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

1907年1月16日，出生於江蘇省一個軍人家庭。後全家遷回湖南。1919年，進入長沙縣立高小讀書。在湖南省立一師附小完成小學學業。1922年，進入長沙師範學校學習，後求學於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1927年，前往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當旁聽生，並在《南國月刊》等雜誌上發表了《燕子磯的鬼》等戲劇小説作品。 ^[2] 

1928年，前往武漢任《革命軍日報》副刊編輯。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團滬中區書業支部書記、團滬中區委宣傳部長。1932年，黨組織調廖沫沙到《遠東日報》任編輯，並開始雜文創作。1934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終堅貞不屈。1936年夏，經營救出獄。 ^{[1-2]  [23]}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隨同田漢、陽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漢編輯期刊——《抗戰戲劇》。1938年，參加田漢在湖南創辦的《抗戰日報》編輯工作。1939年，參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辦的《救亡日報》編輯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前往香港任《華商報》晚刊編輯部主任，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華商報》停刊。1942年，前往重慶任《新華日報》編輯部主任。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前往香港，復刊《華商報》，任副總編輯兼主筆，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委員、報委書記。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總編輯；同年，與《華商報》記者陳海雲結婚。 ^{[1-2]  [23]}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調來北平，先後任市委委員、宣傳部長、教育部長、統戰部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同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抗日戰爭時期所寫的歷史小説集《鹿馬傳》。 ^[2] 

1961年9月，北京市委刊物《前線》為廖沫沙、鄧拓和吳晗開設《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三人輪流撰稿，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統一署名“吳南星”。1962年5月4日，《人民日報》為廖沫沙和夏衍等人開闢《長短錄》雜文專欄；10月，出版雜文集《分陰集》；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2]  [23]} 

1966年5月，廖沫沙與鄧拓、吳晗三人被林彪、“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誣衊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連續遭受批鬥。1968年初至1975年，被關押8年，關押期間，在獄中用煙盒作紙、火柴當筆寫詩，後結集出版，名《餘燼集》。1975年6月1日，被押往江西分宜縣芳山林場勞動改造。 ^{[1-2]  [23]} 

1979年初，平反昭雪，後繼續潛心創作，整理大量舊作；同年11月13日，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重看〈海瑞罷官〉雜感》一文。1980年12月12日，以證人身份出席江青的第五次庭審特別法庭，指證江青夥同康生、謝富治等人在“文革”期間誣陷迫害老幹部的犯罪事實。1986年，出版《廖沫沙文集》。 ^{[3]  [21]} 

1990年12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4]  。1994年，出版記錄廖沫沙在“文革”期間檢查交代材料的文集《甕中雜俎》 ^[5]  。

廖沫沙的雜文取材廣泛，思想敏鋭，論題新穎。在20世紀30年代，廖沫沙的筆鋒首先指向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以揭露黑暗，戰取光明。對於達官貴人提倡的“救國不忘娛樂，娛樂不忘救國”，以致出現“有的在前方肉搏，有的卻在後方笑嘻嘻地摟着女人跳舞”的醜惡現狀，對於權勢者只顧攜帶金銀古物逃命，卻下令北平的小學生留在城裏“掘地窟”的無恥行徑，廖沫沙在《説商品之類》《掘地洞》《閒情救國》等文中作了充分的揭露和尖鋭的抨擊。對於“生着人類的外貌，穿着人類的衣冠”的反動統治者迫害革命人士的殘酷事實，或者在精神上給人以恐怖，或者乾脆在肉體上來個“老虎凳或自來水灌鼻孔之類”，廖沫沙在《秋夢記》《文明與“人道”》等文中憤怒地予以暴露、控訴。同時在他的筆下，也展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因不合理社會逼迫而扭曲了的靈魂。一些上海小市民是那樣庸俗、自私、吝嗇，《廣告摘要》《從外國回來的悲哀》譏諷了他們低級的生活和藝術趣味。他們的生活狀況又是那樣痛苦而辛酸，《“中國人與狗”》一文中，作者以當時報載的一名理髮學徒因未捐照會而在租界税警面前驚恐致死的消息，對“租界上，一部分中國人雖已脱離了狗籍，而另一部分人，像理髮學徒之類還恐怕與狗為伍”的冷酷現實，發出強烈的譴資。 ^[14] 

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循循善誘，主題含蓄而不隱晦，行文宛轉而少曲筆，是新中國成立後廖沫沙雜文創作的特點。廖沫沙的作品一部分取材於教育工作，在《〈師説〉解》《“孔之卓”在哪裏？》《不叩亦必鳴》《“蒙以養正”説》等雜文中，精闢地論述了有關教學工作和師生關係的基本原則。除了教育工作以外，廖沫沙的雜文還廣泛地涉及到許多社會現象，從如何對待新生事物到怎樣進行調查研究，從認識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到尊重科學，從表彰忘我的勞動到鼓勵勤儉持家。廖沫沙把關切的目光投向新中國成立後革命和建設中遇到的一系列實際問題上。這些文章在對錶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加知識，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讀過後，可以使人們感受到廖沫沙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對祖國前途和人民生活的關懷和責任感。廖沫沙雖然對親眼看到的，親身體會到的時弊作了嘲諷和解剖，但又都是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能深切地感到廖沫沙期望切實改正人們思想、工作作風中的缺點錯誤的拳拳之心。 ^[15] 

廖沫沙的軍事評論在文風上別具一格。為了更加突出地表達國民黨的失敗、共產黨的勝利這一時代的潮流，廖沫沙在選擇論據和組織論證過程上，是十分考究的。在每一篇的軍事評論裏，對一段時間內全國的戰場上發生的較大的戰鬥都給予報道了，但廖沫沙對這些戰鬥又都作了極大的濃縮與概括，使文章論據充足，氣勢廣闊而又不失緊湊。評論總是通過事實，並在事實中提煉出一個觀點，可見事實的取捨與安排，是非常重要的，這裏面有着一定的學問和技巧。廖沫沙的每一篇評論，都是經過巧妙而別緻的佈局和安排之後寫成的。他選擇的大量論據，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國民黨的宣傳機構和西方通訊社的材料，他善於從這些戰報中發現矛盾，然後舉出新華社的論據，整個評論的過程，便成了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最後，即使作者不點題，讀者也能從這個過程中認識到時局的發展。 ^[16] 

廖沫沙並未停留在對已出現的戰爭局勢的評論上，而是把重點放在通過對過去的局勢的本質上的分析，指出未來局勢發展的趨向。如1948年1月1日的評論《新的戰場，新的形勢》，分析了目前戰爭局勢的三個特點：一是擴大戰場，開闢了五個新解放區；二是國民黨的運輸優勢已被人民解放軍破壞了；三是兵力大減而造成國民黨的兵力不足，顧此失彼的被動局勢。廖沫沙針對這三個特點進而論述了1948年的戰局，國民黨“將在這種剜空東邊東邊垮，剜空西邊就西邊垮”的情勢中發展下去。 ^[16] 

為了使廣大的讀者對整個局勢的發展有個明確而清晰的思想，以把握戰局的方向，廖沫沙的軍事評論相當注意戰局的連續性和評論的條理性。如1948年1月4日以後所發表的《從東北到長江》等十多篇的連續評論，東北和西北兩個戰場交替出現，而又不失戰爭的連貫。在《東北局勢急轉直下》中對人民解放軍分割包圍國民黨佔領的重要城市的戰略進行了評論之後，在《人關與南渡》中又對國民黨軍隊中發生的變化進行評述；而當人民解放軍對這幾個據點的外圍進行炮擊時，又及時地發表了《戰場上的迎春曲》，預示着人民解放軍總反攻的開始。這種夾敍夾議的評論連續性越強，內容越充實，評論的時代脈搏的跳動就愈明顯。 ^[16] 

廖沫沙在黨的新聞、思想、文化戰線上戰鬥了半個多世紀，是一位為堅持真理而獻身的優秀的共產主義文化戰士，一生以犀利的筆鋒為黨戰鬥的著名雜文作家和馬克恩主義思想衞士。他所撰寫的雜文、散文、論文等在社會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廖沫沙的一生，是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他清正廉潔、克已奉公，不為索取、只求奉獻。在晚年，他多次告囑家屬，在他去世後喪事一定從簡，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不留存骨灰，體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新華通訊社評） ^[4] 

廖沫沙謳歌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事，抨擊給人民事業造成損害的弊端和積習，讚美民族的優良傳統，呼喚和創造滋潤萬物生長的和風細雨，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和歡迎。（中央財經大學新聞系主任、教授譚雲明評）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