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宗梁

祝宗梁，河南固始人，1920年出生在北京。祖父曾做過清末道台。父親祝毓瑛，曾在美國留學，讀的是經濟，回國後曾在北洋政府財政部工作過，後到天津北寧鐵路局任職。九個兄弟姐妹中，祝宗梁排行老二。他最初就讀於南開中學，南開被炸後改讀天津工商學院附中，這是一所法國天主教中學。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的鐵蹄佔據平津。天津南開中學、耀華中學等學校的一羣中學生，不甘忍受亡國奴的命運，奮起反抗，組織起“抗日殺奸團”的民間秘密組織，懲戒漢奸，襲擾日軍，在淪陷區勇敢地掀起抗日風潮。

1938年，剛滿18歲的祝宗梁在弟弟祝宗權的介紹下，加入到“抗團”。此前的他，只是一個內向、喜歡照相、搗鼓無線電礦石機的學生。1938年1月，祝在天津松壽裏的一個“抗團”機關裏參加了宣誓活動，為保守秘密，他化名為祝友樵。祝宗梁當時參加“抗團”宣誓時的主持人是曾澈。曾澈另外還有個身份，就是軍統派在天津站的秘書。

在天津，祝宗梁陸續和“抗團”成員們參加了火燒日軍倉庫、棉花站，刺殺河北省偽教育廳廳長陶尚銘、天津偽商會會長王竹林、偽儲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程錫庚等一系列行動，成長為一個膽大心細的“神秘殺手”。

刺程（錫庚）案後，重慶打來賀電，並匯來獎金六千元。這些獎金都留作團體經費。那時“抗團”全體人員都是義務性的，連津貼也沒有。只有幾位離開家庭，沒有生活來源的才有生活費。後來因程案其中涉及到白俄和一位瑞士人的死，引起國際交涉。五六月間，曾澈帶來重慶的命令，要參加程案的全體人員到重慶去。那時因為離學期期末很近，祝宗梁他們拖到7月份才動身。到重慶後，戴笠在海關巷一號接待了祝宗梁一行。8月上旬，戴笠引着祝宗梁一行在曾家巖受到蔣介石的接見。

8月中旬，戴笠為程案要求祝宗梁和袁漢俊到香港自首。因為在天津有四個軍統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這四人被日本硬説是“刺程犯”，並要求引渡。祝、袁去自首就是為了營救他們。戴笠還承諾：他與王寵惠（當時的外交部長）研究過，頂多把祝、袁兩位送到倫敦。無論到哪裏，他都會設法營救。還説此去不要暴露來過重慶。為了家屬安全，會設法將祝、袁的父親接來重慶。

祝、袁在香港一切自首的手續都是軍統代辦的。同時還向各通訊社、各報館都發了通訊稿。當時祝宗梁曾詳細地寫了一篇程案的經過和有關的證據。事後英國香港當局一直未予答覆。可是在天津，四個假刺程犯的引渡問題，一直都沒解決。後來這事鬧的不止是地方問題，擴大到英日兩個政府間的事情。1939年底，日本不再理會天津英租界直接向英國政府提出苛刻條件，如立即引渡四個刺程犯；將李漢元（天津英工部局負責人，當初反對引渡的關鍵人物）撤職。與此同時，日本還照會英國政府立即封鎖滇緬公路，否則就出兵佔領英租界。最後，英國因歐戰自顧不暇，對日屈服了。四個假刺程犯被引渡給日本。

祝宗梁和袁漢俊因英國香港當局不受理兩人的自首，11月就回到了重慶。後來天津“抗團”屢遭破壞，元氣大傷。1940年春，孫若愚到了重慶，與沈棟、袁漢俊、祝宗梁相聚。大家都為天津“抗團”被破壞感到無比惋惜，決定在上海開展新戰場。

1941年10月孫若愚在上海試驗炸藥時炸斷左臂，後又被捕。原定祝宗梁和袁漢俊、申質文、向傳緯四人補充，後來因祝宗梁要參加暑訓班，所以他們三人就先去了上海。

暑訓班結束後，這年秋天去淪陷區工作的人員陸續出發。此時孫若愚從上海回到重慶，以後改為由孫若愚任“抗團”總部書記。祝宗梁為辦理軍統取款事宜前往上海，他到河南商丘買了張“良民證”改名張志宏，在1943年1月8日到了上海。結果因從天津來的鄭有溥叛變，襄陽南路的聯絡點暴露，祝和申質文、向傳緯等三人相繼被捕，關押在四川北路日本憲兵隊本部審訊。也正因為鄭有溥叛變，天津“抗團”與上海“抗團”同時遭破壞，袁漢俊被捕犧牲。上海被捕的三個“抗團”成員受盡酷刑後，日本人依然一無所獲。到了4月底，申質文、向傳緯、陳澤永三人被毛森保釋。祝和其他人則被 “教育”釋放了。

1943年冬，毛森告祝宗梁説，戴笠要祝回重慶。後來楊國棟、夏逸農兩人到上海，祝宗梁將上海“抗團”移交給楊國棟，回了內地。

抗戰勝利後，祝宗梁與同為“抗團”成員的張同珍喜結良緣。張同珍又名張龍楨，出生在天津，祖籍浙江蕭山。她在天津耀華中學讀初三時，校長因拒絕日本人把英文課改為日語課的要求，在回家的路上被日本特務槍殺慘死，因此張與同班好友孫惠書、馮健美、夏志德一同加入“抗團”，決心以一己之力為抗日效力。1944年，祝從上海去內地的半路上遇到張同珍。她是從天津去內地。於是兩人同行，逐漸熟悉瞭解，互生好感。

1947年祝宗梁在上海教書後，張同珍也從天津來到上海生活。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目睹國民黨腐敗無能已久的祝宗梁，發自內心地擁護，新生的共產黨政權。他説，抗戰期間，知道了國共合作。在解放軍進上海時，對共產黨印象很好，因為親眼看到解放軍進城睡馬路，住學校臨走時還打掃得乾乾淨淨。

也正是對新生政權的擁護，祝宗梁利用自己之前的關係，為新政權的鞏固出力。除了自己做工作外，還向有關部門推薦“抗團”的舊友葉綱騫（以前是天津航業公司小開）到香港做工商界有關人士的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間遭遇經濟封鎖的情況下，從香港運送重要戰略物資銅到大陸。也許正是有了這段經歷，在解放初期的幾次政治運動中，祝均“倖免於難”。

1953年，他被有關部門安排到上海中學擔任高中數學教師。雖然仍屬於“受控制使用”，不能擔任班主任，但此後的六年間，祝還是過了相對平靜的日子。夫人張同珍1953年也響應動員家屬出來工作的號召，報讀中師。後來她一直在家附近的朱行小學教書。

但好景不長，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越繃越緊的強化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祝宗梁平靜的教書生活很快被打破了。1959年9月25日，剛開學不久，他正在上課，被臨時叫走，説是有人約請面談。當時祝根本沒想到會被捕。一開始他被關在車站南路第一看守所，關了9年都未判。

1968年，祝被一個審判員宣佈判決——以“歷史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從第一看守所轉到提籃橋監獄。祝宗梁在提籃橋刑滿後被送到安徽白茅嶺監獄勞動改造，做泥瓦工。

1974年12月，毛澤東在長沙指示特赦國民黨的戰犯。1975年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機關先後召開了寬大釋放大會，對在押的原國民黨團以上黨政軍特人員，全部寬大釋放。祝宗梁也在1976年出獄，拿到 500元安家費，回來分配到上海縣環保設備廠工作。上海中學1978年覆校後，祝宗梁想回上中教書，但受“左”的思想幹擾，未能成功。

祝出獄後，曾不斷寫信申訴。 1980年6月27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佈“原判認定祝在解放前夕召開反革命應變會議，解放初期包庇特務分子潛逃的犯罪情節，證據不足，不予認定，原判對祝宗梁處刑不當”。決定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68）滬軍審（預刑）字第175號判決，澄清事實真相，還了祝的清白。

1981—1989年，祝宗梁任上海縣（後與閔行區合併）政協常委。晚年，祝宗梁致力於蒐集“抗團”資料，撰寫“抗團”回憶錄。 ^[4]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天津淪陷，一些青年聚在一起，想做些救亡工作，其中有沈棟、沈楨、張瀾生、郭兆和、王桂秋、張同望、高慶琛、曹復生等。他們中有人主張以宣傳為主，有人則着重於行動，最後沈棟説：“注重搞行動並不是不要宣傳。行動可給敵人直接打擊，事情必定要登在報紙上，於是敵人就代替我們做宣傳。老百姓看到就會相信我們還有力量，會振奮人心，比我們印傳單更起作用。”於是大家決定在英租界裏組織“抗日殺奸團”（簡稱抗團）。為了開展活動，抗團在英租界松壽裏租下一間房子，每晚有人在這裏抄錄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然後再編印成《正字報》，每週出版一次，由交通員送到訂户手裏。後來又增出一份《跋涉》月刊，刊出論文和文藝小品，都是宣傳抗日的文章。 ^[2] 

我是在1938年1月參加抗團的，當時被分配當交通員。抗團成員的入團宣誓也是在這裏進行的，記得和我一起參加的七八個人都是19歲。誓詞大致是這樣：“餘誓以至誠參加抗日殺奸團，今後在組織領導下積極工作，服從指揮並絕對保守秘密，如有違犯，願受最嚴厲的制裁。”而後我們都在宣誓書上籤了名。為了保密，宣誓書當着大家面燒掉了。那天宣誓的主持人是曾澈，還有沈棟、孫若愚、郭兆和等人，他們都是抗團的骨幹成員。那次宣誓後不久，這個機關便遭到英工部局的破壞，曾澈被捕（後經營救被釋放），印刷工具都被抄去，兩個刊物被迫停刊。宣傳機構被破壞，反而促使抗團更快地轉入具體行動。 ^[2] 

抗團決定自行研製定時燃燒彈，用來燒燬日偽開設的商店、劇院、倉庫等設施，由劉福庚、李寶仁擔負研製任務。經過一番努力，試驗成功，但沒料到在正式安裝定時控制時，燃燒彈意外起火，劉、李二人一傷一亡。抗團還未出師，就先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並未令大家退縮。當年，天津有“光陸”“國泰”兩家電影院被日本人利用，抗團決定放火燒掉它。孫若愚等為此製造了兩枚定時燃燒彈，行動人員也編了兩個小組，每組四五個人，沈棟負責光陸小組，孫若愚和沈元壽等在國泰小組。我被指定在光陸小組。在出發前沈棟宣佈，在休息前（那時電影在放映中間都有10分鐘休息，觀眾也不是對號入座），由他把定時燃燒彈放在銀幕下面，使它在20分鐘後起火，一旦安放成功就用紅布罩着手電燈打個信號給他們。他們都坐在樓上第一排，看見信號就把署名抗團的反日傳單撒出，然後撤退。沈棟還另外給我一枚用罐頭筒偽裝的炸彈，約有兩斤重，並囑我萬一他安放燃燒彈時發生意外，就用乾電池把炸彈引爆，以擾亂秩序便於撤離。後來由於事情辦得很順利，大家平安撤退，炸彈並未用上。據留下觀看效果的女團員呂乃樸説，燃燒彈爆發時只看見一片白光，銀幕被燒得捲了起來，觀眾驚亂地爭先恐後逃離影院。待她跑到馬路上，大火仍在蔓延，不久後樓也起火，跟着一聲巨響，樓房被震垮，整個影院頓時變成一堆廢墟。這是他們第一次大的行動，當時那種緊張興奮的心情，至今仍記憶猶新。 ^[2] 

1938年5月，沈棟因工作和交往過於頻繁，惹起注意，突然遭到天津英工部局的逮捕。此事對抗團的影響很大，因為當時抗團工作基本上是由他主持，他的被捕也暴露了組織鬆散的缺陷，活動的秘密性太差。沈棟被捕後，李如鵬便代替了沈棟的工作。在他的提議下，抗團進行改組，成立幹事會為最高決策集體。幹事會由6人組成，曾澈負總責，李如鵬任組織幹事，孫若愚任行動幹事，袁漢俊任總務幹事，我擔任技術幹事。曾澈因故不能常來參加活動，由交通員錢致倫與李如鵬保持密切聯繫。幹事會下設5個小隊，孫若愚、劉友深、趙逢春、周慶漱和我分任隊長。每個小隊內有四五個小組，每個小組有四五名成員。幹事會明確規定：小隊間、小組間不準發生橫向聯繫，以確保秘密，避免一處遭受破壞而牽連整體。此外還建立了由孫若愚負責的行動組和由我負責的技術組。1938年6月間，為了擴大抗團的影響，李如鵬和孫若愚共同策劃放火燒日租界的中原公司。因為它是天津最大的百貨公司，所銷售的基本上都是日貨。我們計劃使用7個定時燃燒彈，派出7個行動小組，每組兩人，將其放在不同的地點。在規定的時間放妥以後，大家都回到李如鵬處報到，然後通知安排在幾處大樓頂上的人員散發傳單，宣傳抗日和抵制日貨，並且公開承認在中原公司放火是抗日殺奸團乾的。 ^[2] 

我和袁漢俊編在一個小組，指定放火地點在二樓西裝部。其他小組人員有孫若愚、孫湘德、虞承芳、張同望等人。西裝部的顧客稀少，所有衣料都放在櫃枱後面的櫃櫥裏，使我們難以接近，只得把燃燒彈放在樣品衣料的下面。各個小組也都順利完成安放任務。可是等到大家到齊散發傳單時，中原公司仍沒有起火。我們正在猜測時，突然中原公司火起，而且火勢很大，頓時大樓內秩序大亂。只因大樓是鋼筋水泥結構，消防隊又來得快，沒造成更大的破壞。孫若愚領導的行動組是從各小隊裏挑出的精壯小夥子組成，其中有孫湘德、宋顯通、劉富川等。其組員常在一起訓練，甚至以打流氓作為演練活動。當年有不少流氓終日混跡天津的酒樓舞廳，壞事做絕，深為人們所痛恨。行動組就蒐集偵察他們的行蹤，由孫若愚特製幾根二尺多長的棗木棒作為武器，四處打流氓。技術組的成員有向傳緯、水宗驥、雷邦璽等人。我們在黃家花園開設了一家水電行，經營代客安裝和修理水暖電器設備。抗團以水電行作掩護，必要時也擔起鋪保的作用。因為當時在處理糾紛和人員保釋的時候，時常需要一家店鋪作為保證。此外，水電行裏的設備也是為了技術組製造武器而備用。起初我們製造炸彈都是用三硫化砷和氯酸鉀混合物當作炸藥。這種炸藥很不安全，稍加摩擦就會爆炸，後來改用苦味酸和氯酸鉀為原料制炸藥，就比較安全了。早先制的燃燒彈雖能產生很高的温度，但也有體積大、不便攜帶的缺點。為此我們又設計製造了一種可拋擲的小型燃燒彈。體積只像一包香煙，一經拋出就會自行燃燒，投擲者亦可從容離開現場。這種燃燒彈以後用了許多次，效果都很好。另外，我們還試製出催淚彈和煙幕彈，不過沒有派上用場；也曾試製過無線電控制的炸彈，但是沒有搞成。經過幾次行動，大家的膽子增大了，決定直接對日本人下手。那時從天津西站到北站有為日本軍人設的公共汽車，雖然中國人也可以乘，但人們為了避免麻煩寧願不坐，為準備行動我們特製了四枚炸彈，兩枚是定時控制，兩枚開蓋就炸。一天黃昏，我約了袁漢俊、周慶漱和另外一位組員去執行這個任務。我和袁漢俊各帶一枚定時炸彈上了兩輛反向而行的日本人開、日本人乘坐的公共汽車，只乘一站就下車。另外兩人如法炮製，四枚炸彈就這樣被帶上了汽車，結果一輛公共汽車行駛到東南城角時發生爆炸，車身的鐵皮被炸裂，一下子從車上抬下了六七個被炸傷的日本兵；另一枚炸彈在西站的終點爆炸，但車上已沒有人，只把汽車炸燬了；另外兩枚炸彈不知怎的未炸。 ^[2] 

七七事變週年就要到了，我們給所有的電影院、戲院都發了信，要他們在這天停止演出以為紀念，同時又發動很多人去貼標語、撒傳單。貼標語組有一二十人，一個塗糨糊一人貼，都在夜裏進行，撒傳單也是一個撒一人監護。記得一次在春合大戲院門口，趁散場我騎着自行車往人羣裏撒傳單，偏偏有個法租界巡捕碰上，可他卻把頭一扭假裝沒看見，我猜想他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也是同情的。在紀念日那天影院果然都停演了，但他們不敢説是為了紀念抗戰一週年，而是在門口掛出牌子“修理機器，停演一天”或“修理內部”。唯有平安電影院依舊放映，我們很生氣，又做了一枚不傷人的炸彈想教訓一下他們，後來被曾澈禁止才算作罷。放暑假了，我們有更多的時間行動，其中較大的行動是“三天放了三把大火”。第一個放火目標我們選定的是日軍存貯糧食和稻草的堆棧，地址是在河北大經路附近金剛橋旁的舊天津市政府。這裏的房子在戰爭中全都被燒燬，日軍清除瓦礫以後，當作露天堆棧。門口有日軍站崗，一般人是進不去的，裏面的稻草有兩層樓那樣高，離牆只有十幾米。一天下午五六點鐘，孫若愚、呂迪綱和我三個各帶了四枚可拋擲的燃燒彈到了這裏。孫、呂二人從北牆外，我從南牆外，同時把燃燒彈丟進去。等我們騎車走到金剛橋上時，裏面已經火光沖天。第二個目標是法國橋（今解放橋）旁的一個露天棉花棧，它的佔地面積有一個足球場那樣大，堆滿了棉花，而且棉花都是經過壓擠成長方體。棉花堆有四五米高，堆與堆之間有通道，供裝卸時行車。也是在傍晚，孫若愚、葉綱騫和我從圍牆外又丟進去12枚燃燒彈。等我們離開不遠，燃燒彈就開始發火，火焰很快就蔓延到整個棉花棧，只見裏面的人忙成一團，十幾個消防水龍向棉花上澆水。第二天再去一看，整個棉花棧已被燒得精光。第三個目標是工商學院（今外國語學院）後面的露天棉花棧，它比上一個要大好幾倍。根據上次的經驗，若要效果更好，只有破壞消防設備，我們決定分兩批進行。那消防站的設備很簡陋，一個直徑約1米的大輪子上面並列繞着十幾盤帆布帶。我和袁漢俊帶上一瓶王水（濃硫酸和硝酸的混合液），在吃晚飯時到了消防站。那裏只有一個人在值班，袁漢俊假裝問路，我利用他們談話的機會把王水撒到帆布帶上，然後匆匆離開。人夜，劉友深、範建等五六個人乘黑向棉花棧裏丟了20多枚燃燒彈，火勢頓起，我隔着兩條街還可以看見屋頂後面的火光。這些棉花的主人是誰，我們不知道，只覺得它對敵人有用。

秋季開學了，有些中小學課本更換了新版本，加了大量敵偽毒化青少年思想的內容。我們對此非常氣憤，決定予以嚴懲。我們看到這是鴻圖書局印刷的，又調查到在東馬路有這書局的門市部，就決定燒掉它。華道本、趙爾仁和我帶上一枚較大的定時燃燒彈進入門市部，那天裏面除了三四名營業員外，恰好一位顧客也沒有，華道本故意踩了趙爾仁一腳，兩人便假裝爭吵起來。乘營業員的目光被吸引過去之機，我把燃燒彈放在書架上的書籍後面，我們三人又大模大樣地走了。半小時以後燃燒彈起火，消防車趕來救火，那些書不是被燒就是被水沖毀了。 ^[2] 

事情並未就此完結，大家覺得當時身為偽教育局長的陶尚銘應對修改教科書負主要責任，決定將其殺掉。孫若愚從沈元壽處探聽到陶尚銘住在馬場道西湖飯店，並經常在下午兩點多鐘離開飯店乘汽車外出，於是便約孫湘德一起行動，還要我和宋長富擔任掩護，必要時也參加戰鬥。10月的一天下午，他們潛伏在飯店附近，發現陶尚銘上了汽車，就馬上趕過去隔着汽車向裏開了八九槍，然後騎上自行車離開現場。我們擔任掩護，看他們一切順利，遂也離去。後來才知道陶尚銘只中了一槍，打瞎了一隻眼睛，但受到不小的驚嚇。受到那次行動的鼓舞，我們又盤算着對大漢奸王竹林開刀。王竹林在天津淪陷後就很活躍，報紙上時常看到他的名字。他多次公開吹捧“皇軍”的“豐功偉績”，還説只有靠“皇軍”來救中國。這漢奸是天津的商會會長，我父親認識他，他家住英租界44號路（今河北路）寧靜裏2號。44號路是我上學的必經之路，很方便地查清了王竹林的汽車牌號是423，他經常傍晚乘車外出。1938年12月27日晚上，孫若愚忽然來找我説王竹林的汽車就停在他家附近的豐澤園飯店門口，我們決定立即行動，又約了孫湘德帶上槍趕去豐澤園飯店。豐澤園門前的馬路兩旁停滿了汽車，至少有三四十輛。423號汽車停靠在最遠處，估計王竹林來得最晚，是個主客。我們把自行車停在一個衚衕裏，在衚衕另一端有出口，是我們很好的退路。我們商量這次由孫湘德和我直接行動，孫若愚擔任掩護。我們在衚衕口等了一個多小時，大約在晚9時左右才看見423號汽車發動，並向飯店門口開去。我們立即趕過去，恰好飯店門口聚了很多人送王竹林上車。待距王竹林約5米遠，我立即向他打了一槍，跟着孫湘德又連開兩槍。但見王竹林轉過身來，張着嘴驚叫一聲“啊”。我又連着開了4槍。我身旁站着的一個客人忽然癱軟在地上，弄得我莫名其妙，也來不及顧他，就急速撤退，這時孫若愚也在衚衕口向天開槍助威。第二天，報紙上報道説王竹林頭部中了一彈，胸部中了兩彈，在送往醫院途中身亡。還説他的兩個保鏢聽到槍聲響起，競向飯店裏面跑去，那個癱在地上的人，是被嚇暈了。 ^[2] 

以上行動都是抗團自己謀劃的，雖為抗團成員但極少參加組織行動、而又與國民黨當局有關係的曾澈很少知曉，或事後才知道。可突然有一天，曾澈轉來一紙重慶電文，上面開列了20多名住在天津漢奸的名單，申明要對其施行制裁，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偽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程錫庚。抗團覺得懲治漢奸責無旁貸，予以應允，可萬沒料想到事情最後竟導致了抗日殺奸團的解體。為了便於行動，大家對程錫庚的情況進行了調查，他住在英租界一所很講究的花園洋房裏，門口有租界巡捕保衞，其汽車號碼是1657。我也曾對程錫庚的辦公地點作了調查，認為那裏環境開闊，行人少，不宜隱蔽自己。恰在我們難於下手之際，説來也巧，那名巡捕突被調走，新換的巡捕正好是抗團的成員。孫若愚就想利用在他值班的時候，假裝把他打暈，衝進程家行動。但是這位巡捕説程錫庚愛看電影，不如到電影院刺殺。1938年4月9日，我約袁漢俊、孫惠書、馮健美（孫、馮是女性）在晚飯前一起到幾家大電影院門口轉一下，看有沒有1657號汽車，結果競意外地在大光明電影院外面看見了它。機不可失，我們決定立即行動。我回去取了4支手槍和兩個炸炮（這種炸炮摔在地上只響不傷人），袁漢俊又去把劉友深叫來協助行動。等我們重聚一起已是下午6點多，電影開演多時了。大家約好在休息時再分頭去找程錫庚，於是購票入內。中間休息時，我們發現在樓上中間第四五排處有一個人像程錫庚，但因燈光昏暗，我們不敢確定。我靈機一動，跑到放映室請放映員打出幻燈，上寫“程經理外找”幾個字。等我回來時，劉友深説幻燈片打出後，那人剛想站起來，卻被他身邊的女人按下去了，由此可斷定他必是程錫庚。電影再開映時，我要劉友深在樓上出口處等候，我自己走到程錫庚身後一排座位上找個空位子坐下，位置離程有1米多遠。我看了一會兒電影，目的是想冷靜一下，然後突然抽出手槍對準程錫庚的頭部連發4彈。一時四座秩序大亂，我也混人人羣向門口湧去。劉友深看見我，馬上挽起我的胳膊往樓下跑。猛然有一人從身後抱住了我，我連身也未轉就用槍對着那人腹部開了兩槍，他應聲倒下。又有一人上前抱住我，可是我突然發現手槍內已無子彈，我即與他扭打着滾下樓梯。他半個身子壓着我，我用左手揪住他的頭髮，他乘勢把我的食指狠狠地咬了一口。袁漢俊等三人正等在樓下，見我們在扭打，袁漢俊即用槍頂着那人的身體開了一槍，那人身體一軟，鬆開了我。袁漢俊扶我站起來，向影院門口急速走去。第二天早晨，程錫庚家門口掛出一把粗、兩三尺長的白紙條以示報喪。據《庸報》在第一版刊登的消息我才知道，程錫庚當場身亡。回來以後，我將受傷手指包紮一下，沒敢去醫院，以免暴露。第二天我們照常上課，同學們都在議論這件事，語文老師更是繪聲繪色地講給大家聽，殊不知幹此事的正是我。我和同學們一起沉浸在勝利的愉悦之中。 ^[2] 

1939年6月中旬，重慶方面忽然來電，要參加刺殺程錫庚的人都到重慶去，因為學業即將結束，等我們參加完考試，拖到7月上旬才成行，計有袁漢俊、劉友深、馮健美和我。我們乘船先到香港，而後重慶方面的王新衡和張冠夫為我們買了飛機票飛往重慶。到了重慶，我們被送到海關巷一號，住在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見。令人大出意外的是，我們等來的接見人竟是戴笠。他對我們熱情招待，8月上旬又領着我們去見蔣介石。雖然在談話中，蔣介石只是對我們的學業和家庭情況問了幾句。沒有一會兒工夫我們就出來了，可大家面對此種“殊遇”仍是滿腹疑團。後來才知曉，戴笠打算叫袁漢俊和我到香港去自首。原來在天津有四名軍統人員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憲兵隊硬説他們是“刺程犯”，一定要把他們引渡過去。戴笠説如果我們自首，日方的藉口就失去依據，這四個人就可以得救。他還説，自首後我們可能被香港當局關押，也可能被送到英國，無論去哪裏，都將設法營救我們，同時為了避免我們的家庭遭迫害，準備把我們的父親接來重慶。經戴笠一番巧言勸説，我們到了香港。一切手續軍統都給辦妥了，他們代請了律師，代向世界各大通訊社發送了新聞稿，我們只是寫了一份事情的詳細經過，連律師的面都沒有見過。包括重慶、天津等地的報紙都登載了這條新聞，我們兩人的名字就這樣傳了出去。軍統派劉戈青和我們聯繫，要我們住在旅館，不得出門一步。由於當時歐洲已經發生戰事，英國張伯倫首相的妥協外交政策仍在繼續，英國對本土的災難還自顧不暇，在遠東只得步步向日本屈服。我們的自首沒有被受理，軍統要營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舊被引渡給日方。我們在香港等了三個月，仍毫無結果，就回到了重慶。我們幾個骨幹離開天津以後，抗團發生了變動，組織被原軍統人員裴級出賣，曾澈、李如鵬等數人先後被捕，被押送到北平炮局子（監獄），其中曾澈和李如鵬被判死刑，在1940年被殺害。李如鵬等被捕、被殺，抗團的骨幹又大多不在，團員們一時失去了主意，紛紛自動脱離，抗日殺奸團競致名存實亡了。 ^[2] 

（一）抗團暑期訓練班由於淪陷區的組織相繼遭到破壞，在內地的抗團人員想聚會一次來商討對策。起初想利用暑假舉辦一個夏令營，這事與軍統商量。於是就在貴州息烽軍統的訓練班裏撥出一塊營地，專門辦了個抗團暑期訓練班。

這是1942年8月間的事。共有26人蔘加。他們是：

沈棟、楊國棟、沈元壽、祝宗梁、張允孚、張仁恩、雷邦璽、方甫、董言清、蔣瀛、俞勤康、夏逸農、陳雲標、左豹章、葉綱騫、黎大展、郭卜嶼、王德馨、沈安俊、韋國濤、錢致倫、孫思龍、馮健美（女）、石月珍（女）、喻嫺才（女）、盧旭（女）。 ^[3] 

共進行了四個星期。軍統的息烽訓練班副主任徐亮兼抗團暑訓班主任。另外派了一位中隊長，和兩位小隊長負責軍事訓練和生活管理。還開了三門課程：三民主義，情報學，行動學。教員也是派來的。

在抗團內部有個領導小組，由沈棟、祝宗梁、沈元壽、楊國棟、張允孚組成。在這期間共同擬訂了一個抗團規劃，內容如下：

(1)建立抗團總部，地點設在重慶。負責建抗團全面聯繫事暫由祝宗梁負責。

(2)建立一個聯絡站。地點在安徽界首。負責聯絡淪陷區的抗團組織與支援工作。由沈棟負責，董言清（後改為錢宇年）協助。

(3)派張允孚、葉綱騫、陳雲標、孫思龍、韋國濤去天津工作。由張允孚負責。

(4)派楊國棟、夏逸農去北平工作，由楊國棟負責。

(5)派左豹章去東北長春建立抗團組織。(6)在內地建立三個聯絡區。昆明聯絡區由沈元壽負責。成都聯絡區由俞勤康負責。重慶聯絡區由總部兼。各聯絡區只保持抗團成員的聯繫，不再發展組織，也沒有工作任務。抗團工作任務只在敵後的淪陷區。這年秋天去淪陷區工作的同志陸續出發。後來孫若愚由上海回到重慶。抗團總部由他擔任總部書記。祝宗梁去上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