆向選擇的機理和信號傳遞的作用進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則提出了信息甄別模型和保險市場模型，大大拓展了經濟學界對逆向選擇和信號理論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發表的《“信息甄別”理論、教育與收入分配》(1975)論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為市場信號，對信息甄別的內在機制進行了研究。而在《質量依賴於價格的原因和後果》(1987)論文中，則考察了價格水平充當市場信號、並具有信息甄別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對信息甄別問題給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認為，價格水平除了傳統經濟理論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還具有充當市場信號的功能-它傳遞信息並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在存在非對稱信息的情況下，價格的變化具有兩方面的效應：在信息不變的條件下沿着需求曲線的移動以及信息的變化引起的需求曲線本身的移動。例如，在保險市場上，願意支付較高價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發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險公司可根據他們願意支付的價格，將投保人甄別開來、並使不同類型的投保人選擇不同的保險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這類模型，具有四個突出的特點：⑴許多結論依賴於規模收益遞增的假定；⑵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種信息不對稱；⑶當存在信息甄別時，某一市場價格上的供給和需求可能不會相等；⑷即使對於完全相同的商品，也會出現多種市場價格，即市場價格是一個分佈、而非單一值。在信息甄別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可能使得市場失靈，使得市場均衡偏離最優水平。它們在勞動市場、信貸市場和保險市場上的應用，則為新凱恩斯主義對自由放任的質疑態度提供了微觀基礎。

3.不完全競爭。對不完全競爭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項重要學術貢獻。他在一系列相關論文中均將廠商模型化為面對風險（產出依賴於隨機變量）、市場結構（行業中的廠商數量）內生地決定及採用博弈論思想（進入戰略和退出戰略等）的生產單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與迪克西特合着的《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1977)論文中指出，外部效應、規模經濟和分配公正，是導致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的主要原因。為此，他們提出了一個針對規模經濟的壟斷競爭模型，對不同假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與社會最優的關係進行了對比。他們首先將規模經濟問題巧妙地轉換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的關係問題。他們認為，在存在規模經濟的條件下，通過減少產品種類、增加每種產品的產出數量，能夠降低企業成本、節省社會經濟資源；與此同時，產品種類的減少將使得消費者產品消費種類的減少，從而引起社會福利損失（消費者更偏愛消費的多樣性）。由此，他們將規模經濟問題變為產品種類和產品數量問題，且其社會福利性質依賴於消費者效用函數的形式（因為效用函數反映了消費者對產品種類多樣化的偏好狀況）。

為了反映產品種類的多樣化在消費者效用函數中的作用，並體現產品替代對消費者效用、從而對社會福利的影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構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數”（後被人們引申為D-S生產函數，在現代內生增長理論、尤其是品種增加型或質量改進型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並分別對固定替代彈性、可變替代彈性和非對稱情形下的效用函數及其市場均衡同社會最優的對比進行了討論。他們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彈性的情形下，壟斷競爭市場的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業數目、同樣多的產品種類和產量；無約束最優擁有比市場均衡和約束最優更多的企業和更多的產品種類，但仍沒有企業達到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因此，社會最優並不是將產出擴大到窮盡全部規模經濟的情形。此外，他們還在固定替代彈性情形下，第一次嚴密地推導出了人們熟悉的張伯倫dd曲線和DD曲線。

三、保險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

將上述研究成果運用於保險、金融和勞動力等特定市場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對經濟理論的另一項重要貢獻。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這些市場均具有下述顯着的特點：⑴每種市場的產出均具有一定的隨機性，至少一方的市場交易者面臨風險問題；⑵市場面臨非對稱信息；⑶每種市場均充滿了委託-代理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因此這些市場一般不會出清，其產出往往偏離最優水平。

首先，新凱恩斯主義文獻一直偏向於理論上的發展。許多經濟學家對新凱恩斯主義缺乏以經驗為根據的著作提出了批評。例如，費爾(R.Fair)認為，新凱恩斯主義作品已使宏觀經濟學脱離其經濟計量基礎，並建議新凱恩斯主義者要“準備考慮匯合他們的各種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檢驗的結構性宏觀經濟計量模型”。萊德勒（D.E.W.Laidler ）也有力地論證要恢復經驗證據作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為作出回答，鮑爾、曼奎、羅默1988年發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產出量—通貨膨脹交替關係》這篇有影響的論文利用全國性資料檢驗了菜單成本模型。“為何價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從訪談中收集的資料區別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認為是程式化論據的價格粘性的各種不同解釋。初步答案對以協調失效、成本加成定價和不成文合同為特色的凱恩斯主義解釋給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 ）等所發表的論文利用在英國80年代期間收集的資料進一步證實：大多數廠商在經濟繁榮時並不傾向於提高價格，或在經濟衰退時，不輕易降低價格，而是通過工作時間、輪班勞動、存貨或僱客定量配給的變動來作出數量調整反應，這些反應是壓倒趨勢的重要性。

第二，新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往往不相聯繫的許多第一流理論。為了要產生可檢驗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這就使得這些理念協同匯合更加困難。新凱恩斯主義者自己也認識到這個問題。例如，　布蘭查德 （ O.Blanchard）反省道：“我們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 創立具有“準宗教”信仰的微觀基礎的各種理論“迷人盛裝”的魅力已成為病害。

第三，關於菜單成本。批評者懷疑對價格調整的小額成本會有可能説明產量和就業的重大縮減。卡普林(A.S.Caplin)、斯普爾伯(D. F.Spulber)也對菜單成本答案表示懷疑，他們證明，雖然菜單成本對單個廠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這種影響在總量方面會消失。為回答這些批評，新凱恩斯主義者爭辯説，實際粘性一體化擴大了具有對產量和就業影響的名義粘性的範圍。體現改變價格的小額成本模型的弱點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羅坦伯格(J.J.Rotemberg)認為， “如果許多事情發生，那麼各種模型就更難以拋棄”，而“當存在多重均衡時，這就不可能識別經濟對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將有如何反應。”

第四，關於從微觀基礎導出粘性所提出的問題。託賓否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堅持或要求”名義的和價格的剛性。在託賓看來，工資和價格靈活性很可能會使經濟衰退惡化，而且他支持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名義工資粘性在面臨總需求衝擊時將起穩定的影響。託賓還提醒新凱恩斯主義者注意：凱恩斯對於以工人關心工資相對性為基礎的名義工資粘性進行了“理論上無瑕疵的”和“經驗上現實主義的”解釋。既然名義工資減少將被每一羣體工人看成相對實際工資降低（因工人們在分散制度下無法保證知道其他羣體工人正接受的工資減低的情況），這就將被有理性的工人們抵抗。

第五，關於理性預期假説被許多新凱恩斯主義者的認可問題。費爾普斯認為理性預期假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布林德指明：經驗證據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過無力，最壞也不過指責。”不管怎樣，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觀念，這個批評思路將導致宏觀經濟學中理性預期假説的放棄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一致的問題，涉及由“舊”IS—LM模型的“新”學派繼續接受，作為理解總需求決定因素的最好方法。金(R.G.King)證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觀經濟學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鑑定的基本問題是，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為分析工具，經濟學家們必須忽視預期，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這種簡單化就排除了總需求的主要決定因素。”金向宏觀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這樣的意見：他們忽視新凱恩斯主義廣告，因為新產品象原先的產品一樣，不是健全的，儘管是新的包裝法。

由於強調勞動市場、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它的擁護者看成是一種“令人興奮的”、“有生氣的研究綱要”。可是按批評者看來，新凱恩斯主義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裝舊酒”似的工作。這就仍然被看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復興將是怎樣成功的。（注：以上評析見斯諾東等：《宏觀經濟學現代指南》，第328—330頁。）

新凱恩斯主義以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為前提，分析論證名義的和實際的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存在，從而得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市場始終難以出清）這種論斷，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產生大量非自願失業這個現象，因此提出政府幹預私營經濟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無效性的論調。所有這些都近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現實。

自60—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各派對如何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相結合的機制問題一直爭論不休，其中受到責難較多的是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被認為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對此，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們試圖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預期假説，甚或承認自然失業率的存在來補充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理論基礎。然而，這樣的結合和補充恰是背離了凱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誠如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凱恩斯革命從理論方面來説，就“在於從均衡觀向歷史觀的轉變；在於從理性選擇原理到以推測或慣例為基礎的決策問題的轉變”，而由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所以“嚴格的理性行為是不可能的。經濟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據公認慣例來處理的。（注：瓊·羅賓遜：《凱恩斯革命的結果怎樣》，《現代國外經濟學論文選》第一輯，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0、21頁。）”可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者企圖將“理性預期”，從而用“理性經濟人”來填補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實質上並非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而是向凱恩斯以前的傳統經濟學的讓步和復舊。須知，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對“理性經濟人”的強調，正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如果僅着眼於對“理性經濟人”的強調，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數智力正常的人的行為和決策極少決定於經濟的考慮，因而無視社會組織的重要性，抹煞集體行為力量，否認不同利益集團、不同階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或衝突。這樣，就必然使其經濟分析容易形成錯誤的結論，從而導致錯誤的決策。

至於自然失業率，它不過是西方傳統經濟學中的“摩擦性失業”和“自願失業”的另一種説法而已。它的水平變動是由勞工市場的結構所決定的，因此自然失業率變動可被視為理所當然地未實現“充分就業”的藉口，即不存在凱恩斯所指出的“非自願失業”了。顯然，這確是新凱恩斯主義者的重大讓步，如有些經濟學者所評論的那樣。總之，誠如西方有的經濟學者所指出的，“雖然宏觀經濟學需要微觀基礎”，但是“微觀經濟學也需要宏觀基礎”，而且“微觀經濟學並不能有效地解決宏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