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

籌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設想，最初始於黃現璠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工作期間。當時，通過一路上慰問和調查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惑以及過去多次深入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的經驗，黃現璠認為要全面弄清中國各少數民族情況，必須由政府出面組建一個全國性的大規模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團，以作為少數民族識別的一個科學依據和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方針的參考。於是，他便將這一設想與費孝通先生商談，費先生表示深有同感。1953年黃現璠率領“桂西僮族自治區文教局歷史文物調查工作組”深入各縣展開調查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到由於人力、物力、時間的受限難免造成調查不夠仔細全面之弊，同時深切地意識到加強對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歷史文化進行保護和挖掘展示的迫切性，因而籌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願望更為強烈。

1954年9月（15～28日），黃現璠到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會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會後出席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上，黃現璠即向大會提出成立一個由全國人大民委組織領導的全國性大規模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團的建議，同為民委委員的費孝通、夏康農倆先生當場附和贊成，主持會議的民委主任劉格平曾任中央民族訪問團西南訪問團團長（副團長費孝通、夏康農），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訪問過，對黃現璠的這一建議當場表示民委將作認真考慮。會後，黃現璠寫了一個組織調查團的提綱，闡明瞭籌建調查團可以為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參考依據的現實意義和必要性，送交全國人大民委副主任謝扶民（全國人大廣西代表）。同時，將這份提綱分發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雲逸、韋國清以及在京民委委員費孝通、夏康農等人，希望他們向上反映，以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視。1955年2月，黃現璠被國務院任命為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又將籌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團”的建議向省人民委員會和省民委作了反映。同年7月（5～30日），黃現璠到北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由於這次會議成立了“提案審查委員會”，黃現璠將原來建議成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團的提綱改為成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提案，上報給了“提案審查委員會”。會後，接着出席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上，黃現璠和費孝通、夏康農等教授以及謝扶民、歐百川等人皆作了關於建議成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和展開調查的發言。這一建議或許與當時黨中央作出的關於“搶救落後”的方針不謀而合。

所謂“搶救落後”，就是要求民族工作者到少數民族中去，把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歷史和經濟形態的變革過程記錄下來，進行整理，以供中央人民政府據以參考和作為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據，從而變革少數民族中保留的落後經濟形態。為此，1955年下半年，全國人大民委即組織和派遣調查組分別到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對景頗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的社會情況進行了調查。1956年上半年，又派遣調查組分別到雲南、四川，對卡瓦族、僳僳族、彝族、藏族的社會情況進行了調查。在這些調查資料和經驗積累的基礎上，1956年4月（19日），全國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員長於3月31日的會議指示，制定了《關於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各民族社會歷史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規劃》，擬定籌建雲南（費孝通、劉冠英負責，方國瑜參加）、四川（夏康農負責，楊辛、胡慶鈞參加）、西北（馮家升負責，陳永齡參加）、貴州（吳澤霖負責、梁歐第參加）、廣東（包括海南島，岑家梧負責）、廣西（黃現璠、莫矜負責）、西藏（西藏工委負責，李有義、李安宅參加）、內蒙和東北（翁獨健負責，秋浦專門負責內蒙古）等地區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計劃以4～7年內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情況。 ^[1]  這一初步規劃名單中，只有黃現璠和費孝通、夏康農三人是全國人大民委委員，表明全國人大民委先後派出的調查組以及這一初步規劃的出籠，或多或少與這三位學者的不斷呼籲具有一定的直接或間接關係。規劃名單中的主要負責人和參加人員，大多還是後來（指1980年10月）成立的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的顧問（顧問有吳澤霖、黃現璠、李安宅、楊堃、吳文藻、劉鹹、楊成志、方國瑜、江應梁、費孝通、李有義——按出生年序排名。）

接到民委這一初步規劃文件後，黃現璠又立即寫了一封信寄給全國人大民委副主任謝扶民，建議在全國人大民委統一領導成立的調查組的基礎上再分省建組，以便於調查工作的深入展開。這一建議主要是基於切實滿足當時壯族人民強烈要求建立省一級的壯族自治區以便壯族在祖國大家庭的位置相稱這一良好願望的考慮，希望通過由省政府組織的調查組來使調查工作走向縱深，以便得到客觀真實的原始資料，從而作為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建立省一級壯族自治區的參考。謝扶民同志接信後不久即回信説，民委有這方面的考慮，下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可能會作出決定。隨後全國人大民委辦公室委託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專門起草了《社會歷史調查參考提綱》，各省區民委進行了修改補充，大批學者積極發表了意見和建議。全國人大民委還組織了中國科學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中央音樂學院等高等院校（所）的相關學科的科學研究人員在北京集中培訓，做好調查的前期準備工作，成立了“少數民族調查研究工作辦公室”，為調查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同年6月，我赴京出席全國人大民委主持召開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專題學術討論會”，會上作了“僮族土著初考”的專題學術報告。會後，接着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6月15～30日）。會後又接着出席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第三次會議（7月2～4日）。會上，民委決定統一成立調查組和逐步分省建組，而分省建組首先從廣西開始，擬定由黃現璠於會議結束返回廣西后協同廣西省民委籌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會後，黃現璠未出席教育部每次於人大會議結束後按規例舉行的“高等院校人大代表座談會”，立刻動身返回了廣西，開始了調查組的籌建工作。同時，黃現璠向省委領導成員之一的覃應機同志建議：“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工作展開離不開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擬請省統戰部副部長莫矜出面領導，自己只負責全面學術調查工作。” ^[2]  這一建議得到省委同意。

1956年8月5日，全國人大民委組織的內蒙古、東北、新疆、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等省、區9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開始了深入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參加這一調查組的有中科院、文化部、中央民院、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工作人員約200人。同日，黃現璠參與籌建的“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成立，這是當時全國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它直屬廣西民委領導，莫矜擔任組長，黃現璠擔任副組長， ^[3]  實際負責全組學術調查工作。

1956年9月27日，周恩來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召集出席黨的八大的陳漫遠、韋國清（壯族）、覃應機（壯族）、陳再勵、盧紹武（壯族）、郝中士、李殷丹、王夢周等9名廣西省委常委談話，倡議建立省一級的僮族自治區。根據周恩來的倡議，9名常委於當年10月2日給中共中央統戰部寫了《關於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問題的意見》。同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批覆同意這一意見，並要求中共廣西省委研究執行。在這種背景下，黃現璠便加快了“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調查前期準備工作的進程。當時調查組成員一律由黃現璠負責選調，主要是抽調區內各教育和科研機構一些熱心民族工作的青年參加，他們大多數是黃現璠的學生，這就是稍後的“反右運動”中説黃現璠“獨斷專橫”，將“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建成獨立王國”的莫須有罪名的緣起。準備工作主要以開會方式説明這次調查的意義、作用、主要對象和所要完成的任務以及對調查成員進行基本培訓，調查內容主要參照全國人大民委統一規定由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起草的《社會歷史調查參考提綱》進行，黃現璠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又增加補充了十幾點調查提綱。最初擬定將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先分為“僮族”和“瑤族”兩個分組，黃現璠兼任僮族分組組長，擬請劉介擔任“瑤族”分組組長，上報省民委後，民委同意黃現璠兼任僮族組組長，但未同意劉介擔任“瑤族”分組組長，主要還是考慮“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必須接受全國人大民委的統一安排，應請全國人大民委派人擔當。正在這時，全國人大民委派來廣西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的成員抵達廣西。按照全國人大民委指示，從這些成員當中抽調數人加入到壯族組，數人加入到瑤族組。恰好舊識楊成志教授隨隊來到廣西，黃現璠便提議由楊成志教授擔任瑤族分組長，得到省民委同意。

一切準備就緒後，黃現璠便開始領導開展了有史以來廣西最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1956年“國慶節”剛過，黃現璠親率“僮族組”一行12人向崇左、大新等縣出發。到達大新後我決定將“僮族組”分成四個小組，一組在大新深入鄉村調查；一組赴龍州；一組赴天等；黃現璠帶領一名助手赴路程最遠的德保。由於當時從天等→龍光→德保一路不通汽車，只能騎馬或徒步，天等縣委派人送來兩匹馬給黃現璠和助手，黃現璠當時年高57歲，從未騎過馬，而且兩匹馬皆非騎用馬，而是馱用馬，不習慣於馱人，人騎上去馬不聽使喚，非常頑皮。黃現璠與助手各騎一匹馬踏上了前往德保的崎嶇不平路，從天等至龍光的兩天騎馬路程中，可想而知，黃現璠是累得腰痠背痛，屁股磨脱了一層皮，只得被迫在龍光休息一天，從當地政府瞭解到由於鎮安府改土歸流已久，已經很難找到土官統治時代的史料，黃現璠便決定第二天返回天等。經過兩天騎馬路程返回天等後，黃現璠開始了一邊對當地社會歷史進行調查；一邊相繼到崇左、大新、田陽、百色、田東、隆林等縣檢查調查組各小組的工作進展情況，聽取彙報；一邊應各縣、區、鄉政府之邀，向當地直屬機關幹部作民族政策宣傳報告或發表演講。

此次調查組深入廣西各少數民族地區展開社會歷史調查，歷時半年之久，收集到大量珍貴資料，為後來開展對壯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直到現在，這些資料仍具有珍貴的價值。跟着黃現璠進行調查的部分成員，後來成了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這次調查，既積累了研究資料，也鍛鍊了隊伍，培養了人才，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在深入調查、廣集資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黃現璠於1957年撰著並出版了《廣西省大新縣僮族調查資料》（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1957年3月2日）和《廣西僮族簡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兩書。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瞭解和認識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壯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成立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的主持下，當時的廣西省委統戰部和廣西省民族事務委員會領導以及著名歷史學家黃現璠等，非常重視搶救碑文、契約等資料。調查組在大新、龍勝、隆林、凌雲、南丹等地調查過程中，黃現璠、樊登、王昭武率領的壯族調查小組，千方百計組織拓印碑文、蒐集契約等資料，“其中粟冠昌、黃永禎、阮甘壁、黃槐興、李幹芬、吳如岱等付出了較大的勞動，傅繼叔、黃團鎮、楊德箴、黃遠聰等同志，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值此資料集出版之際，謹向他們寄與深切的感謝和懷念。” ^[4] 

莫矜，壯族。1917年生，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人。原名致森。1937年7月融縣初級中學簡師班畢業。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融縣支部書記，融縣特支副書記，抗日挺進隊政治指導員，中共桂黔邊區工委書記，桂黔邊人民保衞團團長兼政委，柳北地工委書記，柳北總隊司令員兼政委。建國後，歷任柳州專署副專員，中國赴越南政治顧問團顧問，廣西民族學院副院長兼黨委副書記，廣西區黨委統戰部副部長，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組長，廣西重工業局、冶金局副局長等職。曾當選為廣西區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1973年8月13日在南寧逝世。

黃現璠，壯族，1899年11月13日生，廣西崇左市扶綏縣渠舊鎮三合村渠思屯人。1926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經預課、本課、研究院9年學習。1935年留學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研究院。1937年回國後歷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國立桂林師範學院、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等校史學教授，成為中國“壯族首位大學教授”。先後兼任廣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員、廣西大學訓導長、中文系主任、校圖書館館長、廣西師範學院圖書館館長等職。1949後，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相繼任命為中央民族訪問團廣西分團副團長、廣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委員、廣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委員、“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副組長；並先後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1957年反右運動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作出決議：“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因此被錯劃為中國歷史學界和壯族頭號大右派。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徹底平反後，先後兼任第一屆中國民族學研究會（後改名為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編輯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顧問、第一、二屆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2年1月18日因腦溢血病醫治無效逝世於桂林醫專附屬醫院。鑑於黃現璠生前對民族文化教育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將他的骨灰盒安置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烈士陵園”第一室，以昭後人。

李幹芬，壯族，1930年生，廣西扶綏縣人。字一濤，筆名綠衣。廣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1月在南武師範畢業後到南寧市粵華小學任教，曾任副、正教導主任。1956年8月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跟隨老師黃現璠參加“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工作，成為“黃派”六老帥之一，隨後參與建立廣西民族研究所。1969年在南寧市二十三中任教育組長。1974年2月調中共廣西區委統戰部民族處工作。1977年恢復廣西民族研究所從事民族研究至今。曾任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副秘書長，廣西民族研究學會常務副會長、廣西壯學學會顧問。30多年來，調查收集有關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現狀的材料數百萬字。主編有《左江花山崖壁畫資料集》《壯族簡史》《廣西少數民族》《仫佬族》等書，參與《廣西壯族社會歷史調查》《廣西社會科學志．民族研究志》等書的編寫，發表論文近百篇。其中《壯族簡史》《略論壯族地區的土司制度》獲廣西社科研究成果二等獎。1988年參加廣西民族文化代表團訪問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