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

長江悲已滯^⑴，萬里念將歸^⑵。

況屬高風晚^⑶，山山黃葉飛。 ^[1] 

⑴滯（zhì）：淹留。一説停滯，不流通。

⑵萬里：形容歸程之長。念將歸：有歸鄉之願，但不能成行。

⑶況屬：何況是。屬，恰逢，正當。高風：山中吹來的風。一説即秋風，指高風送秋的季節。 ^[2] 

望着滾滾東流的長江，使我想起自己已經在外鄉滯留的太久。思念着萬里之遙的故鄉，我已準備踏上歸程。

更何況現在已經晚秋風高，滿山遍野枯黃的樹葉隨風飄舞，讓我更加思念家鄉。 ^[7] 

這首詩大概作於王勃被廢斥後在巴蜀作客漫遊期間，具體時間約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2）。總章元年（668），王勃因《檄英王雞》一文被逐出長安沛王府。總章二年（669）王勃入蜀，在《入蜀紀行詩序》裏他寫道：“五月癸卯，餘自長安觀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經。”在遊《遊山廟序》裏也説：“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表面看他離開長安的態度似乎很灑脱，而內心是很複雜的。被逐出沛王府後，他無所事事，本想借着蜀地山水名勝以消解胸中的積憤。實際上，南國物候也為詩人增添了不少的鄉思和煩憂。為紓解旅愁歸思，王勃創作了此詩。 ^[3] 

這詩以首抒寫旅愁鄉思的小詩，詩人在寥寥二十個字中，巧妙地借景抒情，表現出了一種悲涼渾壯的氣勢，創造了一個情景交融的開闊的意境。

詩的前半首是一聯對句。詩人以“萬里”對“長江”，是從地理概念上寫遠在異鄉、歸路迢迢的處境；以“將歸”對“已滯”，是從時間概念上寫客旅久滯、思歸未歸的狀況。兩句中的“悲”和“念”二字，則是用來點出因上述境況而產生的感慨和意願。詩的後半首，即景點染，用眼前“高風晚”、“黃葉飛”的深秋景色，進一步烘托出這個“悲”和“念”的心情。

首句“長江悲已滯”，在字面上也許應解釋為因長期滯留在長江邊而悲嘆。可以參證的有他的《羈遊餞別》詩中的“遊子倦江干”及《別人四首》之四中的“霧色籠江際”“何為久留滯”諸句。但如果與下面“萬里”句合看，可能詩人還想到長江萬里、路途遙遠而引起羈旅之悲。這首詩的題目是《山中》，也可能是詩人在山上望到長江而起興，是以日夜滾滾東流的江水來對照自己長期滯留的旅況而產生悲思。與這句詩相似的有杜甫《成都府》詩中的名句“大江東流去，遊子日月長”，以及謝朓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這裏，“長江”與“已滯”以及“大江”與“遊子”“客心”的關係，詩人自己可以有各種聯想，也任讀者作各種聯想。在一定範圍內，理解可以因人而異，即所謂“詩無達詁”。

次句“萬里念將歸”，似出自宋玉《九辯》“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句，而《九辯》的“送將歸”，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為送別將歸之人；一為送別將盡之歲。至於這句詩裏的“將歸”，如果從前面提到的《羈遊餞別》《別人四首》以及《王子安文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別的詩看，可以採前一解釋；如果從此詩後半首的內容看，也可以取後一解釋。但聯繫此句中的“念”字，則以解釋為思歸之念較好，也就是説，這句的“將歸”和上句的“已滯”一樣，都指望遠懷鄉之人，即詩人自己。但另有一説，把上句的“已滯”看作在異鄉的客子之“悲”，把這句的“將歸”看作萬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這又是一個“詩無達詁”的例子。

三四兩句“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寫詩人在山中望見的實景，也含有從《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遙落而變衰”兩句化出的意境。就整首詩來説，這兩句所寫之景是對一二兩句所寫之情起襯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這裏，秋風蕭瑟、黃葉飄零的景象，既用來襯映旅思鄉愁，也可以説是用來比擬詩人的蕭瑟心境、飄零旅況。當然，這個比擬是若即若離的。同時，把“山山黃葉飛”這樣一個純景色描寫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寫法上又是以景結情。南宋沈義父在《樂府指迷》中説：“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情最好。”這首詩的結句就有宕出遠神、耐人尋味之妙。

詩歌在藝術上常常是抒情與寫景兩相結合、交織成篇的。明代謝榛在《四溟詩話》中説：“作詩本乎情、景。……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這首詩，前半抒情，後半寫景。但詩人在山中、江邊望見的高風送秋、黃葉紛飛之景，正是產生久客之悲、思歸之念的觸媒；而他登山臨水之際又不能不是以我觀物，執筆運思之時也不能不是緣情寫景，因此，後半首所寫之景又必然以前半首所懷之情為胚胎。詩中的情與景是互相作用、彼此滲透、融合為一的。前半首的久客思歸之情，正因深秋景色的點染而加濃了它的悲愴色彩；後半首的風吹葉落之景，也因旅思鄉情的注入而加強了它的感染力量。 ^[4] 

明代郭濬《增訂評註唐詩正聲》：顧雲：“況屬”字有情。

清代黃叔燦《唐詩箋註》：上二句悲路遠，下二句傷時晚，分兩層寫，更覺縈紆。

清代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末二句，邈然。

清代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寄興高遠，情景俱足。 ^[5] 

王勃（649—676），唐代詩人，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麟德初應舉及第，曾任虢州參軍。後往海南探父，因溺水受驚而死。少時即顯露才華，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並稱“初唐四傑”。他和盧照鄰等皆企圖改變當時“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的詩風（見楊炯《王子安集序》）。其詩偏於描寫個人生活，也有少數抒發政治感慨、隱寓對豪門世族不滿之作，風格較為清新，但有些詩篇流於華豔。其散文《滕王閣序》頗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王子安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