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

主人公“我”的父親工作調動，滿懷希望，全家遠渡重洋，從法國來到越南，卻一無所獲。父親客死異鄉，母親開辦了一所法文學校，以此來養活我和兩個哥哥。童年時，母親花掉自己的全部集蓄，在柬埔寨的貢布省買了一塊海邊的土地。但因未送禮，腐敗的土地管理部門無人告訴她這塊土地無法耕種。土地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沒六個月，母親和當地人修壩未遂，直至破產。

“我”在西貢國立寄宿學校外面的一所專門為法國人辦的學校讀書，要時常乘坐汽車和渡船往返於學校和家之間。

15歲那年的一天，湄公河，在從母親的學校去某地度假的渡船上，一位比“我”大12歲的華裔男子對“我”一見鍾情，主動用他的黑色大轎車送“我”回學校。這位青年是個中國人，他住在沙瀝河岸上的一幢藍琉璃欄杆的別墅裏。他家底殷實，其父親是控制着殖民地廣大居民不動產的金融集團成員之一。由於母親去世了，他從巴黎趕回來，為母親奔喪。他是個獨子，父親獨斷專行而財權在握。

這以後，我們常在城南的一座單間公寓裏私會。我們在一起談得很融洽。15歲的“我”就知道享樂，慾望是“我”的一部分。雖然“我”不知享樂為何物，卻已對殖民地各種男人對我投來的目光習以為常。

不久，在這間單身公寓裏，“我”希望他像往常把女人帶到他房間裏來那樣去做，奉獻了“我”的童貞，儘管“我”還是個尚未成熟的孩子。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們不斷地在這間公寓裏幽會。他瘋狂地愛着“我”。而對“我”來説，“我”更想要的是他的錢。

“我”需要他的錢為卧病在牀的母親治病，“我”需要他的錢供荒淫無恥的大哥尋歡作樂，“我”需要他的錢改變這窮困潦倒的家。這位黃皮膚的情人帶着我們全家人，去高級餐館，去逛夜總會，滿足我們可悲的虛榮和自尊。

“我”生活在一個支離破碎，怪異扭曲的家庭中。淳樸、剛強卻被世人欺騙，溺愛大兒子直至去世的母親；殘暴醜陋、乖戾好賭的大哥；善良向上卻在盛年死去的小哥哥。他們瞧不起“我”的中國情人，反對他，卻也默認他。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我們不斷地幽會，盡情地滿足情感和慾望的需要。

但這段感情終究還是一段感傷絕望的愛情。“我”不能戰勝膚色和民族的偏見，不得不離開印度支那，回巴黎定居。他也掙脱不了幾千年封建禮教的羈絆，不得不尊從父母之命，與一位素未謀面的中國姑娘結婚了。

許多年過去了，“我”結婚、生育、離婚並開始寫作，他和他太太來到巴黎並給“我”打了電話。他説他和從前一樣，還愛着“我”，他不停止對“我”的愛，他將愛“我”，一直到死。 ^[2] 

作品來源於作者的真實經歷。杜拉斯真正的初戀發生在1930年，當時，年輕的杜拉斯坐渡船去西貢的寄宿學校，中國富商少爺被杜拉斯的異國風韻和青春美貌所傾倒，杜拉斯也被富商少爺所吸引，他們經常約會，每天情人都會開着黑色轎車在學校門口等她，帶她進豪華餐廳或去鬧市區的一幢房子。

20世紀30年代印度支那法屬殖民地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十分嚴重，白人世界拒絕接受一個黃種人青年，亞裔家族也將白人少女拒之門外。在當時法屬殖民地，白種人和黃種人戀愛也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對白種人家庭來説，出現這種異常也是羞恥的。因此，杜拉斯18歲時便被母親送到法國讀書，富商情人從小順從父親，無力反抗父親，更無力反抗父親的金錢，被迫娶了老家撫順一個門當户對的富家姑娘。在富商情人結婚那天，杜拉斯失聲痛哭。作品中的富商情人真名叫李雲泰，是遼寧撫順人。當年滿18歲的杜拉斯坐船離開越南迴法國那天，情人李雲泰也趕赴碼頭，送別杜拉斯。

多年之後，李雲泰攜妻子前往法國，給杜拉斯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他對她説：“和過去一樣，他依然愛她，他根本不能不愛她，他説他愛她將一直愛到她死。”就是這句話，使杜拉斯重新拿起紙和筆，開始小説《情人》這部作品的創作。 ^[3] 

主人公“我”是是一位白人女孩，只有15歲，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大哥是長子，然而由於母親的溺愛使得他可以在家裏為所欲為，欺負二哥；偷母親的錢去賭，去揮霍，一事無成；他們拿他毫無辦法，只是一味的縱容，然而“我”卻敢在大哥説“那塊大肉是我的”的時候與大哥正而抗衡。“我”是家裏最小的，但是從這種意義上，“我”卻是家裏最“強”的。 ^[4] 

華裔少爺來自於中國北方的一個富商家庭，英俊瀟灑風度翩翩，但是性格懦弱，因為自己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而表現出一些自卑，無力反抗家人的權威，而只能被迫迎娶家裏指定的對象。 ^[3] 

《情人》中敍述者“我”與其類同幻象的相互認同，及在其它作品中的不斷認同，構造出社會背景中的道德張力：“這位夫人和這個戴平頂帽的少女都以同樣的差異同當地人劃分開。她們兩個人都是被隔離出來的，孤立的。是兩位孤立失羣的后妃。她們的不幸失寵，咎由自取。她們兩人都因自身肉體所富有的本能而身敗名裂。她們的肉體經受所愛的人愛撫，讓他們的口唇吻過，可以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種沒有愛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問題就在這裏，就在這種希求一死的心緒。”（王道乾譯）異樣的道德意識產生於這樣的道德環境，只要這樣的道德環境還在帶來痛苦，文本中另類的道德便有它存在的意義。

杜拉斯自己又把《情人》稱為“關於渡河的故事”。渡河時刻，和中國情人扣遇，在少女是跨出沉悶、冷酷而又破敗的家庭的決定性的一步。她身體的性狀其實尚未完全以熟，早熟的意識藉助服飾做了誇張——她在渴求愛，母親無法給予的愛。通過中國富商的兒子，她得到了她所要的。但那其實不完全是她所企求的，而是另一種性質的愛。通過這個情人，少女喚醒了自己的身體，觸發了慾念的爆發，也導致了情感的超越，變成了全面成熟的真正女性。 ^[5] 

可以看到，愛慾的鬱積，是少女現實生活中不滿情緒日積月累的一種轉化。而她無視一切的縱情縱慾，顯然是衝破家庭牽絆的一種排遣，是心理焦灼的一種釋放。她試圖讓緊張的心理狀態在肉體的狂放不羈中得到舒解，用性愛的忘情擺脱四周令人厭惡、令人壓抑的事物。在她的家庭中，長期為冷漠所制轄，母親、兩個哥哥和她本人，他們緘默不言，保持獨立和所謂的自尊，孤立地承擔着生活艱辛和痛苫，他們個個桀驁不馴，有如頑石，互相仇視。

深入骨髓的經濟上的窘困，和骨肉血親之間的憎恨，就是讓少女無法活下去的毀滅性力量。她在中國情人身上尋求愛慾的宣泄，正是對現實中死亡陰影的迴避。她渴望從中獲得生命的新形式，找到活下去的新理由。杜拉斯通過身體對愛慾的渴求，讓讀者看到了少女內在的無助、惶恐、空虛、苦悶。在眼淚中，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少女的成長，而這種成長總伴隨着流淚和心碎。 ^[5] 

作者的家庭生活和殖民地生活的大篇幅加入，並不是無關緊要的，這都是故事發生的背景。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樣一個貧窮的家庭，我是不會出頭露面的，更不會為了錢而和中國情人來往。也許我最後也愛上了中國情人，但事情的開始不是為了愛情。殖民地上流社會和下層人民的生活對照，可以作為故事的背景音樂，也可以體現出作者對人生的觀照。每個人的生活都不是完美的，都充滿絕望。殖民地有很多風流韻事，作者單寫了一個貴夫人，她的為了她而絕望自殺的情人。迷亂絕望的生存背景，配上一段絕望的愛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作者冷靜地寫這些事情，主旋律和背景都是美麗的絕望的令人唏噓不已的。這就使這段愛情不同尋常，成為特定的歷史階段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的一段愛情。同時使這篇作品沒有落入愛情故事的俗套，賦予它更為廣闊的時代和社會意義。

《情人》在跳躍的敍事時空中將故事一一展開。文章開頭是倒敍，其間伴有順敍和插敍，並且這幾個敍述手法相互交錯，來回變換，打破了傳統小説的敍事時間順序。作者用這樣的方式寫出了兩副面孔，一個是年邁老嫗經時光、煙酒備受摧殘的面孔，一副是稚嫩、無知，沒有這些經歷的臉孔。整部小説都是在這兩個形象交替變換之下完成的。

小説打破了時間順序，以一種跳躍式的思維進行。《情人》在開頭處，作者寫到“我”十五歲半乘船的那次經歷，當時的衣着，裙子、鞋和男士帽子，而後描述了“我”家庭的情況，接着又開始反觀現在的生活，轉而敍述母親的不幸遭遇，接着筆鋒一轉中國情人出場。作者由現在的想象轉入到回憶之中，而回憶湄公河渡口與情人相遇中間又插入了很多過去與現在的片段，這樣的情節看起來隨心所欲，而實質經過作者精心佈局的構思。每一次場景的變換都體現了作者的心理變化，並且加入了更多的內容，敍述由此慢慢地展開，讀者隨着作者的思緒流動，也在過去、現在、將來的時空之中來回穿梭。文中的敍述沒有按時空的順序展開，但有另一種邏輯作為線索，這種邏輯就是杜拉斯式的寫作手法。如“我已經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説：‘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説你美，現在，我是特地來告訴你，對我來説，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這是《情人》中的經典開頭，用倒敍的手法追憶年少的一段感情經歷，這樣的敍述方式增強了文章的生動性，使文章產生懸念，更能引人入勝吸引讀者，同時也可以避免敍述的平板和結構的單調。

杜拉斯寫作《情人》時已經七十一歲了，小説以老年人的視角將故事娓娓道來，寫出了對逝去青春的眷戀與懷念。同時作者對於時光易逝的感慨一直貫穿於文章始終，在這樣的情境下回顧自己的青春年華，更能激起讀者共鳴，使這份青春年少的異國愛戀顯得彌足珍貴，讓人回味無窮。這段經典的開頭，描寫出了一個女人在自己容顏備受摧殘的時候，渴望一個往昔的情人從已經對衰老的自己表現漠然的人羣中走出來，表達出那份超越時間之上的愛，給人一種無奈的滄桑之感。

在情節安排上杜拉斯打破了傳統小説單向直線發展的結構模式，代之以雙線發展，形成獨特的複線發展的結構模式。杜拉斯的小説中通常安排兩個敍述層面，每個層面都有獨立的主題，以及圍繞這個主題而發生的事件;這兩個層面上的兩件事從表面上看是沒有關係的，敍述者也是平行講述的，但當情節發展到最後，這兩件事則結合到同一點上。《情人》的情節結構亦是如此，小説講述的是一名貧窮的白人少女與一個富有的中國少爺之間深沉而無望的愛情，這是文章的主線。但是文中並沒有描述出一個完整的、全面的愛情故事。愛情故事的敍述經常被打斷，而是花了大量的筆墨，描述“我”的家庭，這個讓作者感到孤獨、壓抑、愛恨交織的家庭。作者自己也這樣説道“關於我家裏這些人，我已經寫了不少。”愛情和親情這兩條線索齊頭並進，小説中這兩個線索來回轉換。在與中國男子相識的渡口，在雙方交談之前，作者在其中穿插講述了家庭的狀況及母親的不幸遭遇。這兩個情節看起來沒有太多的關聯，像是兩條平行線，隨着情節的發展衝突也越來越多，兩條平行線也有了交點。這個讓作者貧困的家庭是促使這場愛戀開始的主要原因，同時白人少女也通過家庭對於這種愛情的態度和反應來反觀自己的行為。其中，中國男子與她的家人見面的那一場景，對於家人的描述，書中女孩兄妹之間的冷漠以及男子在女孩家人面前的態度等等，使這兩條線索結合在一起並推動着情節向前發展。杜拉斯的作品之中的主題都是圍繞着親情和愛情的，在這部作品中更是把這兩個主題放大來描述。作品圍繞着這兩條主線的發展穿梭往返於不同的線索之間，使小説的敍事結構富有動感，敍事主題具有層次感，因而使小説的表現空間更加地開闊。 ^[6] 

瑪格麗特·杜拉斯以小説《情人》獲得1984年龔古爾文學獎。這一新作在1984年秋季文學書籍出版季節出現之始，即引起廣泛的熱烈的反響，各大報爭相發表熱情洋溢的評論，9月初發行量每日即達到一萬冊之多。 ^[7] 

1992年，小説被讓·雅克·阿諾改編成同名電影，由珍·瑪奇、梁家輝主演。 ^[8] 

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國小説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後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説《情人》（1984年）獲得龔古爾文學獎。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