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資

教育投資是開發智力、發展教育事業的物質基礎,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是現代化建設成敗的一個關鍵。從長遠看，教育投資是效益最大的一種投資。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重視對教育的投資。

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教育投資一般是遞增的。隨着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一方面，對各種專門人才和熟練勞動者的需求越來越多，對國民文化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從而要求教育事業與之相適應；另一方面,國民收入總量和人均國民收入量也不斷增加，有可能承擔日益增長的教育投資。

在中國，教育投資表現為教育經常費用和教育基本建設費用兩個部分。教育經常費用包括教職工工資、教職工福利費、人民助學金和獎學金、公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等。教育基本建設費用用於校舍建設和大型設備購置。

中國教育投資的來源是多方面的，有中央政府財政撥款，有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縣（旗）人民政府財政撥款，有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和事業單位支出的教育費用，還有人民羣眾集資辦學和受教育者個人或家庭支付的為數不多的教育費用。

隨着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相對於政府行為，以家庭為單位對教育進行力所能及的投資，也是較為普遍的投資模式。對教育的投資不能僅依賴政府投入， 家庭大有作為。

要把一個人從懵懂無知培養成社會所需要的具有一定知識技能和認知水平的專門人才，往往需要接受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教育，花費眾多。而且，隨着社會的進步，終身學習的理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人們受教育的時間不斷加長，在教育領域投入的資本日益增多。而在將教育投資轉變為教育能力，發揮教育的經濟效益又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和過程，且受教育自身特點的制約，這種投資應保持相對連續性和穩定性，否則將不利於對受教育者的智力開發。

教育投資效果具有時滯性和多樣性

教育領域自身並不能直接創造出相應的經濟價值及收益，教育領域的投資成本一般只能用其他經濟領域裏的勞動成果或收益進行補償。勞動者在接受了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教育之後還需要通過市場將其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並據以取得相應的勞動報酬。因此，教育投資收益特別是經濟收益的獲得往往需要較長的過程，且具有一定的間接性，

教育投資收益具有遞增性和外部性

物質資本在生產和經濟增長過程中，由於磨損或損壞，其收益和效率是遞減的；而教育投資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卻表現出收益遞增的特性。教育投資導致知識的積累，而知識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功能時具有兩個重要的特點：其一是外部性，即一種新知識或新方法在在單個企業或部門的運用很快會對其他企業或部門產生示範作用，從而形成外部經濟效應；其二是累積性和擴張性，指的是隨着知識量的增長，其所藴涵的生產能力將呈現倍增的擴張趨勢或質的飛躍，當一種知識存量發展積累到一定程度而出現新的創新時，往往會帶來生產方法的重大變革和生產能力的成倍增長。由此表明，用於傳播知識、促進科學、技術進步的教育投資從總體和長期上看具有收益遞增的特點。

在現代經濟中，教育投資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早在兩百多年以前，經濟學界的先驅們就已經對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促進作用開始了研究。當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就具體闡述了教育的資本價值，並認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開始注重對教育的投資，因而其經濟增長速度也開始明顯上升，由此可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影響。

到了20世紀下半葉，學術界普遍認可了教育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論斷。而且不少實證研究也不斷證實了教育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舒爾茨1961年在《教育和經濟增長》一文中，對美國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資增量的收益作了測算，直觀形象地揭示出了教育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係。1929年，美國國民收入為1500億美元，當時美國工資收入與資本收入之比為3：1，這表明國民收入中由人力資源和資本各自創造的比例是3：1，因此可以計算得出，1929年的國民收入中：由人力創造部分為1125億美元（1500億美元×3/4），由資本創造部分為375億美元（1500億美元×1/4），當年美國勞動力總數為4920萬人。因此人均創造國民收入為2287美元/人（1125億美元/4920萬人）。再看1957年的情況：國民收入為3020億美元，工資收入與資本收入之比仍為3：1，通過計算可以得出，人力創造部分為2265億美元（3020億美元×3/4），資本創造部分為775億美元（3020億美元×1/4），當年美國勞動力總數為6800萬人，因此人均創造國民收入為3330美元/人（2265億美元/6800萬人）。顯然，1957年的人均創造國民收入要比1929年的水平高1043美元（3330美元/人－2287美元/人=1043美元/人），從以上計算中，可以看出差額是由於勞動質量提高而得來的，而勞動力質量提高則又歸因於教育投資。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國經濟增長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一書中，用不同於舒爾茨的方法對1929年至1957年美國經濟的增長因素進行了研究，從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中，逐項推算各因素的作用，並估算出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根據丹尼森的計算，美國1929年至1957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35.3%。奧內爾的研究表明：1967年至1985年期間，教育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發達國家為58%，發展中國家則高達64%。

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也驗證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日本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究其原因，完全得益於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長期對國民教育的高度重視和巨大投入，從而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在1905-1960年的55年間，日本的國民收入增加了9倍，在此期間，勞動力只增加了0.7倍，物質資本的投資也只增加了6倍，但教育投資卻增加了22倍。1960-1975年的15年間，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3倍，同期的教育投入又增加了10倍。優先發展教育使日本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我國的教育投資由中央教育投資和地方政府教育投資組成，我國地方政府教育投資佔總教育投資比重的85%以上，地方政府教育投資是教育投資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國教育投資由財政性教育投資和非財政性教育投資投資構成。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包括政府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各級政府徵收用於教育的税費、企業辦學校教育經費、校辦產業、勤工儉學、社會服務收入中用於教育的經費，以及其他國家財政性教育撥款。非財政性教育經費包括社會團體和公民個人辦學經費，社會捐集資辦學經費、學雜費及其他。

教育投資是發展教育事業的物質基礎，教育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教育投資總量是非常有必要的。下表是我國從1992年到2008年教育經費的增長情況，由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教育經費無論是絕對量還是相對量都有了穩步地增長。從總量上來看，1992年全國教育經費為867.0億元，到2008年全國教育經費為14500.7億元。2008年全國教育經費總量（以當年價格計算）是1992年全國教育經費（以當年價格計算）的16.73倍。教育經費總量佔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個國家對教育事業投入的重要指標。教育經費得到了大幅度地增長，教育經費總量佔GDP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22%增長到了2008年的4.82%。通過圖可以直觀地看出來可以看出，我國教育經費總量的絕對量增長速度很快，但教育經費總量佔GDP的比重在1994年以前處於下降狀態，到1994年以後才慢慢穩中上升。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推斷，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與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實行的科教興國戰略是有直接關係的，也可以推斷這樣的增長趨勢會持續下去。教育投資的增長趨勢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首先，人們的教育需求隨着經濟的增長而增長，進而促進了教育投資的增長；其次，國家經濟的不斷增長，也為教育投資的增長提供了物質保障。

另外，我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和科技方面差異顯著，教育投資的地區差距較大。教育方面的差距不僅體現教育規模、結構和條件上，也體現生均教育經費上。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東部地區，生均教育經費也比較高，但在經濟條件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生均教育經費較低。在經濟發展促進教育事業發展，教育投資又促進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中，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差距也在繼續拉大，這樣的趨勢不利於我國各地區經濟、教育和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為了促進整個國家的經濟平衡協調發展，中央政府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作用，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縮小地區之間經濟和教育投資的差距，促進各地區經濟和教育事業的良性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