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個寡婦

在解放後的鎮反期間，錯劃為惡霸地主而被判死刑的孫懷清，執行時僥倖未死，被兒媳婦王葡萄藏匿於紅薯窖中20多年，直到改革開放後，才走出地窖，但這時他已經鬚髮皆白，奄奄一息了。小説以這一故事為主要線索，結合王葡萄“作為寡婦以強烈情慾與不同男人偷歡”的故事，重點塑造了王葡萄、孫懷清等人物形象。

故事從新中國成立前寫到20世紀80年代，時間跨度長達40幾年。這段歷史紛繁蕪雜，觸目驚心，為求苟活以至於最後不得不變賣人格者難以計數，而強悍樸拙、矇昧無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卻“比於赤子”，秉持真樸。她在艱苦的環境中，身單力薄卻有一種強悍的生命力量，始終恪守其最樸素最基本的人倫準則，能夠憑着自己的倔強和執着達到生命的自在狀態。 ^{[1]  [2]} 

《第九個寡婦》是嚴歌苓歷時5年創作的長篇，取材於20世紀70年代末發生在河南的真實事件。 ^[1] 

因為嚴歌苓聽到她前夫的大哥講過的一個發生在河南西華縣的真實故事，這個故事是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地主藏在地窖的事情被發現了，這個地主出來以後就嚇死了，自己連病帶嚇死在監獄裏了，這種結局嚴歌苓不太喜歡，就改成了現在小説的結局。嚴歌苓為了《第九個寡婦》這個故事還到前夫的父親李準的老家農村生活。

河南還有兩個這樣的故事，類似的，一個藏的不是公公，是一個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個是全家人藏的老父親，當然跟嚴歌苓這個故事不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後來就説生產隊長和村裏的一些人知道地主藏在地窖多年的事情，也幫着一起障眼法，這些基本上都是真實的。嚴歌苓覺得這個故事本身是帶有很強烈的戲劇性。

小説中的王葡萄，是一個忍辱負重，而又單純執著的人物，有論者稱其以“渾然不分的仁愛與包容一切的寬厚超越了人世間的一切利害之爭”。 ^[2] 

葡萄皮有顏色，有韌度，嬌嫩、剔透、堅韌，這同樣契合王葡萄給人的外在印象。王葡萄是位嬌嫩欲滴的寡婦：她的背是緊的，腰肢是會扭秧歌的，該凸的地方凸，該凹的地方凹，全身沒有一處敗筆、一處附庸，舉手投足充滿恰到好處的風致。而寡婦這個開放性的身份更是給人以無窮的曖昧想象和引申，“寡婦門前多是非”，更何況是一位年齡剛好的風韻少婦！王葡萄所處的環境實在夠得上兇險：災年亂世，公公犯死罪，情人們心懷鬼胎，她需要動用無窮的勇氣和智慧去抵擋窺視與懷疑、騷擾和挑釁。

作者本應讓王葡萄把院門緊閉，自個兒韜光養晦，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歷史事件和政治譎詭，史屯的一個普通的寡婦應該身穿緇衣、頭戴紊花，冷眼旁觀以求自保的。可王葡萄卻迎難而上，不避兇險，盡顯本真。小説借用不同人的眼睛反覆強調王葡萄的本真，而她的眼睛，更成為窺視她單質內在的捷徑。 ^[3] 

作為一個農村婦女形象與民間地母神的形象的合二為一，王葡萄的形象並不是孤立地出現在小説的藝術世界，也不是孤立地出現在中原大地上，小説裏的民間世界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納垢特性首先現在瀰漫於民間的邪惡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瘋狂，等等，但是在政治權力的無盡無止的折騰下，一切雜質都被過濾和篩去，民間被翻騰的結果是將自身所藴藏的純粹的一面保留下來和光大開去。葡萄救公爹義舉的前提是，公爹孫二大本來就是個清白的人，他足智多謀，心胸開闊，對日常生活充滿智慧，對自然萬物視為同胞，對歷史榮辱漠然置之。在這漫長歲月中他與媳婦構成同謀來做一場遊戲，共同與歷史的殘酷性進行較量——究竟是誰的生命更長久。情節發展到最後，這場遊戲捲入了整個村子的居民，大家似乎一起來掩護這個老人的存在，以民間的集體力量來參加這場大較量。這當然有嚴歌苓對於民間世界的充分信任和樂觀主義態度，故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表明了，這個村子的居民有一種仁愛超越親情的道德傳統，他們能用親人的生命來掩護抗日的“老八”，也能擔着血海似的干係來掩護一個死囚老人的生命。嚴歌苓的創作裏總有浪漫主義的美好情愫，那些讓人難忘的場景總在拓展民間的審美內涵，如老人與幼豹相濡以沫的感情交流，又如那羣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侏儒，彷彿從大地深處鑽出來的土行孫，受了天命來保護善良的人們。葡萄把私生的兒子託付給侏儒族和老人最後在矮廟裏獨居的故事，或可以視為民間傳説，它們不僅僅以此來緩解現實的嚴酷性，更主要的是拓展了藝術想象的空間，這也是當代作家創作中最缺少的藝術想象的能力。 ^[4] 

太平鎮鎮長，也是王葡萄如同父親一般敬仰的公公。孫懷清勤勞善良、足智多謀，既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人（他在村裏被尊稱為“二大”），也是一位無辜的受難者，在他身上凝聚了中華民族的諸多傳統美德。 ^[2]  他為人性格張揚仗義，骨子裏有衡量眾生價值的獨特法則，任何世事變遷都能坦然從容應對，是太平鎮人打不斷的脊樑骨。孫懷清得知侄子孫克賢要買逃黃水的小丫頭王葡萄毫不猶豫出手相救，並將視葡萄為己出對她照顧有加。面對次子鐵腦被葡萄意外“害死”他依然選擇相信自己一手帶大的“兒媳”，用超越血緣的恩情幫助葡萄度過層層難關。他還憑藉自己運送糧食的身份對山中八路軍游擊隊鼎力支持，也救不忍殺害中國人的日本逃兵浩二於危難，更對幾個用丈夫換回抗日英雄的“英雄寡婦”們時常庇佑。最終捱到抗日勝利被國民黨當做漢奸陷害入獄後看空世事準備英勇赴死。

孫少勇是孫懷清之子，是一個完完全全投入生活的人，他以自己“循規蹈矩”的行動和形象在生活中佔據了一個確定的位置，例如他為了順應形勢，主動上交父親的財產，主動要求槍斃自己的“惡霸”父親；為了兒子“挺”與只知工作的幹部妻子離婚。他是一個以常態消融在社會生活中的普通人形象，理智、清醒、審時度勢，以蜕變苟活於風雲變幻的人生考驗中。 ^[5] 

在《第九個寡婦》中，王葡萄一生均處往社會最底層。她所生活的從抗日戰爭到“文革”結束這段時期，是人民貧閒國家動盪的幾十年。即使面臨如此困境，作者仍然樂觀地視生活為上天對人類的恩賜；面對苦難，她沒有去寫人們如何被苦難所壓倒，而是描寫為苦難所磨礪出來的韌性。自然界自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人要生存就不能違背它，而是要順應它，與其和諧共處，這就是自然的法則是天道。正如《管子·形勢》所言：“其功順天者天助也，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王葡萄順天而沒有向苦難抗爭，也沒有在困難面前一蹶不振。在她的一生中，只有活下去是天大的事兒。對於活下去，她擁有最高漲的熱情、最堅定的態度和最強悍的做法。紛亂變化的世事都不能影響她內心的寧靜和對活下去的渴望，她那顆混沌未開的如水晶般的心永遠做着最直觀的判斷：不是不苦，不是不難，不是不能一死了之。但，她的心，就是那廣袤的大地，可以包容一切。有了如此順應自然的對生命渴望，就沒有什麼難關不能渡過了。

在那個饑荒年代，作為一個寡婦，她不僅沒讓自己餓死，而且還讓公公二大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時期，這就是生存的本能，也是她自適和諧的必然。“對她來説，世上沒有愁人的事。二大看着她顛晃的後腦勺。她和他咋這麼像呢？好賴都願意活着。”山歸根結底，人生命中最後的、最自然本質的慾望就是生存，要生存便要使心靈順應自然、適應社會。要想得開、看得開，才能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為了自適，她只認幹活，手腳從沒有閒的時候。她專心餵豬，後來成了勞動模範，全省的人都來向她取經；大鍊鋼鐵的時候，為了保住鍋，她竟然撒潑打混。因為她始終有一個信念：只有鍋在，只要能幹活，她和二大才能活；農閒的時候她也不閒着，打柴、燒煤、刷地窖，為的就是活着；把她與少勇的兒子送給侏儒撫養，這也是順應自然熱愛生命的和諧之舉。在她的人生哲學看來，沒有什麼事能比活着更重要，然而以她一己之力卻無法達到使兒子生存下去的目的。在她看來，骨肉之情與完整地活着相比，當然是後者更為重要。王葡萄不傻，她只是按照自己的心做事。她不僅自己要生存，更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活得更好。 ^[1] 

王葡萄是嚴歌苓所塑造的一個“地母”式形象，然而這並不影響她對王葡萄愛情的讚美。因為她把王葡萄的一切都建構在“比於赤子”的身心和諧的本能之上。“寡婦門前是非多”，寡婦的愛情向來為中國傳統道德所詬病，並且總是被貼上淫穢與道德敗壞的標籤。然而，儘管“不貞”成為許多人詬病王葡萄的理由，卻仍然無法遮蔽她“地母”形象的光輝。問題的實質在於，“貞潔”概念如同“階級”、“地主惡霸”一樣，根本沒有被王葡萄認同，她是一個未被世俗感染的人。在她身上，有一種“一切都來自自然的、本性的、非教育、非宗教的生命的本體”即生命原始狀態，這當然也包括與男人們的關係。在描寫女性時，作者一再用到“愚昧”、“蠻荒”等詞彙。“因為只有在那混沌剛開的瞬間，男人看到的只是女人——那個純粹的生物個體，女人亦然。在王葡萄那裏，男女之情是一種原始的激情，是未經人類社會文明污染的純生物式的，不夾雜現代文明薰染——金錢、地位、名望追求的最純粹而真誠的人類本能式的需求。” ^[1] 

小説的情節從葡萄以童養媳身份掩護公爹盡孝與作為寡婦以強烈情慾與不同男人偷歡之間的落差展開，寫出了人性的燦爛。如果以民間傳統倫理為其心理動機來解釋未免失之於簡單，同樣的道德倫理在男女性愛方面似乎對葡萄毫無束縛。葡萄為掩護公爹而放棄與小叔結婚，公爹為媳婦的婚事而悄然離家，都有人性的嚴峻考驗。但是當公爹出走，葡萄若有所失：她成了沒爹的娃了。於是，最終還是女兒性戰勝了一切，她把公爹又找了回來。但作家也沒有刻意渲染她身上的戀父情結，而是把戀父情結昇華到對父親的無微不至的照顧，轉化成偉大的母性。所以在葡萄的身上，作為兒媳愛護公爹與作為女性需要男人的愛兩者是相統一的，都是出於生命的本原的需要，人類的愛的本能、正義的本能和偉大母性的自我犧牲的本能高度結合在一起，體現了民間大地的真正的能量和本質。 ^[4] 

政治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民間倫理的合法性基礎之上的，正是因為保障了民間倫理的邏輯，共產黨才得到了民心，獲得了力量。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第九個寡婦》中民間倫理的合法性，也論證了孫懷清的“政治”的合法性，在這裏他無疑代表的是一種地主的立場。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也就是“地主”翻身的歷史，他們從剝削、壓迫者，一變而成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化身。地主在文學中翻身當家做主人，現實中農民則飽受壓迫，其中可以説有着密切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第九個寡婦》可以看作不同階層在時代中命運翻轉的寓言。 ^[2] 

小説的女主人公取名“葡萄”，以乾燥的環境下生長出甜蜜多汁的果實，影射了主人公的女性體味，含有豐富的象徵寓意。王葡萄是一個血肉豐滿的農村婦女，她身上突出的特點是以女兒性與妻性來豐滿其母性形象。前兩種是作為女人的性格特徵，而後一種則暗喻其作為地母之神的神性。 ^[4] 

作者在小説中以王葡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琴師朱梅的口l吻，道出了作為水果的葡萄和主人公王葡萄性質的暗合：葡萄這個女人“就是一顆葡萄，一碰盡是甜水兒”。葡萄成為由外而內地解讀、剖析小説女主人公王葡萄的一把金鑰匙。葡萄和王葡萄遙相呼應，互相喻指，其互文關係耐人尋味。

王葡萄和葡萄之間的隱喻關係既巧合又貼切，王葡萄在故事開頭就無可爭辯地被叫做葡萄，堅定實踐生命哲學的王葡萄在史屯算得上是一個神話，可能真實的王葡萄遠不及文本中的那樣幸運，真實的王葡萄也不會整合諸多討巧的要素，但嚴歌苓就是執著地要繪出她心目中的王葡萄——一個人間的地母娘娘、剪迷魂陣窗花的祖奶奶，她整合了嚴歌苓的理想主義和生命哲學，使之成為經典的深具雌性、母性特質的女性形象。 ^[3] 

小説中地窖與夾壁也不過是一個隱喻，它通過對另一空問的生存狀況的揭示，指出現實空間的非正義性，從而為歷史的轉折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在不同的編碼系統中，地窖可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2] 

小説對以往的歷史進行了重述，對以往的歷史觀也做了顛覆，在其視野中，1950—1970年代是對象徵着勤勞、善良、正義的“二大”加以鎮壓，使其在地下“變成鬼”、無法見到天日的時期，也是蔡琥珀、春喜等人不近人情地搞“合作化”的時期，小説同情與關懷的對象，與以往描寫這一時期農村題材的小説完全相反。作者同情的對象，用過去的話説，是“地主”孫懷清和“落後羣眾”王葡萄。 ^[2] 

在《第九個寡婦》中，嚴歌苓用極其簡潔的筆墨對近半個世紀的中國農村和社會所作的跳躍性但又能揭示時代本質的描述。小説的第九章寫到八個“英雄寡婦”之一，當過史屯公社書記、縣革委會副主任，後來被解職回鄉的蔡琥珀“又回縣裏，解放了”時，有這麼一句精闢的評論：“解放了這個，就會打倒那個。想解放誰，得先打倒誰。”這話不管是王葡萄説的，還是孫二大説的，都相當經典，它點破這幾十年來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鬥來鬥去的本質，語言雖然簡潔、平實，卻富於概括性和哲理性。這正是嚴歌苓小説語言的特點。可以這麼説，嚴歌苓的語言足越來越老到，越來越簡潔了，也是越來越有彈性和表現力了。中國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家鍾嶸把“省淨”定為文體最高的審美境界，是很值得玩味的。“省淨”就是簡潔明淨，是很難達到的一種境界。嚴歌苓在《第九個寡婦》這部長篇小説中，只用二十八萬字就寫出一段相當複雜的人性的歷史，敍説了近半個世紀中國農村的變遷，文體可謂相當“省淨”了。這一點，可能正是嚴歌苓小説藝術魅力的一種表現。 ^[6] 

這一部小説，品相令我刮目相看也！——中國影視編劇、作家梁曉聲 ^[7] 

這部小説既有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又有人們所熟悉的紅色記憶，為文學提供了一種後革命敍事的可能性。——瀋陽師範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賀紹俊 ^[8] 

嚴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出生於上海，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9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文學碩士學位。現為好萊塢專業編劇。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漁》、《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等，其中《天浴》由陳沖拍成電影后榮獲金馬獎最佳影片等七項大獎，1999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十大最佳影片。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