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改制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駕崩，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改元建文，史稱建文帝。此時，建文帝接掌的明王朝局面穩定，國家統一，政治安定，吏治清明，封建經濟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但同時，明太祖時期留下的重武輕文、嚴刑峻法、江浙重賦税和冗官、冗員等問題又亟待改革，建文改制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推行的。 ^{[3]  [5]} 

建文帝即位後，明太祖治國時期遺留的弊端愈發突出，一是嚴刑峻法，封建專制的高壓政治氛圍十分嚴酷，二是藩王手握重兵，尾大不掉，使建文帝感到難以駕馭。另外，明太祖在位時期，“江浙賦獨重”，沉重的賦税問題也影響着江浙一帶的經濟民生。因此，建文帝即位便開始推行改革。 ^{[3]  [4]} 

建文帝即位之後一改明太祖時期的武治天下、重用武將的傳統，重用文人士大夫，將翰林院修撰黃子澄召為太常卿，令其參軍國事，將漢中府教授方孝孺任命為翰林院侍講等。同時提升文官的地位，比如將六部尚書升為正一品官員，太僕寺寺丞舊六品，被提升為五品官員，各布政司布政使從二品，被提升為正二品官員等等。此舉使當朝的文人 士大夫們踏實的為朝廷效力，輔佐建文帝。 ^[3]  據方孝孺的《遜志齋集》記載：“皇上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悦服，羣生欣豫， 薄海內外，薰為太和。”可以看出文官方孝孺對建文帝政策的支持與讚揚，以至於在朱棣即位後，將建文朝重用的官員齊泰、方孝孺等人稱為“奸臣”，大肆誅殺。但由於文人對戰略戰術紙上談兵，缺乏實戰經驗，建文帝過於重用文人，導致戰略失敗，所以在與朱棣交戰的時候最終失敗。 ^[5] 

建文帝在皇太孫時期，就已參與到司法案件的審理當中，並且參考禮經和歷朝刑法，修改《大明律》數處，主張寬大治國。 ^[1]  即位之後，將《大明律》中多條內容進行修改，以仁義教化天下。建文二年（1400年 ）春，將都察院改為御史府，又使其職責發生了轉變，由明太祖專門用於審查刑事案件的機構，改為專門宣傳教化賢良之風，反對腐敗的糾察機構，以期達到教化百姓、寬刑省獄的目的。建文帝減少殺戮、平反冤案，不用嚴刑峻法約束天下子民，宣傳以德服人，以至於在建文一朝“罪至死者多全活之”。 ^{[5]  [6]} 

面對朝廷中冗官冗員的現象，建文帝在即位之初進行了改革，如裁撤六科給事中和各布政使司的左、右布政使的職位，只設布政使一人，對於大理寺、五軍都督府也減少了官員的數額，同時省幷州縣，加強對州縣的治理， 四年間撤銷的縣有39個、州9個、巡檢司73個、河伯所49個、遞運所15個、水馬驛48個税課局109個、税課司41個，並省去府州縣訓導104個和其他一些官吏。提高了行政辦事效率，更好的發揮各機構的能力。明人朱鷺認為：“然在後世，民殘於多牧，祿縻於亢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繹騷，則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採者。未可謂建文時政，畢竟非也。” ^[7] 

然而，建文帝多次修改官名，如將通政司改名為通政寺，大理寺改為大理司，太常寺卿改為太常卿，光祿寺卿改稱光祿卿等；對於宮殿的名稱也進行了改變，謹身殿改為正心殿，午門改為端門，端門改為應門，承天門改為皋門等。這些改革只是名稱上的變化，追求鋭意復古，並無實際意義，徒增干擾。 ^[2] 

明朝初 期。江浙地區的地主地處富饒之地，明太祖在政治上限制其地位，經濟上對其壓迫，江浙地區的賦税要比其他的地區高出數倍，人民處於高壓的狀態，嚴重打擊了生產積極性。建文帝在經濟上減輕賦税，即位同年下詔“賜天下明 年田租之半”，對江浙地主進行減賦， 規定“畝毋逾一斗，蘇、松人仍得官户部。”這些措施深得人心，有利緩解了江浙地區與皇權之間的矛盾，促進了江浙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建文經濟方面的改革也有“慕古”的成分，方孝孺是建文帝重用的文官之一，他研究 《周禮》認為，經濟上應該實行井田制。但不符合社會發展潮流，是行不通的，所以這一不切實際的設想沒有實施，達到預想的結果。 ^{[3]  [5]} 

建文帝為皇太孫時，便已擔心諸王擁兵自重，開始考慮削弱藩王的權力。明太祖曾説：“ 朕將抵禦胡虜的大任託付給諸王，可令邊境不亂，留給你安寧”。朱允炆卻問：“胡虜不安定，讓諸王去防禦，可若是諸王不安分，誰去抵禦呢?”。明太祖默然，朱允炆認為應該“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變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明太祖也認為他的看法確實無可代替。 ^[8] 

建文帝即位後，增置各藩王府中的朝廷官員，並提高他們的地位。洪武年間，王府官員的身份與權力都很低，方孝孺向建文帝建議諸王“尊崇之極 ，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勢卑下，不能矯其失”，因而應“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於是，建文帝除增設王府官員以外，還規定王府的官員對藩王稱名而不稱臣，見禮如賓師。同時削弱諸王兵權，令其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 ^[9]  這實際上是建文帝強幹弱枝 、壓抑宗藩的一項措施 。 ^[3] 

高巍主張建文帝效仿西漢主父偃的“推恩令”，採用推恩削藩。除此之外，還倡導“徙地推恩”，即將子孫分封到其他地方，户部右侍郎卓敬提出，將北方藩王重新分封到南方，並應當首先剷除燕王。但建文帝均未予採納，在太常寺卿黃子澄和兵部尚書齊泰的建議之下，決定進行武力削藩，先派兵逮捕周王，又連續削奪齊王、代王、岷王，湘王畏懼，自焚而死。燕王朱棣雖按兵不動，但是建文帝的所作所為盡在眼中，就更加堅定了謀逆的決心，他加緊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準備作戰，最終以“清君側”的名義，認為建文帝為奸臣所惑，”發動了“靖難之役”。 ^[5]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駕崩後，建文帝實行削藩政策，明中央政府與地方藩王的衝突愈演愈烈，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建文四年（1402年），“靖難之役”以建文帝的失敗而告終。 ^[4]  戰爭開始時，建文朝廷一再在軍事上犯錯，最終戰敗，朱棣攻入南京之後，在南京稱帝，史稱明成祖。明成祖即位後，將建文年間改變的制度幾乎全部恢復為洪武舊制，並革除建文年號，將建文四年的記事，改沿用洪武年號記錄。此外，還將錢糧、兵馬以外所有榜文、奏書盡數燒燬。建文改制也隨着建文王朝的覆滅而結束。 ^[4] 

建文帝針對明太祖時期實行嚴苛政策的弊端進行改革，改重武輕文，重用文人方孝孺等人，激起了文人蔘政的熱情，形成建文帝與文人士大夫之間的和諧。對洪武時期嚴苛的法律進行了修改，寬刑省獄，減少殺戮，用意在於形成以仁治天下的新氣象。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改革，減少江浙地區的賦税，實行惠民之風，教化百姓，有利於各地區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5] 

建文帝鋭意復古，方孝孺建議實行井田制，改革地名官名，這些改革措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不能從根本上“惠民”；在削藩這件事上沒有掌握合適的時機，採取正確的策略，避重就輕。首先削實力不強的周王等五王，給了燕王朱棣足夠的準備時間，其次在戰術上不如燕王，由於重用文人，不滿武官以及“武臣犯法失職者悉奔燕”，所以燕王擁有眾多善於謀略的武將。據《高巍傳》記載，高巍主張實行推恩的措施，將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諸王子弟分封於北，且時機不成熟，不宜削藩。”但是建文帝進行削藩卻只是聽從齊泰、黃子澄的建議，導致燕王朱棣奪取皇位，建文帝的改革措施終止，葬送了建文一朝。 ^[5] 

（明）朱鷺《建文書法擬》：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並衞，明日並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干戈倥惚，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 ^[2] 

毛佩琦：建文新政給社會帶來一定好處，因此明人有“四載寬政解嚴霜”之譽，他的“仁聲義聞”甚至遠播西域、朝鮮，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建文帝)為鼻祖者”，中原地區關於建文帝的傳説更多:“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法律修明之後，又一切以㥫大行之，治民幾等於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家給人足，外户不闔，有得鈔於地而置屋檐而去者。又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者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這些記載和傳説，足以與建文新政相印證。 ^[4] 

晁中辰：建文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它卻給後世提供了深刻的經驗教訓 。例如，革新一定要抓住主要問題，一些重大措施的出台要選準時機，態度要堅決，不可急於求成，決不可做那些沒任何實際意義而徒增紛擾的變更。人類社會需要在不斷革新中前進。為了少走彎路，不僅需要汲取歷史上成功的經驗，也需要研究失敗的教訓。建文新政可視為這方面的一個典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