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樁模子

上海有一種特殊的行業，叫“打樁模子”。按字面翻譯，這是上海話“站在街頭的人”的意思。打樁模子如同一個樁子佇立街頭，他們從事倒賣月餅票、戲票、火車票、足球票、演唱會票，以及回收交通卡、商場現金卡，甚至還有回收購物發票的（這是某些商場承諾用發票計算點數獎勵的緣故）。

“黃牛黨”是上海人在替社會現象分類時最慣用的概念系統。於是，就有了一種叫“黃牛黨”的稱謂，用於描述一堆人在那裏搶購物資或票券，有如“黃牛羣之騷然”的現象。“黃牛”是上海灘的特色已有兩個世紀的發展史了，昔日的“黃牛黨”，所從事的是被過度分化的中介行為。就現象而言，它被定義為“恃氣力或勢力，採購物資及票務憑證後高價出售以圖利”。他們在解放前倒黃金，在文革時倒諸如縫紉機、自行車、電視機等各類票證。新世紀，“黃牛”行業有了更大的發展，開始倒大劇院戲票，倒熱線火車票，直至倒世界第一的磁懸浮票。“黃牛黨”的存在，從某個層面上直接導致了春運期間的“買票難”。但“黃牛黨”的出現，是相關經濟制度有漏洞的必然結果。

“黃牛黨”有存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比如，傳統春運火車票市場上，官方希望購票者按先來後到獲得數額遠遠不夠的火車票，但這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因而導致許多民眾的寶貴時間資源被浪費在排隊上。黃牛的出現，將火車票的實際價值以貨幣的形式重新量化，這符合市場規律，大量願意以貨幣換取時間的消費者造成了黃牛黨的出現。但是，物極必反，近幾年黃牛黨的過分猖獗，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市場的正常秩序，仍以火車票為例，近幾年我國春運運力大大增強，但是大量的車票被黃牛黨以各種手段買走，使得許多排隊的民眾無法正常購買到車票，引發了民眾的憤怒，故而官方加強了對黃牛黨的打擊力度。

打樁模子的雛形最早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是上海打樁模子迅速發展的年代，各種機會、各種信息都可以賺錢。開始是外匯券，後來直接倒賣外匯，主要是美元。“外匯有伐？外匯有伐？”那時候，南京東路華僑商店門口，這種“模子”多得很。香煙票、自行車票、電視機票都曾是打樁模子的倒賣對象。以後社會上什麼熱門，什麼便是打樁模子熱烈追逐的對象。萬體館香港明星演唱會、F1賽車、大劇院的經典劇目，票價經打樁模子倒一下，會漲到幾倍至十幾倍。“打樁模子”有這樣的眼光，看準哪個票子會緊張，會有fans的追逐，他們便會提前大量收進，然後高價放出。他們專業從事這行，從中賺取差價，體現了上海人很精明的一面。

每年中秋節前，“打樁模子”十分活躍。那些每年中秋可以收到幾十張、幾百張月餅票的人，發愁這麼多月餅吃下去，定會傷了脾胃。便隱匿了身份同打樁模子做起交易。每年春節前，代幣購物券、商場現金卡都是打樁模子熱衷的對象。據從事這行的人吹噓，一箇中秋季節，一個打樁模子可以賺到十幾萬到幾十萬不等。他們中還有幾等不同的模子，有的直接站在街頭“打樁”的，還有專收“打樁模子”的。後一種直接同商家或廠家交易，因為他們早已同商家或廠家達成了默契，成為這種票子流通環節的必要部分。打樁模子真正成熟、形成專業，大概是九十年代的事了。

二十一世紀最初的十年，上海“打樁模子”方興未艾。“打樁模子”現象成了上海的一種特有的經濟現象和社會現象。有人説他們擾亂經濟秩序，但是他們頑強地在社會經濟大潮中分一杯羹。他們以上海人的精明在法律邊緣和非主流社會生存，他們深知價值是通過流通來體現的，流通就會增值的道理。它同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緊密聯繫。社會經濟生活在運行，“打樁模子”可能不會絕跡。

“打樁模子”又稱黃牛黨。黃牛黨大多為下崗工人、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羣，近幾年也出現了黑社會化的現象，通過一些惡劣的不法手段謀求不法利益。

海派清口創始人周立波：叫打樁模子是因為待在外面無聊，兩腳併攏，原地上下抖動，像打樁一樣。

“黃牛黨”、“黃牛”、“司法黃牛”等之造辭，它的起源或在於描述地下經濟裏一堆人在那裏搶購物資或票券之場面，有如黃牛羣之騷然，而後將它的中介意義突出，而用於稱呼“司法黃牛”。但除了這種意義的“黃牛”外，“黃牛”一詞還有另一種意義，那就是稱人爽約也用“黃牛”。例如，當我們約了某人於某時某處見面，而對方卻未赴約，這時即可説“他黃牛了”。這種意義的“黃牛”，乃是吳語方言的用法，據《漢語方言大詞典》稱：當人的“責任心差而不履行承諾”，皆可説是“黃牛”。漢語許多地區的方言語言裏，都將未照預期方式完成的事稱為“黃”。例如，打麻將打完一局，但卻沒有人胡牌，就説“這一圈黃了”；唱一齣戲荒腔走板，即可以説“這齣戲唱黃了”。爽約被稱“黃牛”，倒是和這種意義的“黃”較為接近，但仍有待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