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植物園

巴黎植物園歷史悠久，是17世紀路易十三王朝時代開闢的“皇家草藥園”，直到路易十四十代擴大範圍，收集、種植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成為一座皇家植物園，前後歷時五十餘年。

在這五十多年的建園工程中，主要有布封、多邦東和安託萬·洛朗三人繼任總管。布封充分發揮了他的建築才能，想出了一切辦法巧妙地因地制宜，圍繞着國家自然博物館將植物園向東北伸展，一直到塞納河畔。

巴黎植物園景色(3張)

植物園的小徑總是在燦爛的鮮花簇擁下，這些小徑把植物園分為好幾個部分，包括植物學院、阿爾卑斯花園、玫瑰園、迷宮和鳶尾花園。

植物園兩側的林蔭道由高大的法國梧桐構成，它們的樹冠都經過精心的修剪，形成兩道整齊的方形綠色屏風。林蔭道內側是一個個獨具特色的花圃，邊上是一座座由鵝掌楸修剪成的樹塔。迷宮也被稱為內耳廳，在植物園西南方，有一處各種植物叢生的的綠丘。順着迴旋的周折小徑往上走，人們便走近一個幽雅的中國古典園林中；造型別致的亭子附近，有一棵1734年用種籽種出的黎巴嫩雪松，至今仍十分茂盛。使人留戀的還有階梯劇場、遊廊等處，也都是比封設計的。

在植物園南部的植物研究園裏，種植近萬種植物。園內有棵1636年種植的刺槐，算是巴黎樹中的“老爺爺”了。

植物園裏面有一個園中園“阿爾卑斯花園” 。到這裏參觀除了購買門票外，還要租借一件皮夾克，因為這是一間低温調冷室，這裏栽培着罕見的基地和高山植物。其中以本草佔大多數，如龍膽草、紫菀、馬先篙、點地梅、銀蓮花和雪蓮花等。它們在零下的低温裏，傲然挺立，枝葉茂盛，有些小草叢裏還開着絢麗的花朵。

在阿爾卑斯園附近有一座冬園，這裏種滿了生長於赤道和沙漠裏耐旱、耐高温的植物。其中仙人掌科的植物就有上千種，此外還有景天科、龍舌蘭科、百合科、番杏科、蘿摩科等各種各樣的植物。

在植物園的右側是一個小型的動物園，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動物園之一，始建於1794年，飼養着不少珍稀的動物，包括240頭哺乳動物、500只鳥類和130只爬行動物，面積為5.5公頃。最奇特的是其中還有一個顯微動物館，可以在顯微鏡下觀察在森林中和我們的房間裏生活的微小動物。

貴族動物園時代

古代法國國王有建動物園收養動物的傳統，路易十四在他的所有城堡和行宮都建有動物園，動物籠舍遍佈全國各地皇家的領地。並且在凡爾賽宮，路易還對動物籠舍進行了改造，他把動物成羣地飼養在一個大圍欄中，還在四周畫上花兒和鳥兒的背景。

啓蒙運動時期法國開始出現了對貴族動物園的抵制之聲，當時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痛斥道，“在窮人連麪包都沒有的時候，貴族動物園應該被摧毀；當處處有人死於飢餓，耗費巨資去餵養野獸是一種恥辱。”與此相應，這部全書也譴責了貴族階級的狩獵活動（毀掉了農民的勞動成果）、對學術研究的干涉、對濫用農業進步和能源浪費的支持以及對俗世珍品的偏見。真正的博物學收藏品被視為學術研究的依據。正是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貴族動物園在大革命時期壽終正寢，一種面向整個民族而非少數顯貴的新型動物天地在巴黎植物園（Jardindes Plantes，以前的Jardindu Roi）眾博物學家的努力下登上了歷史舞台。

在法國，18世紀的國王和朝廷對凡爾賽動物園缺乏重視是上述變革的根源。路易十四死後，攝政王賣掉和送掉了一些動物，無疑是想清除專制主義的一種露骨象徵並呼喚權力的分割。於1722年返回凡爾賽的路易十五同樣不太關注動物園，似乎從未入園一遊。他的繼任者也不比他熱心多少，在繪製於1781年的一副指示皇室散步場所和路線的地圖上，動物園根本就沒有出現。

這並不是因為路易十五對珍奇動物缺乏興趣。每當他來到動物園或途經首都，他都會派人把動物帶到他的住處。他討厭的是公開展示模式的那種戲劇性和象徵意義。他這個時代的君王們不太喜歡太陽王所鍾愛的那種考究典禮和繁文縟節；他們場面上仍然維持着這些慣例，但私下裏也會在小宅邸或修養處躲躲清靜。在路易十六時期，朝廷實際上只在星期天或節慶活動時正常運轉；在其他時候，統治者們喜歡待在巴黎或自己的城堡中。這時候，特里亞農動物園成了君王們的樂園——這是路易十五和後來的瑪麗·安託瓦尼特專為核心集團準備的休閒場所，園中的各類本土動物（荷蘭奶牛、珍稀雌禽和各種鴿子）營造出了一種理想化的鄉村氛圍。類似的觀念轉變也體現在了凡爾賽公園在這一時期的象徵意義上。它的整體外觀變化不大，但已經摒棄了幾何嚴格性；矮林轉變成了茂密的森林。它是瑪麗-安託瓦尼特在特里亞農村的又一個創新，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園林。

這些變化解釋了凡爾賽動物園的投資不足、預算削減和革新計劃的無休止延期。它的建築物破敗不堪，一旦供水系統出了問題，庭院就會變成一片沼澤。不過，無法進入王侯私人花園（更別説君主的私人花園了）的貴族們仍會到訪這裏。就在路易十五和蓬帕杜爾夫人在特里亞農逍遙快活的時候，瑪麗女王曾數次遊覽動物園。最終，一系列革新相繼於1750、1774、1782和1791年實施，這是一種平衡：儘管朝廷對這座動物園沒有興趣，但一個文明的國家需要動物園。不管怎麼説，這裏仍然有不計其數的動物，而且向新來動物敞開着大門。隨着一頭雙角犀牛和一頭大象分別於1770年和1775年左右入住，這個明顯已經不像前一個世紀那樣風光的地方再次引起了公眾的興趣――百年過後，公眾的知識水平已經今非昔比了。

法國大革命以後

法國皇室在大革命烈火中逃往巴黎之後，凡爾賽動物園於1791年因經濟上的原因被改造了，大批鳥類消失了。1792年8月10日後不久，當地雅各賓派來到這裏，廢除了這個專制象徵，將猴、鹿和鳥送給了皮貨商。他們計劃建立一個有象徵意義的種馬場，用這個有益於農業、運輸和軍隊的地方取代動物園的那些無用的野獸。凡爾賽地區的代表決定將最後一批動物供給巴黎植物園的代表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Bernardinde Saint-Pierre），期望將它們製成填充標本，在自然歷史展館展出，起到“公共教育”的作用。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並不完全贊同，他給法國國民公會（French National Convention）寫了一封信，表明了“在國家巴黎植物園中增加一個動物園的必要性”。這個1790年就有人提出的動議得到了科學界的支持；由於場地已經準備就緒，它最終變成了現實。

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提出，巴黎植物園只代表了前兩個自然王國，完全沒有活動物，而比較解剖學是一個不完善的學科，觀察活動物的行為是至關重要的。其他一些人則直言倡議奇異動物的引入、馴養和適應化。圍繞國家動物園作為美術素材和教育工具的無用性也有一番爭論，儘管這些只是次要問題。不像貴族階級那樣注重外觀和奢華排場的學者們鄙視凡爾賽動物園，認為它成本高昂且純屬多餘，是讚美自身卻壓榨臣民的浮誇專制政權的象徵。他們提議建立一個摒棄所有奢侈虛飾的機構，這個地方專供學術研究，將給國家帶來科技和經濟上的優勢。將它的位置改在巴黎就是為了象徵這種角色轉變。改變動物本身的屬性將使新機構與君主政權及其衞道士的本性劃清界限。為此，兇猛動物的數量應該減少，因為猛獸是毀滅性暴力的化身，會支持弱肉強食的力量法則，為專制暴政揚威正名。温順動物轉而受到喜愛，它們被置於公用事業的旗幟下，本質上寓指辛勤勞作的全體公民。

事實上，審判和處決路易十六的過程、內部矛盾以及對戰爭的擔憂致使所有決策都被推遲了。首次相關行動是由巴黎警方做出的，他們於1793年下令將所有在公共道路上展出的動物轉移到巴黎植物園，動物的主人們會得到賠償。或許他們是想執行1790年頒佈的一項法律：市政當局“有責任預防或補救可能由獲得自由的精神病人或發狂的傷害性猛獸導致的不幸事件，”；也或許他們意識到了上面所説的學者夙願。結果，學者們就這個問題產生了分歧，因為收容動物所必需的設施、飼養員和資金一樣也沒有，而且這些野獸更適合壯觀的展覽而不是細緻的研究。但集中飼養動物的決定佔據了上風，在1794年，它們被關進了棚屋，一些遊樂場攤主們應聘充當了飼養員。考慮到這種情形的不安全性，公共安全委員會（Committeeof Public Safety）為植物園配備了帶有鐵柵欄的臨時性掩蔽所和從凡爾賽運來的籠子，還專門劃撥了動物養育資金，這相當於正式承認了這座動物園。

我們可以將這一決策放到學術機構的整體改革這個大背景中來解釋。在1792和1793年，所有的大學、學會和醫科學院都被取締了，因為它們被視為知識專制的象徵。但向公眾開放而且已經致力於科普和科學實驗的巴黎植物園被保留了下來。1793年6月，它轉變成了一所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博物館的建立只是建設大潮的一部分，包括盧浮宮在內的其他許多偉大建築也相繼問世，而且全都經歷了一個摧毀、佔用、重建和正名的過程。

一開始，資金的匱乏迫使博物館將它的臨時性設施設在了馬廄、一間舊温室和周邊的雜木林中。但過分擁擠的侷促空間、比遊樂場動物園還要差的條件以及全國性物質短缺下的食物不足導致了動物的高死亡率和數量的劇烈波動。1794年遷入的動物大多在次年死去，博物館幾乎要從零開始重整收藏品。

於是，向貴族動物園索要動物成了一般獲取途徑（旅行收穫、購買、贈禮、科考）的補充。凡爾賽動物園的倖存者——一頭獅子、一匹草原斑馬和一頭夜鶯麋羚（現已經滅絕）以及來自奧爾良公爵的蘭錫（Raincy）豪宅的大約30只動物率先於1794年抵達。1798年，一批鳥類和哺乳動物（包括一頭著名的大象）入住，它們是法國軍隊從逃向英格蘭的荷蘭總督那裏奪來的。同一年，軍事大捷使法國人收穫了伯爾尼的熊和意大利動物園的多種動物。這些強取豪奪式的做法與法國的那種在歐洲其他國家看來活似搶劫的系統性蒐集政策是吻合的。正是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國民公會於1794年將包括兩名博物館教授在內的代表派往萊茵河的軍隊，專門負責收集藝術品、書籍和科學用品。在奧屬荷蘭和荷蘭聯邦於1795年橫遭侵略之後，布魯塞爾學會（Brussels Academy）和荷蘭總督的無數動物、植物、農用工具和標本也落到了法國人的手中。同樣的政策也用在了意大利，1798年7月27日，法國人的勝利遊行隊伍帶着大量的意大利藝術品和珍奇動物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巴黎。

巴黎植物園動物1(20張)

在大革命的艱苦時期結束之後，多個建築項目在大約40年的時間裏陸續竣工，若弗魯瓦·聖伊萊爾（Geoffroy Saint-Hilaire）和弗雷德裏克·居維葉（Frédéric Cuvier）功不可沒：前者在1802—41年間分管巴黎植物園中的動物園，後者於1803年被任命為動物園園長。這些工程包括1801—05年的猴舍和鳥舍，1805年的熊園，1802—12年的大型食草動物（大象、長頸鹿）圓廳，1818—21年的猛獸館，1835—37年的一個新猴舍，以及1838年設在舊樓中的一個生態飼養場。一個花園環繞最早期的建築而建，根據計劃，這些老樓將從1810年代開始容養較為温順的動物。為構造崎嶇不平的地形，土地被分割成塊。樹木或獨立栽植，或被種在雜樹林、草坪和花圃中。配有池塘的獸欄各佔一方天地；用木頭和石頭搭成的鄉村小屋蓋有茅草屋頂。迂迴彎轉的道路系統使全方位縱遊四處成為可能。輻射式設計被棄用，花園以新型方式結合在內，這宣告了與巴洛克傳統的決裂。這座動物園不再是一個被花園包圍的獨立統一體，而是散綴於整個區域的各個角落。這種規劃使觀察點成倍增加，沿步行線路分散各處；至少對温順動物來説，它還創造了一種天然環境感。

這個“瑞士山谷（Swiss Valley）”（瑞士當時被視作最奇異的歐洲國家之一）的設計靈感直接來源於已經於18世紀前半葉出現在英格蘭的風景園，而這種花園的構思理念以一種新自然觀為根基。與17世紀不同，大自然不再被看作上帝遵循最簡單的程序創造出來的事物。相反，人們認為它孕生於一種充足而又變化不定的能量，而這種能量在有機生命的多樣性（因此需要多種性、野生性和無序性）中得到了最好的表達。18世紀後半葉，這樣的思想又得到了以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為代表的一種流行觀念的支持：大自然是一個遠離腐朽城市的寧靜天堂。因此，一個美麗的花園不應是一個壓抑自然的地方，而應是一個迴歸自然原貌的地方。

這座不規則花園以一種分裂和拼貼法為基礎。它產生於形式的組合，所有形式不光是人類大腦的產物，也是自然本身的產物。人類將它們視為最具特色或最美的形式，於是為追求多樣性、非對稱性和曲折性而將它們融合在了一個特定地點：山和谷，湖和溪，樹林，林間空地，灌木和草地，陰影和光線，等等等等。所有要素均以精心規劃的全景結構為框架，在視覺上與外部世界相聯（圍牆常常被溝渠取代），巧妙的組合方式使人類干涉的痕跡隱而不見。眾所周知，這類花園的設計深受17和18世紀繪畫藝術的影響，特別是它的風景表現、透視模式和光影處理。“一個人在構思風景的時候必須像一個詩人和畫家，要同時動用眼睛和大腦。”1777年，風景花園理論家R·吉拉爾丹（R.Girardin）這樣寫道。

這種風格在18世紀後半葉風靡歐洲各地。海瑟伯爵領主於1758年在卡塞爾的貝爾維尤城堡（Bellevue Castle）樹立了一個典範，之後，新時尚傳遍了日耳曼領地和意大利半島，比如順應潮流改造了花園的羅馬別墅。法國的首例是18世紀60年代在埃爾蒙諾維爾（Ermenonville）和蘭錫出現的。但直到路易十五的女兒們在1781年改建了貝勒維城堡（Chateaude Bellevue），瑪麗-安託瓦尼特女王從1783年開始重整特里亞農村，這種運動才獲得了真正的動力。貴族階級紛紛效仿她們，發展起了一種法國版的風景花園：村莊或農場、休養所、曲徑、亭台、橋樑和島嶼、假山園林、洞穴和遺蹟點綴在英國式的美景中，每一樣都反映了對巧奪天工的人造事物的執著愛好。

那些展有動物的花園通常較大，更傾向於將馴化的本土動物（鴨子、雉、牛）半自由放養在農場、奶場、鳥舍和小島中，這是為了給整個景象增添一絲生氣。這種安排得到了法國的吉拉爾丹（1777年）、英格蘭的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1785年）和日耳曼領地的C·C·赫希菲爾德（C. C. Hirschfield，1779—1785年）等理論家的支持，他們認為這表達了開放式風景向自由的迴歸，令景色變得更為生動自然。專家們還建議用根據周邊環境改造過的各種鄉村建築容養動物。

巴黎博物館中的動物園對新風格的接納無疑受到了政治意義的支持。這座風景花園的創造者和擁護者們將它與對專制政權的含蓄挑戰聯繫在了一起，因此，它被視作自由的象徵。例如，《Franconville-la-Garenne花園導遊》（Guidedesjard ins de Franconville-la-Garenne，1784年）一書的作者斷言：總有一天，“人們會難以理解一個生來自由、痛恨奴役的人為什麼曾樂於將自己關在家中，就像將一個罪犯關進監獄一樣。”巴黎植物園是風景花園與大型奇異動物園相結合的第一個範例――儘管囚養猴子和危險動物的建築並非整體風景的一部分，這一點仍然成立，因為這些動物代表着另一種更科學的自然觀。我們將在後文回到這個問題。

整個歐洲都效仿了巴黎植物園的模式，這部分上可歸因於法國在當時的威望。法國的許多創意都被或多或少直接汲取了，連敵對國家也不例外，即使在法國戰敗之後也是如此。這種影響力的傳播在加強、加速，新式動物園隨之出現於歐洲各地。先後在巴黎和倫敦出版的旅行指南以及作為插圖或附帶指示圖的平版畫和（後來的）相片促進了這一變化。誕生於19世紀中期的鐵路便利了對前沿地區的訪問，因此也推動了革新的普及。比如在1858年，一個巴黎代表團在於布倫森林（Bois du Boulogne）興建一個動物園之前奔赴倫敦、布魯塞爾、安特衞普和阿姆斯特丹進行了考察。從1863到1900年，倫敦動物園的監管部門每年都要前往歐洲大陸學習同行們的經驗。流行模式仍在不斷變化。當巴黎植物園漸漸顯得落伍，倫敦和安特衞普的動物園開始被看作動物數量和設備質量的先進典範。1870年之後，柏林的動物園也嶄露頭角，成為可與這些偉大機構並駕齊驅的領先者。

巴黎植物園動物2(11張)

但儘管發生了這些變化，巴黎植物園的兩個特徵卻始終在影響着整個歐洲。它的佈景方式很快就被費迪南德七世（Ferdinand VII）時期的馬德里（1808—1833年）採納：麗池的一個邊緣區域有一座放養動物的人造山、一個食草動物欄和一個貓科動物館。巴黎植物園將奇異動物和建築分散於英國式花園各個角落的創意也分別於1822年和1828年實現在屬於普魯士國王的波茨坦孔雀島（Peacock Island）和倫敦的攝政王公園。這種規劃在19世紀變得相當普遍，與之相伴的是動物園中的一種關係逆轉：動物園開始被視作一個整體而不是設在既定公園中的一個成分；比如，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鹿特丹和漢諾威，與其説獸欄是草本和樹木的裝飾品，不如説草本和樹木是獸欄的裝飾品。

這種趨勢就是“動物花園（zoological gardens）”這個詞的根源。在倫敦的攝政王公園新建動物園的時候，這個詞首次出現於英格蘭，但它真正流傳到歐洲大陸是19世紀後半葉的事。在19世紀的英格蘭，也有人將它簡化為“動物園（zoo）”，但這個詞直到20世紀早期才流行開來――在法國，它曾出現在1931年的殖民博覽會（Exposition Coloniale）中；“動物園”強調的是空間的內容（動物）而不是空間本身，無疑更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公園與其他公園的不同之處。

對國家的無私貢獻是巴黎植物園的另一個重要特徵，這體現在它的宗旨和親民性上。在這個民族主義情結和民主呼聲日漸高漲的時代，這種精神內涵喚起了歐洲人民的激情。於是，一股股動物花園建設風潮相繼興起於19世紀的歐洲各地。至此現代動物園的概念開始萌芽。

作者：尹戎生

創作時間：1991年作

尺寸：50×60.5cm

估價：38,000至50,000元人民幣

拍賣日期：2006年6月11日

拍賣地點：廣州市文化假日酒店四樓筵慶廳

拍賣公司：廣州市藝術品（公物）拍賣有限公司

拍 賣 會 ：2006夏季拍賣會

尹戎生先生以巴黎和法國為題材的畫作，無不令人怦然心動，無論是春光明媚的杜伊勒利花園、秋色斑斕的盧森堡公園、在雨果故居前的晨風中，巴黎的名勝古蹟以及與藝術有關的場景，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動情。他用畫筆描繪它們，抒發他內心激動和興奮的感情。作者選擇不同季節、不同光線來描繪這座名城的多姿多彩。選景更別具匠心，針對不同景象，無論全景與局部，甚至蹦用特寫鏡頭，巴黎的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