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僮族簡史

《廣西僮族簡史》系壯學的開拓者黃現璠研究壯族歷史的第一部名作。也是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系統研究壯族歷史的專著。由廣西人民出版社於1957年6月出版。它是在《廣西僮族史略》專稿[由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印，現藏於廣西第一圖書館]的基礎上修改、補充資料後正式出版的論著。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分佈和起源、社會組織、革命鬥爭史、生產、衣食住、婚喪習俗、文化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等。此書在國內外有重大的影響。正如日本壯學研究的開拓者冢田誠之教授所言：作為壯族歷史研究中至今仍閃爍光輝的《廣西壯族簡史》一書的著者名響中日學術界......《廣西壯族簡史》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實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即將成立的時代背景下，著者站在壯族人的立場上，基於豐富的實地調查和嚴謹細緻的文獻考證，從而撰成的一部有關壯族自古以來針對各種歧視壓迫而奮起鬥爭的反抗史。 ^[1] 

此書的寫作背景大概涉及兩個方面：

1949年後，中華民族不再任由外人欺辱。黃現璠為之興奮，他將歷來對中華民族的憂思情感着重轉向了廣西少數民族，將精力和熱情放在了廣西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調查和研究事業中。他的治學重心轉到了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上，尤對本民族（壯族）傾注心血，不惜窮半生之力。他在調查研究中，十分重視收集殘存於少數民族地區及土司後代手中的原始史料。這是因為少數民族一般保存着語言，而少有文字，這就使得從事少數民族史研究尤為艱難，需作實地調查，收集第一手資料。為此，從1951年6月，他應邀參加中央民族訪問團到1957年《廣西壯族簡史》出版期間，多次帶領學生或調查組成員，爬山涉水，歷盡艱辛，深入廣西崇左、龍州、憑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壯鄉瑤寨苗家進行調查訪問，收集到一大批珍貴資料。隨着壯族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些資料彌顯珍貴，直到現在，仍然是壯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之後，黃現璠將其中一部分資料整理出數十萬字的調查報告，報告中力陳把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為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提供了史料準備”。黃現璠多次調查所集史料，整理成《廣西壯族史略》一書初稿，翌年6月，經過對初稿的修改補充，定名《廣西壯族簡史》出版。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即開始實施維護少數民族的權益和文化傳統的民族政策。為此，站在少數民族立場上論述少數民族的歷史成為了可能。從當時的廣西看，1952年12月廣西省成立了桂西僮族自治區（1956年3月改稱桂西僮族自治州），1957年3月前後。有關設立“廣西僮族自治區” 的區域規劃討論全面展開，因而各界對壯族的關心日益增高（1958年3月廣西僮族自治區成立）。《廣西僮族簡史》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同時也是在周恩來總理的鼓勵下於1956年6月問世的。雖然時代已經不同，《廣西僮族簡史》為黃現璠多年的研究成果，但它的出版與當時的政治形勢（關於合與分的問題）以及意識形態（周恩來語：“有人説壯族特點少。壯族留下來的歷史痕跡是比較少些，但壯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化，這些都是它的特點......我們只要從事實出發，毫無疑問就該承認壯族是一個民族”）上的潮流顯然有着一定程度的關聯。 ^[3] 

《廣西僮族簡史》雖説是“簡史”，但論述的範圍較為廣泛，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分佈和起源、社會組織、革命鬥爭史、生產、衣食住、婚喪習俗、文化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等。這種新模式與後來由《壯族簡史》編寫組編寫的《壯族簡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較而言，雖然兩書細節上稍有差別，但顯而易見， 《壯族簡史》的體例大體上繼承着《廣西僮族簡史》的新模式。中國民族學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單系進化論可説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黃現璠於《廣西僮族簡史》中論及的“原始亂婚”、“對偶婚”、“單婚”等，援引的是摩爾根《古代社會》中單系進化的婚姻和家庭形態觀點。同時，他對壯族婚姻習俗中“不落夫家” 的解釋，同樣屬摩爾根的單系進化論。可見黃氏早年就已意識到社會的發展階段並非是按照馬列主義的模式進行。《廣西僮族簡史》具有的以上特點，幾乎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民族誌（不是所有）中大都難得一見。由此而言，《廣西僮族簡史》無疑屬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民族誌記述新模式的開山之作。

對壯族的客觀認識，可説是《廣西僮族簡史》的突出特點。黃氏以與其它著作不同的獨特視點展開了他的論述。他在充分評價了壯族擁有勤勞、勇敢、智慧等優良傳統的同時，還指出了壯族人民長期生活貧困，歷來遭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剝削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壯人社會地位低下等存在的問題。這種認識的背景，首先可以追溯到作者早年於北京師範大學就讀時曾遭受過同學蔑稱為“南蠻子”的歧視經歷和感受。當然，還關聯到新中國成立之前壯族一直無公認的統一民族稱謂。壯族人歷史上長期遭受歧視的狀況，從當時的新聞報刊登載的“讀者來信” 中可窺一貌。

《廣西僮族簡史》的問題點表現在作者的進化論認識。黃氏於書中指出：壯族通過與漢人的接觸和交往即可將（壯族的）落後文化向（漢族的）先進文化靠攏，從而發展進步。他還指出了壯族稻穀收穫中使用的割穗用具的“陳舊落後性” 和“效率低下性”。黃現璠認為存在着生產力優先的歷史背景。壯族處於文化低級階段，但明顯可見尚未脱離“社會的發展由低級向高級演變，由後進向先進轉化”的進化論認識觀念。

《廣西僮族簡史》一書相比較黃現璠以往的名著，如《唐代社會概略》、《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等書有着完全不同的風格。除了繼承以往的風格，如著作的脈絡、觀點，也是在厚厚的文獻史料堆積之下而產生的。從全書的內容看，無一不是在引用了若干條的歷史資料後方下筆得出結論，引用之嚴肅，引用之廣泛，均是現代學術作品中極少出現的。他博覽羣書，認真輯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些極其重要的精神，均有體現；另外，他於書中採用了部分“口述歷史”資料和"田野調查資料"，開始突破近代產生的二重證據法而運用“三重證據法”。所謂“三重證據法”，是指將歷史文獻、考古史料、口述歷史或調查材料三者結合起來的治史法。即將“口述歷史”資料、"田野調查資料"與"文獻史料"相互結合印證和補充，確保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由於僮族的文獻史料在歷史上遺留不多，許多民族文化遺留在自己的民族記憶裏，保留在人們的口口相傳中。為了保存這些民族的文化精髓，口述歷史無疑是“還原”這些民族歷史的最佳方法。這種新的治史風格，雖然在以往的論文裏已有所運用，但在《廣西僮族簡史》中表現顯明。此後，在黃現璠對民族史和壯學研究的大量論著中隨處可見。成為黃現璠學術作品的一個新的開創性的風格。

《廣西僮族簡史》（初稿）系歷史學家黃現璠研究壯族歷史的開拓之作。是中華民族史上第一部系統研究壯族歷史的專著，也是一部純學術的著作。若要了解壯族和研究壯族，他是必讀的參考書。

通過閲讀《廣西僮族簡史》一書，表明新中國成立後，民族誌的記述體例除了包含有革命鬥爭、階級鬥爭，摩爾根的單系進化論內容等程式化連續性外，還存在着以黃現璠為代表的站在少數民族立場和視點上展開記述的民族誌模式及社會形態非五種方式的連續性。可見新中國成立後民族誌的記述模式存在着雙向發展的連續性。

《廣西僮族簡史》是一部純學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與當代學者的作品大不相同， 很多當代學者喜歡率性發揮，歷史上一句三五字短語，他就能夠引申出三五千字的觀點，這種學術觀點的最終偏離，實在是不可避免的災害。博覽羣書，認真輯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些表面上看有些虛晃晃的東西，放到做學問上，那就是極其重要的根基之一。《廣西僮族簡史》一書的內容、思想精神、價值與今的浮躁創作的作品相較，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一、“他撰著的《廣西壯族簡史》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壯族歷史的專著，填補了中國民族史研究的空白” ^[4] 

二、《廣西壯族簡史》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實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即將成立的時代背景下，著者站在壯族人的立場上，基於豐富的實地調查和 嚴謹細緻的文獻考證，從而撰成的一部有關壯族自古以來針對各種歧視壓迫而奮起鬥爭的反抗史。書中除主要敍説壯族在歷史上被封建統治王朝置於的政治和社會不平等地位 以及壯族人民對此所作的諸多不屈不撓抗爭外。這不僅使《廣西壯族簡史》在壯族研究史上具有了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同時，透過其書，也可一窺黃教授對壯族人民懷有的熱愛之心和深厚感情。 ^[5] 

三、他將大量實地調查所獲得的第一手史料與歷史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運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據學功底和古文字學識，去偽存真，客觀地寫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歷史（廣西壯族簡史），從而結束了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壯族沒有一部完整歷史記載的歷史，可謂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 ^[6] 

四、黃現璠將多次調查所集史料，整理成《廣西壯族史略》一書初稿，翌年6月，經過對初稿的修改補充，定名《廣西壯族簡史》出版。“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瞭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壯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經濟文化發達、歷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黃老之前，還沒有一部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壯族有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自黃老始。 ^[7] 

五、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後，開始編著《廣西壯族簡史》，並於翌年出版。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瞭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