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安

徐松安幼年家貧，在一家字畫店當學徒，他悉心觀摩店裏經營的名家字畫，於中又特別傾心張大千的山水之作。每天繁忙落地，徐松安便在如豆的燈下，臨習筆墨間的超然之氣。

一日，店老闆偶然到徐松安住處，見其山水習作酷似張大千的風格，甚是驚喜。精明的老闆執意讓徐松安在習作上題張大千的名款，作品裝裱後又懸掛在搶眼之處，常令商賈甚至書畫同道駐足流連。事有湊巧，時逢大千先生客次武漢，由國民黨官員張道藩陪同逛武漢三鎮的字畫店。無意間瞥見題有大千名款的作品，其筆法峻朗，設色清雅。大千先生滿腹疑惑，在他一再追問下，店老闆推説：是小店的學徒，為求生計，仿冒先生大作餬口。大千先生聞之是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所為，更是驚訝，定要仿者現身。當他看見少年徐松安氣宇軒昂，舉止謙誠時，遂在漢口六渡橋德華酒樓設席收為弟子。張大千先生的指導，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漢上聲名大噪，正式鬻畫漢上。

徐松安經常趨往武漢三鎮的舊貨市場，並將鬻畫所得的大部分資金用來購買名家印章和書畫字帖，豐富的藏品使其開闊了眼界，也充實了其藝術底藴。

1927年，武昌美術專門學校創始人蔣蘭圃與該校教師張肇銘、王霞宙、歐志先等成立“梅社”，旨在“闡揚國故、振起藝術”，徐松安以青年書畫家、收藏家身份被邀加盟，成為“梅社”重要成員。湖北美術學院舉辦“湖北近現代名家書畫展”展品中，有一幅由張肇銘、王霞宙、徐松安合作的花鳥立軸，並鈐有“梅社之印”。

而立之年的徐松安為了探尋古文字的堂奧，拜武漢大學劉博平教授為師。年近花甲的劉老對這位漢上才俊非常賞識，不論寒暑，十數年如一日，堅持每週為徐松安授課一次。劉老興酣之際，常常信手寫下印模，由徐松安奏刀，師徒即興之作情趣盎然。劉老毫無保留的傳授為徐松安打下了堅實的文字學基礎。

徐松安交遊甚廣，與湖南篆刻家黃鐵庵的金蘭之誼竟長達四十餘年，黃鐵庵曾用五釐米見方的封門青為先生篆“松巖居士”白文印贈之（邊款為：鐵廠製為，松廠正句）。兩人或相約同遊南嶽，或把杯夜話於松風堂。“文革”期間，晚年的黃鐵庵受到迫害，病體支離，徐松安先生親為黃老76歲造像題字，兩位藝術家在困難時期，仍不忘相互勉勵，此間情誼着實令人難忘。

“木公”為“松”之別名，也是和西王母並稱的東王公之名，徐松安先生以“木公”為號，以“松風堂”為齋名，可忖其志。《史記》曰：“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木長”是先生後期常用之號，流露出的執着和無奈縈繞在他後期的藝術生涯中。“文革”前，先生與一些書畫家欲振興漢派書畫，曾積極籌備成立“葵社”，未料“文革”的到來，非但終止了“葵社”的運作，徐松安先生也因為和定居台灣的張大千有師徒關係而屢遭厄運。這時的先生很少畫山水，他取法蒲華、老缶，花鳥畫率意縱筆，滿紙蒼茫，心境滄桑，以吾筆畫吾心，不刻意取悦世人，藝術風格更趨完善。

徐松安先生印章中，發現部分自用名章有“秋江”（何墨）、“辛谷”（徐三庚）、白石的邊款。或許是先生後期經濟困窘，難以買到中意的石料？也或許是先生對他人的應酬之作不予肯定，磨去原來印文，改刻自用？徐松安對名人是不盲目崇拜的。

經過唐醉石的力薦，徐松安任東湖印社副社長。唐醉石先生長徐松安先生25歲，卻佩服徐松安的真性真情，對其藝術天賦尤為讚賞，還讓自己的兒子唐大康師從徐松安。兩人莫逆之交在一方印章上可見端倪，唐醉石先生用上好的凍石刻“木長書畫”白文印贈徐松安，（邊款為：松廠道兄正篆，辛丑上巳，醉石。）不難想見於鶯飛草長的三月，兩人切磋藝術的融融氛圍。

1961年，東湖印社成立，徐松安先生作為漢上本地篆刻家的加盟，就任副社長，標誌着漢上印人和客漢印人的合流。 東湖印社一九六一年九月成立於武漢，是繼西泠印社之後，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早的印學組織。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國美協武漢分會主席張肇銘和鄧少峯, 徐松安等有識人士，倡議成立一個和西泠印社相類似的書法篆刻組織，這個倡議得到了湖北省委宣傳部的支持。東湖印社成立之後，公推唐醉石為首任社長。一九八六年冬，中國書法家協會湖北分會召開了第二屆理事會。會上，選舉楊白陶先生為印社第三任社長，秘書長為黎伏生，社員後來發展到五十人。舉辦了多種形式的書法篆刻創作和印學研討活動，首次印行了《東湖印社社員作品集》。一九九五年九月，東湖印社推選谷有荃先生為社長，張明明、劉欣耕，黃德琳為副社長，楊坤炳為秘書長，樊中嶽為副秘書長，社員發展至七十九人，印社不斷開拓創新，開展多種活動，舉辦專題印學研討會等。在慶祝印社成立四十週年時，成功地舉辦了全國篆刻大賽。二○○四年十二月，印社編輯出版了《東湖印社篆刻作品集》。

松安先生沒有經過正規的書畫教育，生前沒有辦過畫展，沒有單獨發表過作品，卻以書畫聞名，解放前受聘在武昌藝專任教，解放後很多人跟他學畫，有人稱上世紀五十年代能在湖北書畫界呼風喚雨的，有以“三老”為代表的學院派和社會上的非學院派。松安先生便是後者中名頭最盛的。湖北新三老之一的魯慕迅_先生在簡歷中就記有師承謝瑞階、石磊園、張肇銘、徐松安。

諸文龍，沈愛其，劉一原，周天林四人早年曾拜師於徐松安先生門下，跟隨徐松安先生多年，堅持繼承傳統、深入生活的藝術創作思想，積累豐富的繪畫經驗，如今都成為一代宗師，在湖北被譽為四家村

諸文龍,生於1940年，杭州人，。現為武漢市美術家協會會員、湖北山水畫研究會會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溯江源、下涉東海,行程七萬餘里,參與創作巨幅國畫《萬里長江圖》（150米長卷），中國美協主席吳作人題寫畫名《萬里長江圖》,在中國美術館,武漢展覽館和深圳美術館展出，在人民日報、星島日報及香港文匯報等海內外各級報刊上發表。作品參加各級展覽並獲獎,廣泛流傳於海內外。 《萬里長江圖》的創作開始於一九八四年初，由長航黨委書記解蒞民同志倡儀，長航集團總公司主辦，武漢航海學會贊助，集陳作丁、諸文龍、劉一原、魏康祥、樂建文、黃志等六位畫家上溯江源，下涉東海，前後歷時一年有餘，行程七萬餘里，蒐集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後經多次反覆，十易其稿，三年後的一九八六年末集體創作完成。此畫由武漢榮寶齋裝裱藝術師胡長青先生精裱上牆

沈愛其,1941年生,武漢人,沈愛其的畫如臨雄風,大氣磅礴無拘無束的筆勢，自在自為地在水墨中流行；現為武漢國畫院副院長。

《野氣開天》作者沈愛其，題款常用愛奇、艾奇、奇之等，故常有“離奇”之舉，“沈瘋子”是也。如，時年已六十有五，卻道“正式畫了50年畫”。蜚聲海內外。但，他不是任何級別美協、書協的會員，更談不上有某協會主席、副主席之頭銜，從不參加任何美術活動，從不出版畫集文集，他的藝術價值憑着純真的自我而流傳。聽到有畫作在境內外高價炒作，沈愛其説，那與我無關。我生來就是畫畫的。

沈愛其的“沈氏寫意畫派”通過不同的途徑將進入中國美術史，這是毫無疑問的。

劉一原1942年7月生於武漢。湖北美術學院中國畫系教授，從事山水畫和花鳥畫教學，並致力於現代水墨藝術的創作研究。出版專集：《山水畫藝術處理》、《劉一原作品集》、《劉一原水墨藝術》、《當代中國畫家精品-劉一原》。作品編入：《中國現代美術全集》、《中國當代美術》、《今日中國美術》、《中國當代美術圖鑑》、《中國水墨實驗二十年》、《二十世紀末中國現代水墨藝術全集》、《當代中國山水畫集》、《當代中國花鳥畫集》。主要展覽：1981年10月“湖北十人畫展”（中國美術館）；1983年2月“中國青年國畫展”（巴黎）；1985年11月“當代中國畫展”（香港展覽中心）；1986年11月“現代中國畫展”（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10月“第七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1991年2月“全國中青年山水畫邀請展”（江蘇省美術館）；1991年7月“中國湖北美術學院展”（巴黎）；1992年4月應法國卡斯特爾（CASTRES）市政府邀請赴法舉辦個展和講學；1993年2月“93之春水墨畫觀摩展”（北京國際藝苑美術館）；1995年8月“中韓交流展”（中央美院）；1996年6月“走向21世紀的中國當代水墨藝術研討會水墨作品觀摩展”（廣州）；1997年6月“中國藝術大展?當代中國畫展”（上海圖書館）；1998年10月“心象風景—劉一原水墨藝術展”（北京國際藝苑美術館）；1999年9月“互動時代—1999中國畫邀請展”（重慶）；2000年5月“新中國畫大展”（上海、南京）；2000年9月與法國藝術家馬薩爾（Gastn-Louis MAR-CHAL）法國卡斯特爾（CASTRES）舉辦藝術展；2001年9月“中國?水墨實驗二十年展”（廣東美術館）多次參加全國性的山水畫、花鳥畫邀請展。

現代水墨藝術“心象風景”是湖北美術學院教授劉一原從1986年以來獨創的藝術樣式。它以獨特的藝術風格，高雅的藝術品位，深邃的文化意藴，精湛的藝術技巧，在中國美術界獨樹一幟。

“心象風景”是在中國傳統繪畫的根基上拓展、衍化而出的現代水墨。“心象”即畫家的心靈蹟象；“風景”卻有着比山水更為寬泛和多義的內涵。劉一原的“心象風景”表現了畫家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思考，表現了畫家的種種情感與思緒。“心象風景”具有濃郁的抽象性，整個畫面充滿活力和動感，宛如交響樂章。

劉一原的“心象風景”富有原創性，它的學術意義被美術評論界高度肯定和關注。“心象風景”是劉一原耕耘二十餘年的藝術成果。

劉一原的作品以經逐步脱離了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概念，正在作為一種“心象風景”進入當代人的視野。他對於生態環境的關注，已不再是古典的天人合一的文人靜觀，而是在畫面的衝突中尋求新的和諧，在遮蔽的風景中敞開人的內心，這是一個畫家以個性的方式觀察世界的結果。我們在他筆下的混沌世界中，回溯到自然的本原，從中領悟宇宙的永恆秩序，觸摸自己的心靈深處。 -----------殷雙喜

周天林，1943年生於武漢。湖北美術家協會會員、湖北工藝美術大師。作品在,武漢展覽館和深圳美術館展出，在人民日報、湖北日報及文匯報等各級報刊上發表。多次舉辦個人畫展，曾赴日本東京等九個城市及德國舉辦展覽。作品參加各級展覽，發表並獲獎,長江日報等報刊專題報導介紹。廣泛流傳於海內外。筆耕畫壇四十年，涉獵中國畫諸領域，均有建樹。

周天林的寫意的山水畫在湖北美術館展出和廣大的觀眾見面，能有如此鮮明的個性風格、吞吐山川的藝術魅力，這是與先生長期奉行上述的藝術觀點密不可分的。他在堅持繼承傳統、深入生活的藝術創作實踐中，為我們積累了豐富成功的經驗，為今天從事國畫創作的朋友們也樹立了成功的典範。他的寫意山水畫取得如此卓越的藝術成就和展出成功。中國畫以自己優秀的獨特的民族文化藝術形式，正在祖國的康莊大道上豪邁地行進着。中國畫在新世紀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期，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會更加自由和繁榮，中國畫必將在我國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潮流中，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又必將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國際的廣泛讚譽和尊重。

徐松安的藝術生涯實是率性而為，難為世人理解。世事滄桑，此些軼事已隨煙雲而去，而1969年先生不屈於“文革”對自己身心的壓制，縱身墜樓而亡，其傳奇生涯中最為震撼世人的一筆，竟是用此種方式鐫刻。歷史于徐松安有太多的不公，在整理漢派印學資料是有必要大書特書一筆。

徐松安1911年出生於武漢，幼年隨舅父學鑑定古玩，並作書畫，後拜師張大千。抗戰勝利後在武昌藝專任教，曾任武漢市文聯專職畫家，其書畫篆刻、文物鑑定，均為一流，堪稱大家。他還兼通戲曲、弈棋，17歲時即被邀參加“梅社”，與張肇銘、王霞宙等並稱“梅社十友”，時人稱其為漢上畫壇奇才。他的藝術培育影響了一代美術青年，他們今日多已成為著名畫家或大學教授。自上世紀60年代初起，他刻意創新，畫風大變，創作了一大批雄放恣肆、內含靈秀，既有深厚傳統又風格獨具、面目一新的精品力作，達到了一個新的藝術高峯。其中的一部分代表作品，在他於“文革”中不幸逝世後的1974年，曾以他人名義進行過一次觀摩展出，受到美術界很高評價。這些作品還曾先後在北京、桂林、上海、廣州等地展出或交流，有的被國內外博物館收藏，但人們都還不知有徐松安其人。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些作品都未署松安先生真名、筆名或齋號，而是署以“魯漢”或“魯風”。 ^[1] 

2009年，武漢籍古書畫器物鑑賞家、書畫篆刻家徐松安先生離開人世已40週年。先生雖漸行漸遠，然而有關他浪漫的氣質，放浪的性情，及藝術上的卓越成就，卻是武漢乃至全國藝術界無法忘懷的。

（徐松安1911～1969年），湖北武漢人。筆名木長、木公、松庵、松巖居士等；有時也署名阿松、阿木、楚狂、徐瘋子、百木長、徐無鬼、天池後身等。徐松安少時，家境較殷實，其舅父是文物鑑定、收藏家，家中往來者多為這方面人士和藝術家。徐松安青少年起即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耳濡目染，識見了許多文物、器皿、字畫並開始誦讀《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等古代經典。成年後，更是勤於學習，勤于思考，勤於實踐，形成了風流倜儻、瀟灑豪邁的畫風、書風、印風——大氣磅礴而不流於粗放，雄渾恣肆而又精深內省，雅逸華滋而又骨骼嶙峋。將“中國傳統花鳥（畫）狠狠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劉一原語）。他還通曉弈棋、樂器、戲曲、歌詠等藝事。當時即有人稱之為漢上奇才。

筆者雖無緣拜識徐松安,然在恩師曹立庵、老一輩書畫家趙合儔、王文農先生，及健在的阮璞、魯慕迅等先生處，不止一次地聆聽過（包括翻閲有關零星資料）他們談論徐松安的方方面面。現整理幾則，藉以拋磚引玉，希望更多的有識之士研究徐松安其人其事，另一方面也算是對徐松安先生一份淡淡的紀念。

精妙絕倫的臨仿、製作古書畫手段

徐松安天資聰穎，才氣過人，善於學習，不僅書畫篆刻方面才華橫溢，而且還有令人叫絕的臨仿、製作古畫的才能。湖北另一位書畫大家王霞宙曾説：“松安多才多藝，兼具眾長，然而若就其眾長排個先後次序，則認為鑑別書畫古器第一，篆刻書法第二，畫第三。”王先生的排序雖有待商榷，但他對徐先生書畫鑑定才能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阮璞先生講了一則故事。大約是在1950年左右，他和徐先生同在重慶。有一天徐先生取出一幅別人託他鑑別真偽的、北宋郭熙的山水橫披同時欣賞。徐斷言，這幅畫不是郭熙的真跡，而可能是明末清初人偽制的贗品。徐的理由之一是，畫的用筆，其起筆處均帶有細微的鋒芒。這種筆法來源於元代的趙孟頫，宋代是不會有的。只有在趙字風行的明清時代才會出現。那時，兒童習字多從趙字入手。可以説，趙字起筆挺秀的鋒芒就成了難以擺脱的時代烙印，以至於書畫家在成年後作畫時的一點一擦、一鈎一皴不能不有所流露——精闢的分析，獨具慧眼的識見，不得不令人歎服。

1953年初，時王霞宙先生在華中師範學院（今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任教。徐松安曾在王的寢室住了20多天。兩人日夜研習、探討書畫等藝事。王在授課時，徐先生就花大氣力臨摹了一批“四王”和董其昌山水。畫面皴擦點染，層層疊加，但乾淨精整，一筆不苟，一筆不亂。畫成後，向人展示，人均以為是古人真跡。

正因徐松安有這種絕技，解放後政府充分發揮其一技之長。1959年，當時的湖北省土產進出口公司在漢口中山大道上的南洋大樓（今武漢國民革命政府舊址）設工藝科，專門從事仿製古書畫工作。其“產品”行銷東南亞等地，為國家賺取外匯。徐先生仿製的明清繪畫作品可作“真跡”看待。他仿製的古書畫幾次被中國海關誤認為是真跡而扣下。因徐先生曾拜齊白石、張大千為師，所以，徐仿齊白石作品也能亂真。當時這工藝科有兩大品牌——一是徐先生仿的齊白石畫作，二是張瑟哉先生仿的徐悲鴻畫作。

正是徐先生有如此高超的臨仿書畫作品之手段，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曾惹出兩段鮮為人知的“官司”……

戲弄偽警察局長和局長的報復

在書畫領域裏，仿古、做贗品以維持生計，甚至靠此賺大錢之事，古已有之，今更有之。解放前，武漢曾有榮寶齋、五雲閣、淳渾閣等幾家較大的字畫店，長年累月張掛名人字畫以供買方所需。這其中，也有一些仿製極佳的“名人字畫”。提供“字畫”者和字畫店老闆、店員心照不宣地共同去“打瞎”買主之眼睛，然後經濟分成，皆大歡喜。

徐松安灑脱不羈，不拘小節，但凡遇到手頭緊張或需要用大錢時，就會憑着他書、畫、印、詩詞等方面的才藝，仿些明末清初時的古畫送到字畫店，少則能賺十幾元，多則能賺幾十元甚至上百元大洋。

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一天，徐松安打聽到當時武漢一位偽警察分局的局長要買一幅古畫送人，於是就花大氣力臨摹了一幅清初石濤的山水畫，又託一位外地人送到榮寶齋寄售。想買畫的偽警察局長，這段時間經常到幾家字畫店看畫，打聽是否有古畫賣。當他看到榮寶齋有一幅“石濤山水”，想買，又怕上當，拿不定把握，正在猶豫之中。一天，他和徐松安等人一起打麻將，説榮寶齋有一幅石濤的畫，不知真假，正在打牌的徐松安若無其事地、不屑一顧地隨口説了一句：“那是一張假石濤。”接着繼續打牌。局長聽在耳中，記在心裏，又到榮寶齋，説這張畫是假的，連徐松安都説是假的，不準備買。店員答道：“您説的不可信，徐松安自己都來了幾次，他也想買，正在籌錢哩！”這位局長暗中派人調查，發現徐松安果然在四處借錢。於是大為光火，心想，他徐松安想和我競爭買這張畫，竟然對我説是假畫，就毫不猶豫地將這幅“石濤山水”買了回去。

可以説，這件事到此即了結。但不安分的徐松安在喝酒之後，偏偏又自鳴得意地將此事的來龍去脈捅了出去。事情傳到那位偽警察局長耳朵裏，局長大為光火，便總想找機會報復徐先生。

機會終於來了……

1945年前後，徐先生在國民黨政府的文化部門任職，日本侵略者投降時，徐被委任為“接收大員”，負責收繳日寇在中國掠奪的字畫、文物等。在“接收過程”中，徐私自拿了幾幅當時享大名的廣東籍旅漢大畫家黃君璧的精品畫及黃氏收藏的古代字畫。黃為此事催逼當時政府的有關部門儘快將畫還給他。這位偽警察局長認為理由充分，為“伸張正義”，定徐先生為漢奸，又貪污公物，欲將之抓起來繩之以法。徐先生這才知道因自己的言行不檢點闖了禍，正在愁煩之中，有人給他出了主意。

當時正值張大千來漢舉辦個人畫展和遊玩會友。有人給徐先生説，張大千和黃君璧關係極好，可算莫逆之交，你可拜張大千為師，既然成了張大千的學生，再由張對黃説情，如果黃君璧不再追究這件事，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先生依計行事，自己花錢擺了幾桌筵席，請了當時漢上的頭面人物，其中就包括黃君璧，正式拜張大千為師。徐先生給張大千行跪拜磕頭禮，張認為徐先生不僅藝術水平高，而且身份也高，也向徐先生磕頭還禮，一時傳為笑談。

此時徐先生已正式成為張大千的學生，張大千認為責無旁貸，除向黃君璧求情外，還四處為徐先生疏通説情，……徐松安終於化險為夷，渡過了這一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