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鶴

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當年大批移民到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竹內多鶴即為其一。村長要求村民一起自殺，名曰尊嚴地死去。多鶴憑藉着本能的求生慾望逃過一劫，然而終究逃不過命運的擺佈。在經歷了一系列苦難之後，多鶴被裝進麻袋，稱斤論兩地賣給了張站長。而張家買多鶴回去的目的，僅僅是將她作為一個生育工具，替張家傳宗接代。

張儉跟多鶴第一次對視，心裏雖有憐惜，但更多的是嫌惡，只因她是日本人。妻子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張儉的大哥也因參加抗日遊擊隊，沒多久就不見了蹤影。國仇家恨讓張儉對多鶴充滿了厭惡和仇視。而多鶴為了卑微的生存，只有聽從命運的安排。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係變得曖昧和怪異。幾年過去，多鶴生下了女兒春美和一對孿生兄弟張鐵、張鋼。

新中國成立後，多鶴的身份不僅在張家成為重大的問題，在整個新中國的民間生活中也成了問題。如何掩蓋多鶴的身份也成了張家揮之不去的夢魘。在張家，多鶴是朱小環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張儉一時糊塗，故意將多鶴丟棄在外地。他這才意識到，多鶴早已成為了家裏的一份子。多鶴歷經劫難歸家後，小環用多鶴絕望的逃亡經歷，説服了張儉。這個奇特的家庭組合在動盪的政治環境和困窘的經濟生活中飄搖度日。幾十年過去，多鶴默默而固執地以整潔、較真的品質影響着這個家庭，而小環則以湊合活着的生活理念改變着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們善良的本性，使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2] 

文革開始後，張儉和小環意識到，多鶴的日本人身份會成為別人眼中的“日本特務”。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日本特務”身份足以給一個家庭帶來滅頂之災。張儉工友小彭和小石先後發現多鶴的秘密，逐漸成熟的孩子們也暗暗明白“小姨”的真實身份。“文革”高壓之下，一度討好多鶴的工友小石，發現了多鶴對身份的擔驚受怕，便企圖威脅多鶴滿足自身的邪惡慾望。隨後，張儉在工作時失手砸死小石。這件事被成為廠革委會主任的小彭舉報，張儉被當作殺人犯判了死緩，在勞改農場一病不起。 ^[1] 

20世紀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四年後，多鶴收到了久美的信。原來，多鶴在當年的逃亡過程中，救下了年幼的久美。久美回到日本，成了名護士。聽説田中要訪問中國，她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寄給首相，結果被選中成為隨行護士之一。久美千辛萬苦找到多鶴，並把她接到日本。多鶴在五年半之後才回到中國，她把出獄的張儉帶到日本檢查，又計劃讓孩子們移民。故事結尾，患了骨髓癌的張儉病逝異鄉，不願去日本的張鋼被調到了西南，只剩下小環守着那個破敗不堪的家。 ^[3] 

從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本從未間斷過對中國東北進行移民活動。40年間，32萬日本移民（即所謂“開拓團”）先後進入中國東北地區。隨着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喪失了主動權，開拓團也逐漸回遷。然而，開拓民及其眷屬的結局是異常悲慘的：他們中的壯年男子都被徵兵上了前線，剩下老弱病殘，孤兒寡母，或死於槍彈之下，或喪生在逃亡途中，少數婦女兒童被中國百姓領回家中。嚴歌苓以滿洲開拓團的悲劇作為故事發生的源頭和背景，寫出了《小姨多鶴》。 ^[4] 

竹內多鶴：十六歲的少女竹內多鶴跟隨代浪村村民在經歷了殉國、襲擊、逃亡之後，最終被以七塊大洋的價格賣給了她們的敵人中國人。從此，多鶴作為一個繁衍後代的生育工具入住張家。在多鶴心裏，自己的家永遠是那個消失的代浪村。她試着反抗，用自己的身體為自己創造親人，試圖在孩子身上找回代浪村的印記，找回埋葬在代浪村的悲歡離合。文革中，她是日本人這一身份暴露後，被戴上了寫着“日本間諜竹內多鶴”的白袖章，清掃整個樓的廁所。回到日本的多鶴又悲劇地成為了非日本人，她聽不懂當下的日本語言，不會用那些機器，甚至沒有在中國活得自如，只能做一名清潔工。

朱小環：張儉的原配妻子。在這個家庭裏，小環雖然不是孩子們的生母， 但她時時刻刻關心着孩子。二孩摔下樓後她過分的緊張，丫頭考入滑翔學校後她情緒的激動，乃至為大孩張鐵攢去日本的路費，她加班加點縫製衣服。她個性開朗樂觀、無憂無慮、為人潑辣，在她身上最突出的就是“湊合哲學”。小環的湊合多可怕，稀裏糊塗湊合起一大家子，沒有面粉用麩子湊合，沒有紅燒肉用紅燒茄子湊合，沒有洗衣粉用火鹼湊合。也正是小環對生活的熱愛與柔韌改變了多鶴， 讓多鶴融入這個家庭。

張儉：買下多鶴的張站長兒子，多鶴孩子們的生父。張儉與多鶴的肌膚之親只是為給張家繁衍後代，張儉時時提醒自己不能愛上、不準愛上這個日本女子。在多鶴流產住院期間，張儉聽到多鶴身世之後，他震撼了，開始後悔，如果早一點知道她的身世會換個態度對她。從此，張儉和多鶴開始了瘋狂的幽會，他們彼此發泄着慾望。而在幽會之事暴露後，小環心裏清楚，張儉跟多鶴之間的情斷不了，只是暫時擱置。 ^[5] 

小説《小姨多鶴》通過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和情愛糾葛，來展現人性的善良和美好。一箇中國女人小環，一個日本女人多鶴，因為命運的捉弄，生活在了同一屋檐下，跟同一個男人張儉有着愛與恨的牽絆。在這樣一個畸形的家庭中，卻處處充滿着關愛與純善，無論他們身處何種困境，都能做到逆來順受，以他們的堅韌、頑強擺脱困境。而他們身上那種美好的人性，也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2] 

小説的動人之處，在於通過這六口之家，把人世間的人性，開掘得淋漓盡致、深刻透徹。小説集中寫了兩個女人：多鶴和小環。多鶴在日本戰敗後，從滿洲墾荒開拓團死裏逃生跑出來，又被賣給人家做生育工具。她無怨無悔地整日只知彎腰、鞠躬，低頭、擦地，靠的是一種求生本能，及與生俱來的寬厚、寬容。這是真實的人性，一種超越了國家、民族、宗教界限的人性。她無私地將自己全部的力量，獻給了這個家庭。朱小環對多鶴，作為日本人，作為情敵，是仇視的，可知道多鶴的悲慘身世後，大氣的她化敵為友，與多鶴成為了相濡以沫的姐妹。她勇於承擔了撫養、呵護三個孩子的責任，還處處關照多鶴，幫她避禍消災。在小環身上，有着中國農村婦女那種寵辱不驚的處世態度——平常心，有着幾乎接近原始的美德。小説的可貴之處，在於這個奇離有趣、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藴藏的思想內涵極其豐富深沉。小説看似只寫了一個小家的悲歡離合，可折射出了近半個世紀的政治風雲、歷史變遷和社會變革，其中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改運動、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開放，這些都給了現代人巨大的思維空間和多方面的人生處世的思想啓迪。 ^[6] 

“代浪村”是多鶴的“家園”，儘管出生地與居住地產生了區隔，但是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在多鶴的認知範圍內，“代浪村”就等同於日本——日本也有一個代浪村，埋葬着竹內家族的祖祖輩輩。這個在特定的地理區域上所建立的歷史性家園對個體是極具意義的，使個體對鄉土家園產生了深厚而強烈的個人歸屬感，因而小説中才會以“代浪村女兒”之類的字眼來指稱多鶴的身份。小説中“代浪村”這個意象不僅僅是作為多鶴的身份背景説明和悲劇命運開端存在的，某種意義上它更是一把打開多鶴命運之門的關鍵鑰匙——多鶴數十年浸染着糾纏與掙脱、妥協與抗爭的人生，實際上是以“代浪村”為源點的困境的具象化。 ^[7] 

有別於的紅色經典作品，《小姨多鶴》對於革命與歷史的想象呈現出一種另類的、新鮮的圖景。它以民間立場取代宏大敍事，超越了革命本身所藴含的階級性、人民性、民族性等，以多元化的視角展開另類的革命歷史敍述。主要體現為非意識形態視角與超越民族性的文化觀照。小説通過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愛恨悲歡反映社會的風雲變幻，是邊緣性的敍事視角，也是民間視角。視角的多樣化與邊緣化，使得革命的另類真實呈現。 ^[8] 

美國敍事家哈里·肖認為：現實主義小説要求有一個“歷史化的敍述者”。而歷史化的敍述者又分為兩種：一種是聲音和心靈都具有歷史意識，但只停留在話語空間運作；一種是進入故事空間，與社會歷史語境緊密相連，體現出特定歷史時期的眼光和世界觀。嚴歌苓在《小姨多鶴》中的寫作，屬於上述的第二種。她極力展示她的故事的“歷史性”，力圖使人們接受她的“故事的歷史敍事”就是“歷史的真實性”的意圖。她在小説中以墾荒團、大鍊鋼鐵、串聯、武鬥等記載着歷史的獨特詞彙或事件向讀者證明，故事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和可靠性。

嚴歌苓的小説創作深得中國古典小説傳統影響，在《小姨多鶴》中，她的歷史化敍事意識令她不斷地渲染20世紀中下半葉中國社會文化氛圍，描繪和重建過往國人生活的細節，用歷史陳述來達到寫實逼真的效果。她借許多曾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中逼真的生活細節“史料”，使其敍事得以超越真與假、寫實與虛構的素材侷限，造成讀者閲讀時直指作品的“意義”所作——作者寫作的道德、政治和文化隱喻。《小姨多鶴》不再糾纏於歷史的功過褒貶，它將歷史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將歷史置於背景之下，重點表現歷史長河的激盪中人們的情感歷程，在情感歷史的展示中，體現作者對於愛與善良的張揚和嚮往。它以另外一種方式去回望歷史，這種對歷史化敍事的刻意追求，造成讀者閲讀時產生奇異的語境感，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9] 

2008年12月，“《當代》長篇小説五年最佳”大選活動召開。經過民間投票，《小姨多鶴》獲得冠軍。 ^[10]  2009年4月，中國小説學會2008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揭曉，小説《小姨多鶴》被評為長篇小説組第一名。 ^[11]  2009年11月，小説《小姨多鶴》獲首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小説類最佳作品獎。 ^[12] 

2011年1月，根據該小説改編的電視劇《小姨多鶴》在中國大陸地區播出。 ^[13] 

作家李敬澤：這樣的一部小説，它會感動人、觸動人，會讓我們想——不是置身事外，而是設身處地地想，想的時候或許是矛盾的、困難的，但正是在這矛盾和困難之中，我們免於僵硬和乾涸，我們發展出更為充沛的道德想象力。 ^[14] 

作家白燁：《小姨多鶴》通過一位日本少女在二戰後滯留中國的經歷，表現了主人公所見證的中國社會生活的風風雨雨，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揭示了中日兩國“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 ^[15]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小姨多鶴》是近年來中國小説不可多得的一部優秀之作。我想放在幾十年來都是首屈一指的作品。她的思想意識之高，超越了簡單的民族國家的立場，寫出了對戰爭的控訴，以及人性的複雜性。生命是如此高貴不可摧毀，讓我驚歎。 ^[16] 

嚴歌苓，小説家，電影編劇。1986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説，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9年赴美留學，獲藝術碩士學位。旅美期間獲多項美國及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地區的文學獎，並獲金馬獎最佳編劇獎、美國影評家協會獎。2001年加入美國電影編劇協會。代表作有《扶桑》《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陸犯焉識》《天浴》等。作品已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出版。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