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深化

教育具有正外部經濟性，反映在教育投資主體所帶來的收益不只針對個人，而是對整個國家和民族都有深遠的影響，所以國家願意提供大量的教育服務。從1997年起，由於連續擴大招生規模，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入一個規模快速擴張的時期，通過十一多年的發展，如今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完成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的過渡。2007年10月十七大明確提出“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口標，因此我國的教育政策是加大科技投入，堅持教育適度超前發展。由此可見，國家的教育決策供給是教育深化宏觀成因的一個方面。

對於全社會而言，高等教育所帶來的收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在社會中擁有較高的經濟收入，因而增加了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也減少了政府的福利救濟等公共福利支出;其二，高等教育向大學生灌輸政治、哲學等共同的文化準則和道德準則，這些準則可以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減少社會衝突的發生;其三，提高公民特別是婦女的受教育水平，有利於降低人口出生率，更好地完善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都是高等教育給社會帶來的正外部性，所以社會因素是積極促進教育深化的又一成因。

1.經濟收益角度。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是影響個人進行高等教育投資的又一重要因素。個人收益包括經濟收益和非經濟收益兩個方面，經濟收益是指受教育者將得到更高的勞動力市場收入。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的人力資本工資差別理論，一個人的人力資本含量越高，其勞動生產率也越高，因而在就業市場上，較高的教育水平通常能帶來較高的工資。用人單位通常把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作為主要的評判指標，並以此為依據來判斷勞動者的知識技能，進而實行差別工資。因此，這種較高的收入預期將導致個人持續不斷地增加教育需求。

2.非經濟收益角度。教育的個人收益還包括非經濟收益，主要體現在求職的難易程度和抵抗職業風險的能力上。受教育多者更容易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條件更為優越的工作，並且在經濟不景氣、面臨被解僱時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教育的非經濟收益還表現在，接受一定程度教育而取得的進一步深造機會的價值。同時，教育對受眾由於接受高等教育而產生的社會地位、聲譽、榮譽感、心理滿足等方面也產生了積極的正面影響。綜上，個人和家庭因教育帶來的經濟收益和非經濟收益影響下對人力資本進行持續投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