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璋本

徐璋本1957年成為右派。其右派言論為：“任何學説，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侷限性”。“馬克思關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着嚴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脱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思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

被打為右派之後，被投入監獄，經歷20年囚徒生活——徐璋本與錢學森先生同樣的教育背景，同樣的專業特長，同樣人生關鍵處的選擇，最後結局完全不同。根源在於他們對時代的理解和對世界的認知不同。

徐璋本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史上應當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評價中肯定是完全失敗了，因為他最好的時光在監獄裏度過，而錢學森卻在這一段時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偉業。後人只有感慨，而講不出什麼道理，其實也沒有道理，這就是人生。

徐璋本先生1979年被獲平反，1988年去世。

本文作者：謝泳

徐璋本和錢學森是同齡人，都出生於1911年。三四十年代徐錢二人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錢學森在航空與數學系學習，1939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1940年獲博士學位。徐璋本歸國較早，回國後在交通大學電信研究所任教。應該指出的是，錢學森的大學也是在交通大學讀的。1955年院系調整後，徐璋本在清華大學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獄。

從徐璋本入獄前的經歷看，他歸國後基本上是從事教學工作，即使他1957年不入獄，是否能夠介入以後的兩彈一星的工作也未可知。但是徐璋本和錢學森的私交確實很好。

《人民日報》2005年6月刊載原錢學森秘書，現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塗元季的文章《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錢學森》 ^[1]  ，其中寫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黨寫了長達8頁的交心材料，進一步談了他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尤其是對反右鬥爭的認識。因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鬥爭中還去看望錢偉長，在經濟上接濟現行反革命份子，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線。錢學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錯誤”。錢學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撰文説，保證合理光照可畝產40萬斤糧食。錢學森如此荒謬地為大躍進推波助瀾，是否與經濟上接濟徐璋本的家屬而被迫檢討，感到的壓力太大，急於表白自己的不二衷心，以致慌不擇路，留下千古笑柄，其中緣由就只有錢學森本人自己最清楚了。

錢學森和徐璋本兩個人的求學生涯幾乎是一樣的，但人生的結局卻大相徑庭：一個是兩彈元勳，名垂黨史；一個只能作為平反右派被後人評説，徐璋本先生的20年囚徒生活註定了他的歷史定位與科學無關。這就是命運。性格即命運。

認罪伏法活動是中國監獄獨有的東西。不管是什麼人，進了監獄的大門就要親口承認自己有罪。這種活動開展之頻繁，到了強迫犯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程度。“右派反革命”有一個共同點：絕大多數是高級知識份子，而且在獲刑前均有相應得社會地位。雖然以身陷囹圄，在歷史反革命和刑事犯面前，他們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出一些優越感。這些人天資聰慧，入獄十幾年把馬列斯毛的書讀了個通透，獄中召開的認罪伏法的大會小會上，凡這等人登台演講，無一例外，口若懸河、引證據典，舍我還誰的樣子。如果扣除時空背景和認罪內容，單聽演説中的形勢分析和理論探討部分，一定會認為是一位中央黨校的職場教員在宣講。筆者現在還記得聽這種演講時的感覺，那就是荒唐。在監獄中，警察和政治犯之間話語系統的趨於空前的統一，這種話語系統的無差異性是一種創造，確實史無前例。而徐璋本是這類人中的一個例外，在和他同獄的17個月中，從來沒有見到過老先生登台演講。徐璋本先生在每晚必開上的小組會上，凡輪到他發言，總是山南海北、東拉西扯。有時覺得他的發言缺少邏輯性，但時間一長，他的用意就顯而易見了，他的發言的最大邏輯性就是迴避對自己“罪行”的認同。徐璋本是絕頂聰明的。他的自我保護意識是很強的，他從不在任何場合從他自己的嘴裏涉及與自己案情有關的任何話題，因為一旦涉及“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這樣的話題，説深説淺都是很危險的。

1970年春夏。“一打三反”運動的到來。社會上捕殺之風盛行。徐璋本先生在獄中獨特的生存方式面臨嚴峻的考驗。曲周勞改農場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曾經將一個在押犯人送到邯鄲地區召開的公審大會上批鬥，最後被判處死刑，立即槍決。這個人的名字叫吳紀仁（音同）。我記得吳紀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為鳴放入獄，入獄前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老師，年齡與徐璋本相仿。吳紀仁的殺身之禍就是起源於拒絕在小組會上承認自己有罪，在為自己辯護的過程中，毫無顧及地談論與制度和意識形態有關的敏感問題。被槍斃之前曾多次在全場犯人大會上被批判。我殘存的記憶中，吳紀仁先生的“反動言論”幾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調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預言：吳紀仁活膩了。吳紀仁被槍斃前已經瘋癲，他被關在單人禁閉室中，路過的人都能聽見他在不停地宣講，聲嘶力竭。警方説他是裝瘋賣傻。吳紀仁被槍斃的那天上午（確切日期記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沒有上工，下午午休後召開犯人大會，會上宣讀邯鄲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判決公告。那張公告上判處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吳紀仁先生。估計公審大會是上午開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讀佈告時，吳紀仁先生已經魂歸黃泉。宣讀佈告後，獄方負責人黃大隊長講話，他警告不願認罪伏法的犯人，吳紀仁的下場就是榜樣。接着，黃大隊長開始點名，被點名者都是獄方認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點名者都必須站到會場前面的空地上。被點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時的徐璋本先生由於比較開朗，所以年齡雖大，並沒有給人一種衰老的印象。但這時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裏，雙目無神，嘴角下垂，另人陡然感到這是一個飽經滄桑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經無法繼續承受下去了。

1971年7月我和其他一些人被調離曲周農場。但是，關於徐璋本先生的消息總不斷傳來。1973年至1975年秋季，由於中美關係解凍，美國費城管弦樂團和德國斯圖加特室內樂團先後訪問北京。費城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命運第五交響曲；斯圖加特室內樂團演奏海頓的小夜曲。在文革時期的中國，文藝活動向來是政治局面大走向的風向標，事到終極勢必反，政治氣候的轉向只是時間的問題了。監獄中政治犯的命運交響曲也進入最後一個樂章，漫漫長夜之後，已見東方地平線露出一抹魚肚白。1975年秋季中共頒佈了建國以來最後一道特赦令：釋放全部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警憲特人員。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黃維將軍是這個人羣中最具聲望的人物。邯鄲地區的被特赦人員被集中到邯鄲西部的慈縣，後轉石家莊，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月工資超過百元（相當於在職縣團級人員的工資）。這個被特赦的人羣絕大多數早已刑滿，但均未被釋放，都被強迫留在勞改場就業，俗稱“二勞改”。

獄方實際操作過程中，也許受到決策層的指示，被特赦人員並不侷限在國民黨人員這個範圍。邯鄲地區被集中的人員當中，我所知道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有原國民黨第三戰區潛送日俘小組組長宋憶之先生。前文提到的鄒震先生也被集中，鄒震先生事後談起此事説，之所以這樣做，可能與他49年以前曾做過南京《益世報》的總編有關，因為靠級評估的話，一個《益世報》的總編總不會小於縣團級。至於鄒先生的入獄所謂何事，卻不聞不問。怪事還有，前文提到的高級幹部黃理文也因這個釋放國民黨人員的特赦令，被集中了，因為黃先生捕前享有幹部的級別無論如何是省軍級，兑換成國民黨的幹部級別遠遠大於縣團級。按照這種思維推理，徐璋本先生入獄前是清華大學二級教授，同級兑換，也不會小於縣團級，因而也屬於被集中人員。這次莫名的赦免來得儘管很滑稽，還是應該算作徐先生和所有被集中人員的第一次被解放，雖然這一次被解放的最大前提設置是認定這些人曾經是有罪的。

到了1979年春季，中國才真正意義上開展了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數以千計的遷者與流者從千里萬里之遙回到親人的身邊。我是其中最年輕的，27歲，還有重新開始的可能，一切從頭再來。而像徐璋本先生那樣的老人，當第二次解放降臨的時候，20年的光陰已荒廢和丟灑在北京監獄和邯鄲流放地。同那不堪回首的20年揮手告別的時候，人生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1979年，徐璋本與我回到北京。我們最後的來往書信，是為了一本書，商務出版社出版的《我這一代的物理學》。作者是量子力學奠基人，德國科學家波恩。這本書在王府井大街的內部書店出售。我買下了這本書。徐璋本先生通過某種渠道得知後，便寫信託我幫他買一本。我再去內部書店為他購得並寄去此書。在收到我寄去的書後，徐璋本先生曾給我寫過一封很長的英文回信。信中回顧量子力學誕生的過程和它對物理學的影響。其中談到哥本哈根學派和愛因斯坦的爭論以及構建大統一理論的哲學意義。

徐璋本的青年時代正逢現代物理學涅槃與革命的時代。愛因斯坦、普朗克、波爾、狄拉克、費米等一代物理學巨匠用智慧和天分開拓着物理學新天地，曾吸引了一批中國的青年智者。 費米在中子誘導核反應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獲得1938年物理學諾貝爾獎。1940年，徐璋本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可以想象，29歲的徐璋本已經跨入科學殿堂，在當時的中國人中，懂得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人只能是以數十人計，絕對是鳳毛麟角。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一個沒有民主和科學傳統的國度，多麼需要這樣的人啊。那時的徐璋本先生一定有着飛揚的神采和遠大志向。他本可以為自己的祖國貢獻出自己的才華，也為自己建功立業。但是1957年的突變改變了一切，命運讓他和多災多難祖國一道去承受苦難。而他對物理學的迷戀和對科學的追求，只能到夢幻中去尋覓了。

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魯迅：《哀範君三章》）。徐璋本老先生已經作古。他不足160公分的身高；話音的南腔北調；還有那臉上總是略帶着的微笑——這就是他留給我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