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碼頭

作為地域名稱，清江浦早在明清時期，即以集漕運指揮、漕船製造、漕糧儲備、河道治理、淮北鹽集散地“五大中心”於一身而譽冠天下。“南船北馬”“九省通衢”“天下糧倉”的昔日繁榮，使清江浦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為運河沿線的“四大都市”。明清時期，朝廷漕運總督、河道總督、户部分司、工部分司等機關與官員長期駐節清江浦；晚清時朝廷在清江浦設立銅元局，使其成為全國為數不多獲得鑄幣權的地方；光緒年間，一度設立的江淮省首府亦設在清江浦，江淮巡撫、江淮按察使在此居住。民國時期，淮揚鎮守使、淮揚道署、第七行政督察署、國民黨第二十五路軍指揮部、江蘇省政府，中共淮鹽特委、蘇皖邊區政府、清江市政府、兩淮市政府先後駐節清江浦。新中國成立後，清江浦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2軍軍部，淮陰專員公署、淮陰（淮安）市政府、淮陰(淮安)軍分區、江蘇生產建設兵團團部、江蘇省清江浦境地，是江淮流域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經對距今六七千年前，原缽池鄉山前村一帶居住的氏族部落遺址出土炊煮穀物的陶器及大量蚌殼、螺螄殼、獸骨等考證，當時氏族經濟活動以漁獵與採集為主。夏商周時期，清江浦境內是淮夷、徐戎活動範圍。春秋戰國時期，境內先屬吳、越，後歸楚國。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秦滅楚，始設淮陰縣，屬泗水郡（一説屬東海郡，也稱郯郡）。其時，淮陰縣治所設甘羅城（今淮陰區馬頭鎮東北一里許，相傳為秦上卿甘羅所築）。漢高祖六年（前201年），封西漢開國功臣、秦漢著名軍事家，淮陰籍人士韓信為淮陰侯，淮陰為其封邑。農墾局、清江市人民政府、淮陰縣人民政府長期駐紮地。 ^[2] 

清晏園，位於市區人民南路的西側，環城路的北側，始建於明永樂年間，當時為户部分司公署，督理漕糧，距今已有近600年曆史，康熙年間始創為古典園林。清晏園作為清代河道總督部院後園，因治河而設。清者，有清水、清河、清人之意;晏者，安也，有平靜、恬靜、平安之意。當時，清晏園是全國最高治水機構所在，管轄着黃河、淮河和運河。

清代初期，因考慮到清江浦為黃河、淮河、京杭大運河交匯處，是治河工程最重要的地方，而總河署所在的山東濟寧距此路途遙遠，往返不便。為便於及時掌握水情河勢，就近指揮，清政府在清江浦設官治河。據《清史稿河渠志》記載，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徽巡撫靳輔被提拔為河道總督，官銜全稱為“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康熙十七年(1678年)，河道總督靳輔移駐清江浦，在原明朝户部分司公署遺址“鑿池植樹，以為行館”，名“淮園”。清晏園由此成為清代國家在京城以外專設的治河決策、指揮和管理的最高機構所在，管轄着黃河、淮河和運河。清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分設江南河道總督，負責江蘇河道的疏浚及堤防。今清晏園面向人民路的大殿所懸掛的“總督河道部院”的匾額便由此而來。

河道總督直接受命於皇帝，下轄四道、二十廳、二十(河兵)營，其“規模之大，縣城無兩”。河道總督正職多為正二品，或是從一品，副職為正三品，朝廷還常以官階較高的官員任河道總督，如高斌、嵇曾筠等人均授大學士銜。

從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始，清代常駐清江浦的河道總督共有56任、45位，歷時183年。歷任河督中，不乏政績顯著、功高垂世的“水利專家”。靳輔改革潘季馴的“束水攻沙”為“疏浚築堤並舉”，以達到“寓浚於築”的目的;黎世序運用“分洪治水”理論，將“束水攻沙”的傳統辦法改為“重門鉗束”(用全河之水併力攻沙)，改廂埽(用土填壓秸、葦的護堤辦法)為碎石護坡，為治理運河水患，黎世序還在黃河與單堤之間築越堤，以兩道護水堤埂共御黃水在清晏園這方天地，這些精通水利的河道總督們縱觀天下水情，鑽研治水方略，博採眾長，創新利用當時領先的治水理論，並大力付諸於實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黃、淮水患，常使黃河安瀾、淮水暢出清口、運河通暢、漕運無阻。不少河督還著書立説，如靳輔的《治河方略》、嵇曾筠的《防河奏議》、徐端的《安瀾紀要》《安瀾回要》等，不僅為後世治水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典籍，更為國家水利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

清江浦因三水交匯的獨特地理位置，成為漕運指揮、河道治理、漕船製造、漕糧儲備、淮北鹽集散的“五大中心”。歷史上，康熙乾隆二帝十多次下江南巡視治水，每次必經淮安的河道總督府，而作為府署後園的清晏園每每也就成為接駕的行宮。乾隆十五年(1750年)，時任江南河道總督的高斌，為迎接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閲河，特地在清晏園中荷花池北岸構建了“荷芳書院”，並請無錫著名書畫家蔣衡(字拙存)題橫匾，懸於大堂。高斌撰著的《固哉草亭集》卷四有一首《荷芳書院》，題下有注，“蔣拙存題額，取音河防之義。”道出了自己取名“荷芳書院”的別意。

清晏園(6張)

清晏園，不僅曾作為接待皇帝南巡的行館，留有皇帝的足跡，更存留着清代皇帝對歷代河督治水有功的嘉獎。清晏園還承擔着一個重要的功能——接駕的行宮,清康熙乾隆二帝先後十多次下江南巡視治水,每次經過淮安,就會駐蹕清晏園。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