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犯焉識

陸焉識本是上海大户人家的少爺，聰慧而倜儻，會多國語言，也會討女人喜歡。父親去世後，年輕無嗣的繼母馮儀芳為了鞏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軟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孃家侄女馮婉喻。沒有愛情的陸焉識很快出國留學，在美國華盛頓毫無愧意地過了幾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畢業回國後的陸焉識博士開始了風流得意的大學教授生活，也開始了在風情而精明的繼母和温婉而堅韌的妻子夾縫間尷尬的家庭生活。

20世紀50年代，陸焉識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諳世事的張揚激越而成為“反革命”，在歷次運動中，其迂腐可笑的書生氣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長，直至被判為無期。這位智商超羣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極高的學識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匱乏、政治的嚴苛、犯人間的相互圍獵與傾軋，終使他身上滿布的舊時代文人華貴的自尊凋謝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對繁華半生的反芻，使他確認了內心對婉喻的深愛。婉喻曾是他寡味的開端，卻在回憶裏成為他完美的歸宿。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飽經思念的陸焉識和馮婉喻終於可以團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陸焉識卻發現歲月和政治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淪、終成俗庸小市民的兒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終成大齡剩女的小女兒對他愛怨糾結，態度幾經轉變，唯一苦苦等待他歸來的婉喻卻在他到家前突然失憶。於是陸焉識就這麼陪着她，像個親切的老朋友那樣，把前半輩子從來沒給過她的耐心和等待攢夠了一樣都給了她。即使她看上去再也記不起他是誰，他也沒有顯出半點急躁來。

然而，很意外的，這個一直讓人覺得苦澀心酸唏噓感慨的愛情進行到這一步，竟因為婉喻的失憶，陸焉識對失憶的婉喻的重新追求和陪伴，帶來了一絲絲的甜蜜，美好的一如初見，淡淡的，帶着最初的愛慕和温馨。 ^[3] 

《陸犯焉識》的創作來源於嚴歌苓的祖父嚴恩春和另外一位勞改過的老者兩個人的故事。根據嚴歌苓的自述：“陸焉識的前半生就是我爺爺的影子。我從小就對爺爺很着迷，他是我們家的驕傲。那麼年輕出國留學，16歲上大學，會多種語言，博聞強記，25歲讀完博士，40歲自殺。這個人對我來講太精英了。這樣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來的。但後來我發現他可能跟我一樣有狂躁症、憂鬱症，因為燃燒得特別快，不能睡覺，創造力極高，很多時候都在寫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後高到浪峯的時候譁一下就跌下來了。因為到浪峯的時候基本是一個蠟燭有很多捻子在燃燒，很多夜睡不着覺。睡不着覺，腦子裏就發生化學轉換，產生很黑暗的東西，感覺就完了，開始厭世……” ^[4] 

嚴歌苓未曾與祖父謀面，卻又因親戚言談的描述，和他產生了密切的聯繫。嚴歌苓的姑姑説她的悟性高，讀書用功，敏感、孤高，這些都像極了祖父。祖父英俊的老照片，留下的書、瓷器、玉器等物件，讓他在嚴歌苓心中變成了一個神秘的符號。後來，她又結識了一個在青海勞改了幾十年的長輩，也是知識分子，解放前曾任一所著名中學的校長，他請她讀他寫了多年的筆記，這裏記錄了他幾十年的人生遭際和精神追求。嚴歌苓發現這位長輩與自己的祖父在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如果祖父活着，後來可能就會成為這位長輩的樣子。對家族史的探尋和剖析，也是對自我的探尋和剖析，嚴歌苓逐漸有了想以祖父為原型，書寫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念頭。 ^[3] 

嚴歌苓為此書的寫作進行了10多年的準備，多次往返美國、上海、青海。嚴歌苓在美國尋訪了祖父曾經就讀的學校，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出了祖父在美國讀書時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還看了當代人的傳記。她認認真真地拜讀了祖父的博士、碩士論文後，知道他當時是那樣憂國憂民，那樣認真地在為國家畫一幅藍圖。她去青海看那裏的植物和動物如何在大荒草漠上繁衍生息，看它們在那種沒有偽裝的大自然下的優勝劣汰等等。在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後，她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這部作品。 ^{[3]  [4]} 

作品寫完以後，嚴歌苓動手刪去了10萬字，之後又加進了祖父在美國時期的描寫一萬字：“西方寫作講究文字中的信息量，我還看重文字背後的意義是否足夠。在創作過程中，我不斷把祖父這個角色和我對自己的瞭解聯繫起來，因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被更遙遠的血緣暗中控制的。在對祖父的逐步解密中，我也更加了解到自己。文學本來就是解密人性、瞭解自身的一種藝術形式。” ^[6] 

關於小説名字的確定，曾根據主人公的特性叫《浪子》，但被出版社否定了。後又改叫《無期》，據嚴歌苓稱：“當我寫到尾聲的時候，覺得整部作品處於一種抽象狀態，書中很多人物的生活就那麼懸吊在那兒，比如流放青海的犯人，比如負責押送他們的工作人員。特別是後者，他們在當地落户、結婚、生孩子，犯人陸陸續續地死了、釋放了，他們還在當地，這對他們就是個遙遙無期的概念。《無期》其實是我最想用的書名，但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還是覺得它太沉重太黑暗了。”等到書將要出版之前，嚴歌苓將小説名稱改成了《陸犯焉識》。定為《陸犯焉識》是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在稱呼犯人時常在他的姓和名字之間加一個“犯”字，叫做“×犯××”，這種特殊用法，帶上了那個特殊歷史語境的烙印，為小説平添了幾分歷史的滄桑感和神秘感。 ^[5] 

陸焉識1907年出生於上海的富貴人家，青少年時期家境富裕，生活優渥。1928年去美國留學，在美留學的五年裏過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視野開闊、興趣廣泛，且沒有耽於學業，“二十四歲的陸焉識披上了博士袍、戴上了方帽子。”回國後由於種種原因開始了顛沛流離風雨漂泊的坎坷半生。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軍閥混戰，戰爭煙雲籠罩着整個上海灘，學術圈也掀起了“左右”的爭論，作為某大學的教授，一名知識分子本無意加入任何陣營，但還是被裹挾其中，這也為日後埋下了隱患。戰爭的來臨，他不得已跟隨學校搬遷，前往重慶。

在重慶期間，陸焉識認識了重慶女子韓念痕。陸焉識對韓念痕生出激情之愛，韓念痕也愛上了這位才子。韓念痕的愛熱烈、勇敢，兩個人在精神上契合，這種自主的戀愛讓陸焉識欲罷不能，但是又做不到拋妻棄子。敢愛敢恨的韓念痕最後退出了這份愛情。她是聰明的，為愛情心甘情願的付出，在這無望的愛情中掙扎過後去尋求自己的生活，但也從側面説明這是愛而不得的悲劇。

同樣在重慶時，滿腹經綸的陸教授堅持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在無教科書的情況下，用自己記憶裏的教科書來授課。陸焉識的這些做法沒有錯，錯的是處在一個敏感的政治環境中，違背了“所有教員的教案必須報批，不經批准的教案是犯規教學”；錯在政治恐怖時期，本應謹慎言語、小心行事的他卻發文諷刺當時官員的做法，這為他招來了第一次牢獄之災。1945年返回上海後，此時的上海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掠奪”。陸焉識因被捕過丟失了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家裏的房子又被政府腐敗官員勾結的青紅幫給霸佔。戰爭把他“變成了這麼個肯服軟、不吃眼前虧、拿熱臉去貼人冷屁股的人了”，讓一個精通四國語言的留美博士變成了一個沒用場的人。社會悲劇造成個人悲劇，此時的陸焉識無力掙扎，滿腹失望。他清醒的認識到當前的形勢不可改變，唯一可以調動的是手中的筆桿，企圖掩耳盜鈴式的一吐為快，卻一次次栽在筆桿下。

20世紀50年代初，陸焉識以“反革命”的名頭被關進監獄，判了死刑，在妻子婉喻用盡尊嚴的幫助下改判為無期。在漫長的二十多年的勞改中，將一個知識分子磨去了稜角，不敢妄談一切，連尊嚴一併丟棄在西北的勞改場中。活着成了生命的動力，自由早已離去。陸焉識變得膽小甚微，生怕一點點的過失為自己招來臭罵、戴紙鐐銬、罰跪或者罰飯（在1961年的西北荒漠中，不惜去吃冒領的死人口糧，飢餓讓罰飯僅次於死刑），無論哪種懲罰對一個心高氣傲的知識分子來講都代表着屈辱，然而他卻變得麻木。

因為自己“反革命”的罪行，除了妻子，孩子都在儘量遠離他，與他劃清界限，陸焉識甚至成了孩子們口中給他們帶來一身麻煩的“老頭子”。政治環境的壓迫讓陸焉識的子女心驚膽戰，甚至羞於承認自己有父親。因為父親，小女兒一直未嫁成為大家嘲笑的“老姑娘”，兒子失去了心中的摯愛。陸焉識被釋放後，他已經不敢冒然回家。社會和時代的悲劇，剝奪了陸焉識身上的一切，他的坎坷不幸成為悲劇衝突的表現。特殊的時期和政治環境造成了陸焉識不可避免的磨難，所以他的性格註定了他不能獨善其身。嚴歌苓對這些悲劇衝突的處理和環境的鋪墊，使小説讀起來更增一分悲涼意藴。

在陸焉識以“反革命”為由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後，婉喻對陸焉識的愛始終沒變，她敬仰、愛慕丈夫，按時去看望，不管多遠的路程，並且傾其所有帶上給他的補品。“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螃蟹蟄爛了，皮膚被微鹹的汁水醃泡得死白而多皺，每一個蟹爪尖，無論怎樣難摳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過，不捨得浪費一絲一毫的蟹肉。”婉喻的愛細緻、體貼、勇敢、平靜，她努力地做好一個妻子，付出自己的愛。然而，陸焉識對這個以傳統的方式得來的妻子仍然沒有愛。此時的陸焉識尚且不知他的“死刑”改判為“無期”，是因為妻子對自己愛得太深沉、不惜放棄自己的尊嚴和身子換來的。婉喻的愛是在個人悲劇的鋪墊下步步迸發。

在西北荒漠，陸焉識回憶往事，想起婉喻的種種，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妻子，只是愛而不知。他在自己的腦海中為婉喻寫了一封封傾訴感情的信，愛情此時成為他的信念。在沒有盡頭的改造中，陸焉識策劃了出逃。他逃跑的目的是為了去婉喻的面前，告訴她，自己是愛她的。然而終究還是沒有站到婉喻的面前説出，只是遠遠的觀望。自首後的陸焉識，為了婉喻和孩子的前途，結束了和婉喻的婚姻關係。社會悲劇造成的愛情悲劇，讓陸焉識明白此時他所能給予婉喻的愛是離婚。婉喻多年的愛等到了迴應，悲劇的結局卻包含着温暖。

當釋放後的陸焉識回到婉喻身邊時，婉喻卻失憶了，她已經認不清眼前的男人就是曾經自己深愛的丈夫，但內心還在一直等待陸焉識的歸來，即使在婉喻臨終時刻她還在固執的守着記憶等待。陸焉識歸來後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一場愛的徒勞，任何表象已經失去了意義，陸焉識已成為婉喻內心刻骨銘心的愛。這種兩人大團圓式愛情結局，散發出一股悲涼和無奈。悲劇衝突的處理凸顯了這部小説的悲劇意識，也包含了另外一種意義，肯定了愛情的存在。 ^[25] 

主人公陸焉識身上寄託了嚴歌苓對知識分子的想象——正直、善良卻又不失圓潤與聰慧。他身上有着舊時代文人濃郁的華貴氣息，自尊與自傲是其捍衞自由的精神底線。而他的自尊與原則卻與他所置身的社會與政治環境間出現了牴觸。作為一個文人，他處處以自己的原則作為行事的指南，不論是在國外求學的華盛頓，還是在國內教書的重慶、上海，外界強加的政治導向對他絲毫沒有約束力，他依然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中堅守着自己的處世原則與人格獨立。即使在重慶教書期間因為“政治覺悟”問題曾被當局拘禁而度過了幾年囚徒生活，他在釋放後依然堅持己見毫不動搖。終於，在更大的政治風波中，他作為“反革命”而被判無期徒刑，在西北大荒漠進行了長達20年的勞動改造。殘酷的改造歲月讓他身上曾有的自尊褪去，他通過偽裝成啞巴一次次從生命的絕境中逃生。改造過程不僅僅是對他身體的摧殘，更是對心靈的磨礪。他的高調與激越在精神的貧瘠地上日漸萎縮，直至最終湮沒。 ^[8] 

馮婉喻是一個從不要求關注，也從不主動索取，稍微得到一點關愛便受寵若驚的楚楚可憐的天使形象。她在丈夫眼中是標準的賢妻，在子女心中是純潔的聖母。雖然她的婚姻是被姑母一手安排，但所嫁卻是她崇拜已久甚至奉為神明一般的人物。嚴歌苓是這樣描寫她對丈夫陸焉識的愛的：“一個人到了連另一個人的體嗅都認得出、都着迷的程度，那就愛得無以復加了，愛得成了獸，成了畜。”可見，馮婉喻和概念化的“賢妻良母”形象的一個最大的不同，在於她的一切忍耐、一切犧牲、一切順從都主要是出於對丈夫滿滿的愛和崇拜，而不僅僅是在傳統的倫理道德的約束下完成自己的本分。她冒着向婆婆造反的危險賣掉結婚時婆婆送給自己的首飾祖母綠，而給丈夫買了一塊歐米茄手錶。她為了給在監獄服刑的丈夫補充營養，寧可自己和孩子只吃大白菜，也要把大半個月的工資用來買螃蟹給丈夫送到監獄，剝螃蟹時“十根手指尖都被蟹蟄爛了。”她就是這樣愛成了獸，愛成了畜。這種卑微的愛使她失去了主體性意識，她一切都聽丈夫的，要麼就是聽婆婆的，年老了還要聽子女的。她幾乎是唯一自主選擇做的一件事卻依然是為了丈夫——用自己的肉體和戴同志交易來換取丈夫被判死刑的一線生機。故事發展到這裏，完美的天使形象彷彿受到了質的破壞。其實這種“破壞”的種子在之前嚴歌苓反覆描寫婉喻的眼神時就已經種下了。“她偶然的那些小水妖般的風情流盼才珍奇，才宛若神鬼附體。她其實是摸不着底的”，“藏在深閨裏的女子把所有的能量都濃縮凝聚在這一瞥目光裏了。長年累月被壓制被禁錮的，是變本加厲的釋放。那一瞥目光裏有個好大膽子的馮婉喻。”這個大膽的馮婉喻，不再是作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描述的他者和男人的附屬體所存在，而是有着強烈的自我意識、有表達自我欲求的衝動、有自我決定權的一個馮婉喻。

婉喻的主體性意識的覺醒主要開始於恩娘去世之後。她獨自挑起了養家的重擔，為了多掙點錢而同時帶五六門課，並在一年半內便通過了俄語考試，只不過為了打發學習的愁煩而吸了無數根煙。那時的她從不對孩子講起自己的含辛茹苦，也從不抱怨丈夫使自己落入怎樣的悲慘境地，一切事情都由她自己做主，包括是否要出賣身體來換取丈夫的性命。如果説這個階段婉喻主體性意識的凸顯是壓抑的，且是被環境所迫的，那麼她失憶之後的自主意識和自主行為則是無拘無束、完全釋放的了。失憶之後的馮婉喻性格大變，一改完全順從於丈夫和子女的本性，主體意識得到完全的釋放。她彷彿變了一個人，會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而把女兒重重摔倒在地，會毫無顧忌地對自己不喜歡的人或事破口大罵，甚至會堅持裸體出行。馮婉喻被婆婆、被家務、被生兒育女、被常年與丈夫兩地分離的命運壓抑一生，終於在晚年獲得了“自由”，可惜這種自由只能以一種病態的方式呈現。 ^[9] 

恩娘馮儀芳是主人公陸焉識的繼母，嫁到陸家八個月後丈夫就去世了，面臨着被驅逐出夫家的困境。然而她用自己的看家本領——眼淚博得了繼子的同情，改寫了自己被遣送回孃家的命運，成為這個坐落在上海的大户人家的一家之主。她以慈母形象自居，處處表現出對繼子焉識的關愛有加，大到為了支持他去美國留學而獨自撐起一個家，小到把一盤菜的菜心單獨留出來，當着全家人的面推到焉識的面前。然而這種關愛畢竟不同於親生母親的關愛，其中難免摻雜許多微妙的複雜成分。“焉識知道他此刻的身份是多重的，是繼子、侄女婿，最重要的，是這個孤寡女人唯一的男性伴侶。他不在乎恩娘那一眼多麼媚，多麼抹殺輩分甚至體統。恩娘暗中想在他身上索取什麼就索取什麼吧……”恩娘是一個想要“索取”的恩娘，這和傳統觀念中逆來順受、任勞任怨、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慈母形象相去甚遠。而這種“索取”精神恰恰是她具有主體性意識的體現。

恩娘要索取的，首先是繼子的同情與關注。她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痛苦寂寞的可憐女人。她以自己年輕守寡的悲慘命運為籌碼，以大把的眼淚和美好的哭相為武器，來要挾繼子對她偏愛有加，不能和她這樣可憐的連親生子女都沒有的女人講什麼公平不公平。她無法忍受“多少温愛也填不滿的寂寞”，她要主動地向人求關愛。其次，是同兒媳相競爭比較而得出的成就感。“恩娘事事要跟婉喻比，事事要佔婉喻的上風。”從一件布料到底給誰做衣服開始，到追究祖母綠的下落，再到委婉地逼迫婉喻和丈夫兩地分居，恩娘不能忍受婉喻有自己獨立的選擇與判斷，事事都要經過她的裁判與抉擇。恩娘多年來被壓抑的主體性意識在婉喻身上得到了充足的體現。

除此之外，恩娘還要索取自己在陸家的穩固地位。恩娘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她深信陸家在她這個能幹媳婦的管理下定會蒸蒸日上，至少也不會敗落。她安排自己的親生侄女嫁給繼子，作為繼子出國留學的條件，是為了鞏固自己在陸家的地位。當陸家的房子要被政府收走時，恩娘重病卧牀不起，充滿挫敗感，不明白殷實強大的陸家為何會毀於她這個能幹兒媳的手裏。恩孃的種種“索取”，本質上是一個被壓抑被損害的女性通過各類正當或非正當的方式表達自己正常的內在心理欲求的一種表現，是她試圖在一個原本不屬於自己的世界中奮力掙扎，甚至通過不惜傷害和自己一樣可憐的女人——也要主動獲得一點點存在感。然而她終究也是愛兒媳的，也更加愛繼子，只不過這種愛被她扭曲的心靈所異化了，呈現出一種變態的形式。 ^[9] 

在傳統觀念中，情婦往往是要被批判的妖婦，他們勾引男人，破壞家庭，罪大惡極。《陸犯焉識》中陸焉識的情人韓念痕也同樣具備一些妖婦的特質，比如她被描述成一個“讓男人變成色鬼的女人”，又如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笑是惹事的”，也還是對焉識笑了一下。然而這個“妖婦”把自己的情人職分履行得是如此無怨無悔、無慾無求，又不得不讓人心生憐憫。和賢妻馮婉喻比起來，她身上多了許多現代女性的迷人氣質：知性、獨立、瀟灑、能幹。她絲毫不愛惜自己的名聲，對陸焉識謊稱自己和別人同居，哪怕他不承認她肚子裏的孩子她也不在乎。這種讓人猜不透的神秘氣質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她的主意很大，“拿主意的過程卻把你全矇在鼓裏”。她自己做主打掉了孩子，自己設法調動到了焉識所在的單位，自己動用各種關係和門路把焉識解救出了監獄，又自己主動結束了和焉識的情人關係，奔赴美國。和韓念痕比起來，陸焉識在這段情人關係中反而是有些被動的，彷彿開始和結束都由不得他似的，甚至他的生活起居和重獲自由都要依賴着她。所以，情人形象韓念痕是整部作品中主體性意識最強的女性，然而她主體意識的彰顯也依然遵循着一種偉大的奉獻精神，心甘情願為自己心愛的男人獻出一切，哪怕落下破壞家庭的罵名。 ^[9] 

小説中陸焉識和馮婉喻的小女兒馮丹珏曾在科教片裏面擔任主角，後來成為出色的生物學博士，仕途順暢，在愛情路上卻毫無收穫。人前是生物學者，人後是一個吸煙的酒鬼的她，最後只能嫁給一個市儈的男人。她和陸焉識無父女情可言，在接到逃犯陸焉識打來的電話時，她懇求陸焉識離開他們的生活，而當陸焉識被平反回家時，她為了房子將陸焉識拒之門外。 ^[11] 

梁葫蘆是勞改營中的小勞改犯，因殺人而入營。梁葫蘆之所以要殺人，是因為在那個全民都在捱餓，而且也確實有很多人都已經被餓死了的時代，他的母親卻居然揹着孩子們，偷偷地與自己的姘頭分享了一家人僅有的口糧——一個大白饃。為此，一時怒火中燒的梁葫蘆不無殘忍地殺死了這兩個人。母親的肚子里正懷着一個胎兒，“因此梁葫蘆的卷宗裏為他記下了三條人命的血債”。儘管事出有因，但一個小小少年，居然能夠下手殺人，還是充分地暴露出了其人性中的惡。然而，作為死囚被關押到勞改營之後，一向拒絕承認自己有父母的梁葫蘆，卻近乎莫名其妙地顯示出了對於陸焉識的深切依戀：“兇殘的葫蘆那雙害火眼的眼睛總是給我祖父另一種目光。他‘老幾老幾’地叫着，可以把它做‘姥爺、大伯’聽。”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看，這種莫名的依戀所充分凸顯出的，其實正是梁葫蘆一種愛的缺失。如果把這樣的細節與梁葫蘆拒絕承認父母的細節聯繫在一起，很顯然，陸焉識此處所扮演的角色，無疑就是梁葫蘆那個缺位的父親形象。正因為如此，所以，為了替陸焉識偷回那塊白金的歐米茄手錶，“慣偷”梁葫蘆幾乎被謝隊長整了個半死。應該説，梁葫蘆服刑三年來對於陸焉識的好，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打動了陸焉識：“老幾還説，梁葫蘆這三年對他的好，值得他老幾在剩下不長的餘生裏懷念。”然而，同樣是這個梁葫蘆，眼看着就要被押赴刑場執行死刑的時候，居然成了陸焉識的出賣者，居然檢舉揭發陸焉識多年來一直在假裝結巴。梁葫蘆之所以如此，不過是試圖以所謂的立功表現達到減刑保命的目的。但不管怎麼説，這種出賣也只能被看作是人性惡的一種證明。事與願違的是，雖然出賣了陸焉識，但梁葫蘆卻還是沒有能夠保住自己的性命。這一切，“老幾完全能理解梁葫蘆的揭發。十八歲一條命快沒了，什麼都拉扯來保命，這有什麼不好理解？他揭發了老幾，把老幾的麻煩招來了，可命也沒保住，這就讓老幾黯然神傷了。”明明是梁葫蘆出賣了自己，但陸焉識不但沒有生氣，反而替最終沒有能夠達到保命目標的梁葫蘆黯然神傷。如此一種描寫方式，充分顯示出的正是知識分子陸焉識其實更是作家嚴歌苓一種難能可貴的悲憫情懷。正所謂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惡交織，於惡中凸顯善，在善中寫出惡，一個頗有人性深度的少年殺人犯形象，就這樣生動立體地出現在讀者面前。 ^[13] 

劉國棟因為長了一副好鬍子，所以，一直被大家稱作劉鬍子。劉國棟本是上海一個警察分局的副局長，在上海解放前夕起義投誠，是上海解放的有功之臣。他的命運遭際，可以説，最具有反諷意味的悲劇色彩。1954年4月的一天，劉國棟接到上級命令，要他按照名單迅速抓捕一百四十六名反革命罪犯。儘管稍有遲疑，但劉國棟還是雷厲風行地執行上級命令，很快就把包括“我”祖父陸焉識在內的一百四十五名罪犯抓獲歸案。但第一百四十六名是誰呢？“劉國棟再看看手上的名單，説沒錯，是一百四十五個。北方人聲音都沒有抬高地説第一百四十六個是你自己。”一位指揮部下抓捕別人的人，大約根本想不到最後一個被抓捕者居然會是自己。藉助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戲劇性一幕，嚴歌苓一方面凸顯出了那個不正常時代的荒謬本質，另一方面也淋漓盡致地寫出了劉國棟命運的乖謬弔詭色彩。遭受如此冤屈的劉國棟，自然百思不得其解，陷入到難以掙脱的精神困境之中。小説中這樣描寫：“他蹭到我祖父陸焉識身邊，説他常讀陸教授的文章。他還説，自己看上去是個武人，實際是個文人。跟我祖父裝在一個車皮裏是這一陣發生在他頭上唯一公正些的事。”這段話，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是對於公正的強調。這説明，自打被捕之後，一直糾結於劉國棟內心深處的一個問題，就是自己的命運遭際也實在太不公正了。明明對上海解放、對革命有功，結果卻被當做反革命抓了起來。第二是強調自己的文人性格。文人者，知識分子也。作為文人，他的性格中必然會有好思多疑敏感的一面存在。惟其好思多疑且又敏感，所以才會對於自己的不公正遭遇始終耿耿於懷，以至於最後還是走上了自殺一途。很顯然，小説中關於劉國棟與“我”祖父陸焉識的這段描寫，實際上就為劉國棟最後的自殺行為提供了一個註腳。 ^[13] 

《陸犯焉識》再次將20世紀的中國百年曆史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將知識分子陸焉識在歷史和政治的夾縫中的艱難掙扎與生存狀態進行了細緻的描繪。“自由”是以陸焉識為代表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畢生追求的精神所在，是其付出沉重代價所追求的精神歸宿。為了堅持自由，他與時代、政治百般周旋，但也並未磨合出一條雙方皆歡的結局。故事結尾，被釋放後回到家中的陸焉識卻發現他再也找不到曾經的家，曾經的愛人，曾經的位置，世俗的眼光再次將他判了無期……人性深層的悲哀躍然紙上。在主人公陸焉識身上，嚴歌苓寄寓了對祖父那一代知識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尋，也間接表達了對知識分子身上的堅韌與理想的仰望。

同時，《陸犯焉識》又創造出了一種愛情模式。在前半生的陸焉識眼裏，馮婉喻並不是作為所愛的人而存在，而只是繼母強加給自己的另一半而已。他並無愧疚地在華盛頓和重慶兩地談了兩段不長的戀愛，並試圖從中找到所謂的真正的自由愛情。後半生在西北大荒漠上的改造過程中，在枯寂中反芻與馮婉喻之間的婚姻，使他確認了內心對婉喻的深愛。婉喻曾是他寡味的開端，卻在回憶裏成為他完美的歸宿。在這裏，回憶具有了強大的改變力量，從而改變了陸焉識的後半生。苦澀年代裏的愛情軟化了政治的堅冰，成為他活下去的勇氣和動力。而故事結尾處的相遇而無法相認，更是攪動了人物深層的巨大哀痛。 ^[8] 

《陸犯焉識》忠實地記錄了冷酷殘忍的“改造”故事，塑造出一系列知識分子“受難者”的形象，展示種種人性異化的場景，透露出嚴肅的歷史反思和人性的悲憫，透過殘酷歷史場景的描寫，不難發現歷史的壓抑感、沉重感，不難感到作家對人道主義的同情與悲憫。

小説對獄中生活場景的描寫是大膽的甚至是刺激性的。大饑荒年代，獄中犯人掙扎在死亡線上，梁葫蘆為保自己的性命，趁着劉鬍子的死還未被別人知道，竟然停屍房中，並以死人的名義冒領屍首的三頓飯。他有時一邊吃一邊竟然和屍首聊天。如此恐怖的描寫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同樣刺激性的場面還有對酷刑的描寫。謝隊長的“加工隊”對犯人施以酷刑，梁葫蘆因盜竊嫌疑而慘遭刑罰：“梁葫蘆的腿被劈開，一隻腳系一根繩，掛在馬的兩側，讓馬把他當爬犁拉……與雪地接觸面最大的是後腦勺和上半個脊樑。”不多一會，梁葫蘆就“腦漿塗地”了，“他的葫蘆頭已經開了瓢，此刻在地上寫着黑紅的天書。”場面的殘酷簡直令人髮指，不忍卒讀。

然而，外在的飢餓與刑罰只是苦難的一部分，真正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畸變的人的內心。當謝隊長“加工”梁葫蘆時，梁偷竊的手錶藏在陸焉識身上，陸害怕梁被迫招供，於己不利，於是，他“打定主意，踹死梁葫蘆自己也絕不開口，招出歐米茄的去處。”雖然這是在殘酷環境下形成的最“合理”的心理，但也卻是冷酷無情的。小説寫犯人“觀賞”梁葫蘆被“加工”的心理：“犯人們立刻轟的一聲跑去，去看看自己的慘如何轉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慘如何稀釋自己的慘。……多麼幸運，皮開肉綻的不是我。”犯人們“一個擠一個，成了一羣秩序很好的觀眾”。這樣的描寫透出了令人不寒而慄的陰冷和淒涼。這種陰冷和淒涼不僅體現在獄中，更瀰漫在監獄之外。在陸焉識被強權摧殘、擠壓的家庭中，陸焉識體會到的就是這種人人戒備的冷酷氛圍。他被釋放後，兒女們無不對他厭惡而提防，他日夜思念的女兒有意疏遠他，他的兒子將自己多年來忍受苦難的怒火發泄到他的身上，一切都因為陸焉識仍是一個“反革命”嫌犯，懲罰的陰影仍籠罩在這個家庭之上。在小説結尾，陸焉識被迫遠走西北大漠，回到曾經囚禁他的地方，不難從中體味出深深的無奈與淒涼：對他而言，獄中獄外又有何分別，同是被強權擠壓、碾碎了的心靈環繞，同是對強權的驚恐與迴避。可以看出，《陸犯焉識》對苦難的細緻描摹與展開，對知識分子不公正命運的呈現和展露表現出了沉重的歷史悲劇感。 ^[12] 

在《陸犯焉識》中，嚴歌苓採用的是多線性敍事，支撐小説結構的是三條線，即建國前的線，建國後陸焉識在大牢裏的線，建國後上海馮婉喻的線。三條線錯綜交織，齊頭並進，使小説內容更加豐厚，並且給讀者帶來強烈的衝擊感。小説注重場面的描寫，不僅烘托氛圍，還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偷了歐米茄的梁葫蘆被謝隊長“加工”，嘴裏塞着馬糞，頭皮被地面磨得塊塊脱落，腦漿也差不多塗地了，最終都沒有説出毆米茄表的下落，而圍觀的人看到如此殘忍的迫害場面，卻無一人敢吱聲。這一敍述場面描寫細緻且觸目驚心，讓人感同身受，不僅渲染了氛圍，表現了人性的扭曲，還推動了故事的發展。

嚴歌苓説她在書中使用了一種“非常主觀且自由”的寫法，可以理解為小説採用了第一人稱“我”，而“我”是小説主人公陸焉識的孫女，在1989年幫助祖父整理頭腦中的盲寫日記。小説採用更多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敍事視角，如陸焉識去場部看露天電影，在獄中和越獄過程所見所聞等。小説還採取了多重轉換的敍事視角，不僅能夠活躍小説的敍事，其變得富有立體感。另外，小説採用插敍、倒敍和預敍等手法，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混雜在一起交錯敍事，有利於故事情節的完整，推進故事的合理發展。如《場部禮堂》這一章節中，描寫陸焉識去場部禮堂看電影，在快到的時候不知怎麼的就在雪地裏打滾，筆鋒一轉，時空交錯，寫到陸焉識從美國輪渡回來後的事情。 ^[10] 

《陸犯焉識》語言風格輕鬆幽默又犀利有韌性，可以説無處不在。“我祖父用了無數種形容，來表達鎬頭落地時他手臂的感覺，有一種感覺我覺得很有意思：每一鎬落下，大荒地都通過鎬頭和他的臂骨撞擊他的內臟，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鎬頭撞擊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墾荒，是荒墾人。”此處小説表現的是開荒的艱難，但“不是人墾荒，是荒墾人”一句，既貼切又有一種特別的深意。在《出逃》一節中寫道鋼鐵垃圾，“是1958年大鍊鋼鐵留下的，是一個個倒塌的土高爐分娩出來的怪胎。……堆着堆着，便有了生命，它們像石頭一樣生出紅色的苔來，一層一層的，記着年輪似的”。關於歷史上這一全民運動的描寫，沒有過分渲染，語言簡潔，但是大鍊鋼鐵的熱鬧場面呈現於讀者眼前，對於大鍊鋼鐵造成的後果，發人深思。

此外，小説語言富有區域和時代特色，為故事營造了充盈的氛圍，還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立體可感。“婉喻在家不叫婉喻，叫阿二頭。上海話一講，是‘阿妮頭’。”還有在陸焉識和妻子通電話中，陸焉識激動地説，“看到小囡囡了。”“阿妮頭”“囡囡”都是上海話。而富有時代特色的語言比比皆是。 ^[10] 

在《陸犯焉識》中，嚴歌苓敍事過程中出色的暗示性喻指和她敍述語言的準確、犀利而又不無韌性，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比如，“叫陸焉識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他囚服背上的2868番號不久就會更改，……每死一批犯人，就會重新編一次番號。五個月後，陸焉識從2868變成了1564號。”“三年過去，我祖父的番號已經變成了278。也就是説，他成了嚴寒、饑荒、勞累最難以殺害的人之一。”雖然看起來只是幾個數字的變化，但嚴歌苓卻巧妙地通過這幾個數字的變化，不動聲色地交待出了西北大漠生存條件的殘酷，寫出了這些被勞動改造的罪犯們命賤如紙的真實生存狀態，而且也極其簡潔地給出了之所以會急劇減員的三個基本原因：“嚴寒、饑荒、勞累”。再比如，“又一次陸焉識説：‘婉喻，大衞·韋死了，你曉得吧？’焉識一定是試探她的記憶，看看她是不是還想得起個把故人來。”“‘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成了內傷，腦子裏淤積了血塊，做了手術好多年了，一直蠻好，前兩天突然死的。’”“丹珏想，原來陸焉識回到上海還是走訪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勞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這裏所引述的，是馮丹珏在旁聽陸焉識與馮婉喻的對話過程。看起來只是日常的生活對話，但在對話的過程中，嚴歌苓巧妙地交代了大衞·韋和凌博士這兩位人物最後的命運遭際。大衞·韋和凌博士，可以説都是曾經在關鍵時刻對於陸焉識的人生命運產生過根本性影響的人物形象，是完成小説敍事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能夠藉助於人物的對話過程，順乎自然地把這兩位人物的命運結局告訴讀者，這是作家嚴歌苓敍事過程中一種暗示性喻指方法的出色運用。

《陸犯焉識》中敍事語言的準確、犀利又有韌性，可以説無處不在比比皆是。“我祖父用了無數種形容，來表達鎬頭落地時他手臂的感覺，有一種感覺我覺得很有意思：每一鎬落下，大荒地都通過鎬頭和他的臂骨撞擊他的內臟，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鎬頭撞擊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墾荒，是荒墾人。”嚴歌苓要表現的是開荒的艱難。“不是人墾荒，是荒墾人”，這是多麼貼切又有深意的一種特別感受啊。“老幾邊念稿子邊想，中國話狠吶，十惡不赦，死有餘辜，研究語言大半輩子，他發現在哪一種語言裏都找不到同等量級的參照。哪一種語言都沒有他自己的母語這麼狠，這麼解恨。死了還有餘辜，難怪要滅九族，滿門抄斬。他覺得自己割捨了和婉喻的見面不是明智，而是英明，否則他老幾萬一死了，還剩下的餘辜，就要清算到婉喻的頭上了。”嚴歌苓表現的哪是語言，實際是人心的險惡，是社會政治環境的惡劣。“他想起內遷之前的一夜，也是盡看婉喻的脊樑，那是瘦，而現在這個婉喻只是那個婉喻的影子。”嚴歌苓分明是要表現八年抗戰的煎熬讓馮婉喻變得非常消瘦了，但她卻很巧妙地使用了“這個婉喻只是那個婉喻的影子”的説法。顯然就更加瘦得可憐了。 ^[13] 

2011年12月21日，《陸犯焉識》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當代》長篇小説年度評選“長篇小説（2011）年度五佳”獎。 ^[16] 

2012年1月，《陸犯焉識》入選由中國小説學會評選的“2011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長篇小説排行榜榜首。 ^[17] 

2012年3月2日，《陸犯焉識》獲2011年度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優秀作品獎。 ^[19] 

2012年3月26日，《陸犯焉識》被評為2011“年度優秀女性文學”。 ^[20] 

2013年10月7日，《陸犯焉識》獲第二屆施耐庵文學獎。 ^[21] 

2015年5月，《陸犯焉識》提名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入圍名單。 ^[22] 

2014年5月16日，改編自《陸犯焉識》的尾點的劇情文藝電影《歸來》上映，由張藝謀執導，陳道明、鞏俐、張慧雯等主演。 ^[23] 

2020年11月27日，改編自《陸犯焉識》的劇情電影《一秒鐘》上映，由張藝謀執導，張譯、劉浩存領銜主演。 ^[29] 

嚴歌苓的長篇新作《陸犯焉識》把鏡頭對準了一個生於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知識分子陸焉識，以他的跌宕起伏的坎坷命運來透視一個知識分子與環繞着他的社會境況的緊張關係。只懂學問、不諳世事的陸焉識，剛直又正派，自尊又自傲，這種十足的書生意氣使他在頻仍的政治運動中難逃打擊，輒遭厄運，因之大半生都在以“反革命犯”的身份接受勞改。當他終被釋放、獲得自由之後，他卻怎麼也找不到曾經的家和曾經的愛人，仍然頗顯多餘和倍感悵惘。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更是一個知識分子被徹底放逐的故事。如果説這是一曲悲歌的話，那麼它所悲哀的，不只是陸焉識個人的乖蹇命運，還有陸焉識所屬身的那段社會與那一時代。（當代作家白樺評） ^[18] 

嚴歌苓給人的一貫印象是擅長書寫古與今的女性命運，但其新作《陸犯焉識》卻以細緻而深刻的筆觸直指大的歷史變動中的男性知識分子。小説背景跨度大，從繁華的美國到上海，再到荒涼的中國大西北，令人如身置其中。為了本書的創作，她兩次專門到大西北一個藏族自治縣調查。作者坦言，她之所以刻畫主人公陸焉識，是因為對自己的“根”的好奇。其原型來自於作者年少時着迷的神話式人物——祖父。陸焉識作為一個特殊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中國大變革時代遭遇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變故，他一直渴望自由卻處處受到阻撓，愛情如此，婚姻如此，事業如此，最後連人身自由都沒有。當他最終重獲人身自由後發現自己變得更加不自由了。作為知識分子，陸焉識本質上彷彿是永遠囚禁於非自由狀態的囚犯。嚴歌苓帶給我們的思考應是：何謂自由？（當代作家雷達評） ^[15] 

在陸焉識身上，嚴歌苓巧妙地寄寓了對從未謀面的祖父兼翻譯家嚴恩春那一代知識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尋與懷舊，也間接表達了對知識分子身上的堅韌與理想的仰望。“他正直、善良卻又不失圓潤與聰慧，自尊與自傲是其捍衞自由的精神底線”。當然，探尋與懷舊的背後，是理想乃至更深層次的某種寄託——舊不一定都好，但探尋與懷舊一定是不錯的慰藉乃至發問方式。（《揚子晚報》評） ^[14] 

在這部從事寫作以來篇幅最長、也可能是難度最大的作品中，嚴歌苓以祖父為原型塑造了性情温良、學業精進、留學海外歸來而後在數次時局震盪、政治運動起落中因言獲罪的昔時滬上世家公子陸焉識形象，相當比重的內容取材自她祖父的真實經歷，這令整部作品有着濃厚的家族史意味。陸焉識獨立、超然到近乎高貴的做人治學姿態與現實社會的功利、投機格格不入，他看似寬容平和的外在與強大的內心堅持充滿矛盾，這種糾結蔓延到他的愛情、事業、理想中，為他一生的悲劇命運打下沒太多懸念的伏筆。從繁華、精緻、物質的上海洋樓到飢寒交迫、人煙罕至、行動受限的青海勞改營，從30年代滬上學術圈、名利場顯出他的不合時宜倍感禁錮到五六十年代西北荒漠獄中他每日打腹稿在心裏寫作的自由恣肆，巨大的時空反差使得人物形象趨於立體，人性不同側面有着清晰體現。（《中華讀書報》評） ^[5] 

《陸犯焉識》於2011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後有不同版本再版。 ^[1] 

嚴歌苓，小説家，電影編劇。1986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説，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9年赴美留學，獲藝術碩士學位。旅美期間獲多項美國及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地區的文學獎，並獲金馬獎最佳編劇獎、美國影評家協會獎。2001年加入美國電影編劇協會。代表作有《扶桑》《天浴》《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少女小漁》《陸犯焉識》《白蛇》《一個女人的史詩》《金陵十三釵》《赴宴者》《寄居者》《補玉山居》等。作品已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出版。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