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鋤奸團

平津淪陷後，戰前在天津的青年救亡聯合會（即復興社所屬青年救國研究會）中一部分學生，基於強烈的愛國精神，自動組織了一個敵後武裝團體——“抗日殺奸團”，專門進行刺殺敵偽頭目和準備與日合作的動搖分子，並進行抗戰宣傳，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 ^{[5]  [6]} 

1938年年底，軍統特務曾澈被派往天津，他潛入南開，與耀華中學孫若愚、孫惠書接觸，加入“抗日殺奸團”。由於該團處於鬆散狀態，曾澈及時利用其經驗與社會關係，在團內佔據了主導地位，他在內部組織了由他任總負責人的幹事會，李如鵬為組織幹事，孫若愚、袁漢俊為行動幹事，祝宗梁為技術幹事。1939年3月，曾澈升為軍統局天津站站長，“抗日殺奸團”遂成軍統的一個外圍機構，但當時大部分成員並不知情。 ^[5] 

抗團發起的一系列制裁、破壞行動，振奮了陷區的民心士氣，也讓日寇憤恨交加。曾澈身兼抗團團長與軍統天津區長職務，經常活躍於華、租兩界，遂引起日寇注意，於1939年9月27日在河北大經路被敵逮捕。9月28日，抗團組織幹事李如鵬也在家中被捕。 ^[2] 

曾澈失事後，抗團繼續堅持鬥爭，以陳肇基、王宗鈐為組織幹事，趙爾仁為行動幹事，夏乃麟為宣傳幹事，華道本為交通幹事。此時，由於新進團員較多，缺乏經驗，急於求成，致使抗團再度遭到破壞。團員吳蓮順的弟弟未經陳肇基、趙爾仁的許可，就去國泰電影院炸日本人，被日偽逮捕，以至抗團設在樹德學校的集會地點暴露。1940年1月，日寇憲兵包圍樹德學校，雖然英租界工部局警察中的抗團團員得知消息後，便故意開出警車，鳴笛巡邏，使不少團員立刻隱蔽起來，但是仍有陳肇基、夏乃麟、吳蓮順、於學惠、王金棟等人被捕。 ^[2] 

2月，抗團調整人事，以李國材負總責，王宗鈐為組織幹事，趙爾仁為行動幹事，華道本為交通幹事。6月，日偽搜捕王宗鈐，王宗鈐憑藉機警，得以逃脱。不久，李國材被敵速捕，日寇將他押往濟南，指認抗團團員，李國材趁敵不備，中途跳車逃走，後被抓回，當場予以殺害。至此，抗團在天津的活動被迫中止。 ^[2] 

抗團受此打擊，並未銷聲匿跡。1939年春，孫大成、李振英、周慶涑、鄭統萬等一些“抗團”成員先後到北平上學。依託在北平的“團員”，孫大成等骨幹建立了北平抗日殺奸團。之後，北平“抗團”秘密在育英中學、貝滿女中、志成中學等校發展“團員”，擴大隊伍：還編輯小冊子，教新團員瞭解日軍編制、蒐集情報、跟蹤敵人、使用武器和製造燃燒彈等方面的知識、常識。北平“抗團”負責人最初是孫大成，1939年7月後為北京大學工學院學生李振英。北平“抗團”下設調查組、行動組和交通組。 ^[7] 

1939年6月，孫若愚（即孫大成）自重慶到上海，聯絡有志青年，於1941年4月8日，成立上海分團，又名“抗戰建國特種工作服務團”。 ^[4]  後來，孫若愚在改制小型炸彈時，被炸去一隻手臂，抗團繼續由祝宗梁、袁漢俊負責領導。 ^[2] 

1943年，軍統局在重慶萬壽宮成立“抗團總部”，吸收後方青年，施以特工訓練，派赴陷區工作。1944年，又在廣德、西安、界首分別成立聯絡站，在敵後密設聯絡組，以便各地抗團保持聯絡，就近支援。同年8月，袁漢俊曾赴天津，意欲恢復天津抗團組織，因漢奸告密，遭日寇逮捕，備受茶毒，不屈就義。 ^[2]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軍統局曾要求“抗團”成員一律加入國民黨，但未成功。隨着形勢的發展，“抗團”中許多人對國民黨的統治認識有了變化，他們自覺想與軍統拉開距離。抗戰勝利後，“抗團”於1946年宣告解散。除孫若愚等少數幾個人加入了軍統改編後的保密局外，祝宗梁等多數團員都拒絕了軍統局擬給他們的軍銜待遇，自謀生活去了。 ^[5] 

“抗日殺奸團”初期成員主要為原天津青年救亡聯合會成員李寶琦、李寶仁、郭兆和、沈棟、沈楨（女）、張瀾生、阮榮照（女）等，及其好友步豐基、陳晶然、王桂秋等人。 ^[7]  為擴大組織，在沈棟、李如鵬、祝宗梁等人的積極倡議和組織領導下，“殺奸團”在耀華學校、中日中學、匯文中學、新學中學、志達中學、廣東中學、中西女中、達仁學院、工商附中、聖功女子中學、南開中學等校學生中發展成員近百人。 ^[3] 

一些出身名門望族的青年學生也紛紛加入，例如，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孫女鄭崑崙，國民革命軍孫連仲將軍的兒子孫湘德、女兒孫惠書，民國元老熊希齡的外孫女馮健美，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治安總署督辦兼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齊燮元的外甥馮運修等。 ^[1] 

為了凝聚意志、鼓舞士氣、加強紀律，“抗團”制定了團訓，即：“抗日殺奸，復仇雪恥，同心一德，克敵致果”；並規定新“團員”加入“抗團”時，要秘密宣誓，誓詞為：“誓以至誠參加抗日殺奸團，服從指揮，積極工作，保守秘密，如有違反，願受最嚴厲的制裁。” ^[7] 

20世紀40年代初，戴笠曾要“抗日殺奸團”改名為“抗日鋤奸團”，他説：過去鋤的“奸”是漢奸的“奸”，現在要鋤的“奸”卻是“內奸”（暗指中共）因此責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務。但“抗團”負責人祝宗梁不同意戴笠的主張，更不想改變組織的性質而捲入內戰，改名之事也就未辦成。（據祝宗梁所述：“這組織只有一個名字叫“抗日殺奸團”。又簡稱“抗團”。沒有叫過“抗日鋤奸團”。” ^[4]  但另一抗團成員方圻認可“抗日殺奸團”又名“抗日鋤奸團”説法。 ^[8]  ） ^[5] 

抗日殺奸團成立初期的活動重點是開展抗日宣傳。為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的武裝佔領，抗日殺奸團成員撒傳單、貼標語，開展秘密的抗日宣傳活動。他們在英租界松壽裏租下一間房子，晚上安排人秘密抄錄國民政府電台的新聞，然後編印成《正字報》，每週出版一次，由交通員送到每個訂户手裏。後來又增辦《跋涉》月刊，內容多為宣傳抗日的論文、文藝小品等。抗日宣傳活動的開展，對於揭露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罪行，喚醒天津人民的抗日熱情和勇氣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1] 

在開展抗日宣傳的同時，抗日殺奸團還實施了三次焚燒日軍軍用物資的行動。1937年12月，殺奸團成員沈棟和沈元壽利用學校放寒假的時間，化裝成工人模樣，從堆棧圍擋夾縫鑽進海河邊一個棉花堆棧，把兩個延時燃燒彈放在棉堆下，將日軍從中國掠奪的戰略物資棉花燒燬。1937年底，殺奸團成員孫大成發現河北大經路海河邊有個大院子，面積約有兩三個籃球場大小，堆放着日軍用於餵養軍馬的稻草，足有兩層樓高，便找到殺奸團成員呂迪綱、祝宗梁商量。一天傍晚，孫大成、呂迪綱、祝宗梁騎車來到堆放稻草的大院旁，趁看守人員不備，三人各拋擲4枚自制燃燒彈，將稻草燒個精光。1938年初，殺奸團成員袁漢俊、劉友深等人乘黑投擲20枚自制燃燒彈，將日軍堆放在工商學院（現外國語學院）操場的棉花堆焚燬。抗日殺奸團點燃的三把怒火，不僅燒燬了日軍的棉花和稻草等軍用物資，也給囂張的侵略者以一定的震懾。 ^[1] 

此外，其成員經常到出售偽教科書的書店，趁人不備時放火焚燒，對店主進行警告；國泰電影院放映反華影片《大地》時，“鋤奸團”成員在座位上安放炸彈：到日本大丸商店放火。這些行動雖沒有造成多大破壞，但也對日偽政權起到了警示作用。 ^[3] 

一是刺殺天津偽教育局長陶尚銘。陶尚銘出生在日本東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在南滿鐵路局、張作霖奉天省督軍幕府任職。1932年，經張學良推薦，任國民政府河北省灤榆地區專員。全面抗戰爆發後，陶尚銘任偽河北省政府教育廳廳長兼偽天津教育局局長。1938年秋季開學後，天津中小學新課本中有不少日偽毒化青少年的內容，抗日殺奸團成員認為身為偽教育局局長的陶尚銘應負主要責任，決定予以刺殺。1938年9月的一天，抗日殺奸團成員祝宗梁、孫大成、孫湘德在馬場道西湖飯店伏擊陶尚銘。由於時間急迫和缺乏經驗，陶尚銘僅被擊中一槍，有一隻眼睛被打瞎。這是抗日殺奸團第一次制裁漢奸的行動。 ^[1] 

二是暗殺天津偽商會會長王竹林。王竹林是鹽商又是天津商會會長。天津淪陷後，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財富，參加偽天津市地方治安維持會，併兼任天津物資對策委員會委員長、偽商會會長。他還經常在報紙上為日本主子歌功頌德，胡説只有靠“皇軍”才能救中國。抗日殺奸團決定除掉王竹林，以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1938年12月27日（一説1937年 ^[6]  ），殺奸團成員孫大成、祝宗梁、孫湘德在法租界豐澤園飯莊（現山東路狗不理包子鋪）門口，擊斃前去吃飯的漢奸王竹林。第二天，天津各大報紙的醒目位置都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標題一“天津商會會長王竹林遇刺身亡”。消息飛快地在市民中傳播，轟動津城。 ^[1] 

三是暗殺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兼偽天津海關監督程錫庚。天津淪陷後，程錫庚積極為日本人賣命，先後擔任華北聯合準備銀行天津支行經理和天津海關監督，在華北地區推行偽聯銀券，對拒不執行的愛國實業家、金融界人士進行瘋狂迫害，氣焰十分囂張，殺奸團決定除掉這個漢奸。1939年4月9日，殺奸團成員袁漢俊、孫惠書、馮健美、祝宗梁意外地在大光明電影院發現程錫庚，便潛入影院予以擊斃。天津市民聞訊後無不拍手稱快。 ^[1] 

抗團還派李如鵬、趙爾仁到北平，伺機制裁周作人。當時，周作人正在燕京大學授課。燕大學生範旭是抗團團員，奉命去認清周作人的面貌特徵及住宅地形。1939年1月1日，李如鵬、趙爾仁由範旭引路，來到位於西城八道灣的周作人宅第。三人出示了一封介紹信，向門人偽稱是天津中日中學的學生，來找周作人面商赴日留學之事。然後由李如鵬、範旭進人客廳，留趙爾仁在外把風。周作人見到兩人後，起立示意，範旭指着周作人對李如鵬説：“這就是周先生。”李如鵬立刻掏出手槍，對準周作人腹部開了一彈，周作人應聲而倒，範旭、李如鵬一前一後，迅速撒離。待範旭走到前院，回頭一看，李如鵬已被周家的幾名僕人按倒在地，無法脱身，範旭乃向門外大喊：“九哥（指趙爾仁）快來！”趙爾仁闖進院子，開了兩槍，僕人當即鬆手，李如鵬躍起身來，三人奪門而出。事後得知，周作人當時雖被擊中，然而子彈穿過厚厚的棉袍，力度減小，然後又鬼使神差地擊中毛衣釦子，以至周作人僅僅腹部表皮擦破，卻並未喪命。 ^[2] 

“抗日殺奸團”雖一度成為軍統的外圍組織，但參加者多為抗日青年，他們本着愛國熱情，在敵後出生入死與敵偽鬥爭，進行了多次制裁漢奸與爆破行動，打擊了日偽。在行動中曾失手十九次，被捕八十三人，李如鵬、馮運修等十數人為國犧牲。他們的死是為國家民族而犧牲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