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江南三首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⑵：日出江花紅勝火^⑶，春來江水綠如藍^⑷。能不憶江南？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⑸，郡亭枕上看潮頭^⑹。何日更重遊？

江南憶，其次憶吳宮^⑺：吳酒一杯春竹葉^⑻，吳娃雙舞醉芙蓉^⑼。早晚復相逢^⑽？ ^[1] 

⑴憶江南：唐教坊曲名。作者題下自注説：“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按《樂府詩集》：“‘憶江南’一名‘望江南’，因白氏詞，後遂改名‘江南好’。”至晚唐、五代成為詞牌名。這裏所指的江南主要是長江下游的江浙一帶。

⑵諳（ān）：熟悉。作者年輕時曾三次到過江南。

⑶江花：江邊的花朵。一説指江中的浪花。紅勝火：顏色鮮紅勝過火焰。

⑷綠如藍：綠得比藍還要綠。如，用法猶“於”，有勝過的意思。藍，藍草，其葉可制青綠染料。

⑸“山寺”句：作者《東城桂》詩自注説：“舊説杭州天竺寺每歲中秋有月桂子墮。”桂子，桂花。宋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⑹郡亭：疑指杭州城東樓。看潮頭：錢塘江入海處，有二山南北對峙如門，水被夾束，勢極兇猛，為天下名勝。

⑺吳宮：指吳王夫差為西施所建的館娃宮，在蘇州西南靈巖山上。

⑻竹葉：酒名。即竹葉青。亦泛指美酒。《文選·張協〈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

⑼吳娃：原為吳地美女名。《文選·枚乘〈七發〉》：“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幹、吳娃、閭娵、傅予之徒……嬿服而御。”此詞泛指吳地美女。醉芙蓉：形容舞伎之美。

⑽早晚：猶言何日，幾時。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風操》：“嘗有甲設宴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 ^[2] 

江南的風景多麼美好，風景久已熟悉：春天到來時，太陽從江面升起，把江邊的鮮花照得比火紅，碧綠的江水綠得勝過藍草。怎能叫人不懷念江南？

江南的回憶，最能喚起追思的是杭州：遊玩天竺寺尋找中秋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賞那起落的錢塘江大潮。什麼時候能夠再次去遊玩？

江南的回憶，接下來就是回憶蘇州的吳宮：喝一喝吳宮的美酒春竹葉，看一看吳宮的歌女雙雙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什麼時候能再次相逢？ ^[3] 

白居易青年時期曾漫遊江南，旅居蘇杭，對江南有着相當的瞭解，又先後擔任過杭州刺史、蘇州刺史，因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他後來定居洛陽，猶憶江南舊遊，於是創作了《憶江南三首》。

關於作詞的具體時間，歷來説法不一。有説在白居易離蘇州之後；有説在開成三年（838年）；有説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國維則説寫於“大和八九年間”。這些説法，籠統簡單，缺乏事實根據。劉禹錫曾作《憶江南》詞數首，是唱和白居易的詞，其小序説：“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為句。”劉禹錫詞在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初夏作於洛陽，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詞也應在開成二年初夏。 ^[4-5] 

《憶江南三首》分寫江南春色、杭州秋景和蘇州勝事。三首詞主旨相同而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獨立性；而各首之間，又前後照應，脈絡貫通，構成有機的整體，顯示出作者謀篇佈局的高超藝術技巧。

第一首泛憶江南，兼包蘇、杭，寫春景。全詞五句。一開口即讚頌“江南好！”正因為“好”，才不能不“憶”。“風景舊曾諳”一句，説明那江南風景之“好”不是聽人説的，而是當年親身感受到的、體驗過的，因而在自己的審美意識裏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既落實了“好”字，又點明瞭“憶”字。接下去，即用兩句詞寫他“舊曾諳”的江南風景：“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日出”“春來”，互文見義。春來百花盛開，已極紅豔；紅日普照，更紅得耀眼。在這裏，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綠，紅豔豔的陽光灑滿了江岸，更顯得綠波粼粼。在這裏，因異色相映襯而加強了色彩的鮮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聯繫起來，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聯繫起來，為的是異色相映襯。江花紅，江水綠，二者互為背景。於是紅者更紅，“紅勝火”；綠者更綠，“綠如藍”。

杜甫寫景，善於着色。如“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絕句二首》）、“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絕句四首》）諸句，都明麗如畫。而異色相映襯的手法，顯然起了重要作用。白居易似乎有意學習，如“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秋思》）、“春草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題岳陽樓》）、“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正月三日閒行》）諸聯，都因映襯手法的運用而獲得了色彩鮮明的效果。至於“日出”“春來”兩句，更在師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在明媚的春光裏，從初日、江花、江水、火焰、藍葉那裏吸取顏料，兼用烘染、映襯手法而交替綜錯，又濟之以貼切的比喻，從而構成了闊大的圖景。不僅色彩絢麗，耀人眼目；而且層次豐富，耐人聯想。

題中的“憶”字和詞中的“舊曾諳”三字還説明了此詞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層次：以北方春景映襯江南春景。全詞以追憶的情懷，寫“舊曾諳”的江南春景。而此時，作者卻在洛陽。比起江南來，洛陽的春天來得晚。作者寫於洛陽的《魏王堤》七絕雲：“花寒懶發鳥慵啼，信馬閒行到日西。何處未春先有思，柳條無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的季節，洛陽卻“花寒懶發”，只有魏王堤上的柳絲，才透出一點兒春意。

花發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區別。洛陽有洛水、伊水，離黃河也不遠。但即使春天已經來臨，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樣碧綠。因此作者竭力追憶江南春景，從內心深處讚歎“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筆寫出他“舊曾諳”的江南好景之後，又不禁以“能不憶江南”的眷戀之情，收束全詞。這個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陽的作者對江南春色的無限讚歎與懷念，又造成一種悠遠而又深長的韻味。詞雖收束，而餘情搖漾，凌空遠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詞以“江南憶，最憶是杭州”領起，前三字“江南憶”和第一首詞的最後三字“憶江南”勾連，形成詞意的連續性。後五字“最憶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愛的一個江南城市。如果説第一首詞像畫家從鳥瞰的角度大筆揮灑而成的江南春意圖，那麼，第二首詞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畫作了。

作者很愛西湖的春天，他在詞裏偏偏不寫杭州之春，這可能是為了避免和第一首詞所寫的春景重複。他寫杭州之秋，一寫山寺賞月賞桂，一寫高亭之上觀錢塘江潮。兩句詞就寫出兩種境界。“山寺月中尋桂子”，山寺有許多傳説，有的還蒙上一層神話色彩：傳説寺中的桂花樹是從月宮中掉下來的。作者曾在寺中賞月，中秋節桂花飄香，那境界使他終身難忘。山、寺、月影下，尋桂子，寫出了幽美的環境，也寫了置身其間的詞人的活動。然而，詞人回憶杭州還有另一種境界使人難忘。那就是“郡亭枕上看潮頭”，錢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觀，潮頭可高達數丈，所以白居易寫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裏，就能看見那捲雲擁雪的潮頭了，顯得趣意盎然。“郡亭枕上看潮頭”，以幽閒的筆墨帶出驚濤駭浪的景色，與上句“山寺月中尋桂子”的靜謐而朦朧的美的境界形成鮮明的對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白居易是熱愛杭州的，所以他在回到北方以後，又產生了“何日更重遊”的願望。

第三首詞在思想藝術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寫到歌舞生活，因而許多選本都不介紹它。其實它在寫法上也並不是全無可取之處的。前兩首詞雖然也寫到人，但主要還是寫景。第三首點到吳宮，但主要卻是寫人，寫蘇州的歌舞伎和詞人自己。從整體上看，意境的變化使連章體詞顯得變化多姿，豐富多彩。

“吳酒一杯春竹葉”一句值得品味。一來，竹葉是為了與下句的芙蓉對偶，二來，“春”在這裏是形容詞，所謂春竹葉並非一定是指竹葉青酒，而是指能帶來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詩裏就有“甕頭竹葉經春熟”的説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愛酒，白居易應該也不例外。他喝着吳酒，觀賞“吳娃雙舞醉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稱為“娃”，吳王夫差為她建的房子就叫“館娃宮”。白居易這樣寫，就是出於對西施這位絕代佳人的聯想。作者不是縱情聲色的人，他欣賞的是吳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陽後説：“早晚復相逢。”

這三首詞，從今時憶往日，從洛陽憶蘇杭。今、昔、南、北、時間、空間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頭兩句，都撫今追昔，身在洛陽，神馳江南。每一首的中間兩句，都以無限深情，追憶最難忘的江南往事。結句則又回到眼前，希冀那些美好的記憶有一天能夠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因此，整組詞不過寥寥數十字，卻從許多層次上吸引讀者進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經歷的各種情境，體驗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現的各種精神活動，從而獲得尋味無窮的審美享受。 ^{[5]  [6-7]} 

宋代王灼《碧雞漫志》：《樂府雜錄》雲：“李衞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雲：“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衞公為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嘆世間有改易錯亂誤人者，是也。

明代楊慎《詞品》：《望江南》，即唐法曲《獻仙音》也。但法曲凡三疊，《望江南》止兩疊爾。白樂天改法曲為《憶江南》。其詞曰：“江南好，風景舊曾諳。”二疊雲：“江南憶，最憶是杭州。”三疊雲：“江南憶，其次憶吳宮。”見樂府。

明代沈際飛《草堂詩餘別集》卷一：較宋詞自然有身分，不知其故。

明代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一：徐士俊雲：非生長江南，此景未許夢見。

日本近藤元粹《白樂天詩集》卷五：詩餘上乘。

明代卓人月《古今詞統》卷一：徐士俊雲：胸中有丘壑。

日本近藤元粹《白樂天詩集》卷五：藹然之情可掬。

日本近藤元粹《白樂天詩集》卷五：春竹葉醉芙蓉，對法奇巧。又：香山所憶，恐推吳娃於第一。 ^[8]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於河南新鄭，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後遷下邽（今陝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後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曆初年任蘇州刺史，後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和元稹並稱“元白”，和劉禹錫並稱“劉白”。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