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專項巡視

“專項巡視”最早出現在2014年年1月，王岐山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提出，“創新組織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專項巡視。”在提出兩個月後就採用這樣的巡視方式對三個單位進行專項巡視，反映了中央在反腐上的雷厲風行作風，只要認準了的，就要大膽的去試、去闖。另一方面也表明反腐在不斷改革，而不斷改革就是對腐敗分子最大的威懾。

2014年3月16日中央第三輪巡視啓動。不同於前兩輪巡視，第三輪巡視首次提出“專項巡視”，巡視對象有三個：科技部、復旦大學、中糧集團。

2018年10月，十九屆中央第二輪巡視啓動，將對26個地方和單位開展脱貧攻堅專項巡視，包括13個省市區：內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湖北、廣西、重慶、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新疆；11箇中央和國家機關單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教育部、民政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農業農村部、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2家中管金融企業：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2013年一年間，中央巡視組對20個地方、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進行巡視，發現涉嫌違紀違法問題的有價值線索比過去增加很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巡視突出重點，改變了過去巡視內容比較寬泛的做法，巡視組組長不固定、巡視地區和單位不固定、巡視組與巡視對象的關係不固定；組建巡視組組長庫、一次一授權，巡視前做實做細做足準備；到領導幹部擔任過一把手的地方“下沉一級”瞭解情況。中央在改進巡視工作方式方法方面，制定了許多新的舉措。這些創新舉措，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2013年由中央紀委牽頭的中央巡視組在一輪“反腐風暴”中可謂是戰績彪炳。此輪巡視“亮點”紛呈：擴大了巡視範圍、拓展了巡視內容、增加了巡視方式。筆者注意到了在這一系列“量變”的背後，中央巡視組在中國這場“反腐大戲”中的角色已悄然發生改變：2013年他們成功完成了當好黨中央“千里眼”和“順風耳”的任務，而2014年他們則被媒體譽為了“貪腐官員頭上髙懸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種角色轉變也宣告着中央巡視組將從過去稍顯“神秘化”的幕後走到公開透明的前台。

此前的巡視還是常規巡視，並未針對特定問題、特定領域、特定人員；而且按照常規的做法，一個地區或一個單位巡視一次後，在5年內可能就不再巡視了。這樣的巡視有一定的規律性、計劃性，難免被一些地方或官員鑽空子，在被巡視的時候“嚴格要求自己”，或者多做些“表面文章”，等到巡視組一走，一切又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舅）”。

而“專項巡視”的特點恰恰在於“問題導向”：哪個地區或單位問題多，就向該地區或單位派駐巡視組，完全沒有規律可循，上個月巡視過了，只要發現新問題，下一個月還可以再巡視。正如王岐山所説：“我們可以就這一個事、就這一個幹部派一個專項巡視組，把這個問題搞明白。機動靈活，摸不着，突然就來了，我看這個震懾作用很大。”

“專項巡視”雖然還是一個新生事物，沒有現成的經驗，但因為它是在總結當前巡視工作實際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符合當前反腐實際。從常規巡視到“專項巡視”，既是巡視工作的一個改革，也是反腐工作的一個進步。希望在反腐上能有更多的改革創新，取得讓人民羣眾滿意的反腐倡廉成效。

2015年8月3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上，國有資產成“唐僧肉”的説法，引發網上大量轉載與討論。自7月13日始，該網站每週四發表一篇文章，探討國企從嚴治黨之策。細讀這些文章，不難發現中紀委反腐“救企”的思路。

中紀委國企反腐的三服“藥”：專項巡視、聯動審計、紀檢體制改革。

8月3日上午，匡正選人用人風氣的專項彙報在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舉行。兩個月以來，中石油召開了若干整改會議，《中國石油報》更是以“重塑石油形象”為題進行報道。

整改的動力來自6月中旬，2015年中央第一輪專項巡視的反饋意見，這次巡視涉及26家央企。6月底，中央第二輪專項巡視啓動，至此，基本實現了中管央企的全覆蓋。

“巡視制度已經比較成熟。常規巡視和專項巡視搭配，在反腐敗過程中，巡視體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優勢。”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説。

巡視除了發現問題，還傳導壓力，促進企業內部自查自糾。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是中央第二輪專項巡視單位，近日，該集團對外公佈了全系統自查自糾出的102個問題以及215項整改措施，涉及管黨治黨責任缺失，領導人員尋租、利益輸送等方面的問題。

6月28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作了《2014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這份“經濟體檢報告”披露出了不少腐敗問題及線索，而直接點名違法違紀人員的做法，也屬首次。

隨後，媒體和專家呼籲，讓審計成為反腐的另一利器。“紀檢部門與審計部門的聯動，是國企反腐的趨勢之一。”高波説。

“審計先行、巡視跟進”的方式已逐漸被採用。從今年起，每個巡視組配備2名審計人員，由國家審計署統一抽調，一年一輪換。

而在地方層面，也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經驗。例如廣東中山、東莞等地嘗試鎮街紀檢、監察、審計實行合署辦公。江蘇省於去年年初專門出台了紀檢監察機關與審計機關協作配合的“意見”。

南航集團黨組審議通過了《南航集團黨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落實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

“人事權與審查權以上級為主，這是推進國企反腐敗的根本性體制機制。”高波説。

關於紀檢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已明確指出：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今年1月，中央深改組通過了《中管企業紀委書記、副書記提名考察辦法（試行）》。

在遼寧省大連市北良港，有序停放的運糧火車、正在裝卸糧食的起重機和大型貨船……中國華糧物流集團北良公司一派生機。

而一年前，該公司是另外一番景象：年虧損上億元，發展舉步維艱。轉機來自中央巡視組。2014年，中央專項巡視發現該公司原任領導宮明程濫用職權、違規轉讓土地等違紀違法問題，挽回2.4多億元國有資產，使企業發展恢復了活力。

“反腐會影響國企改革與發展大局”就像“反腐會影響經濟發展”這一偽命題一樣，無需辯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項安波直陳觀點，指向國企反腐的雜音。

項安波認為，反腐為深化改革清障，為國有企業防腐倡廉制度化建設和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國企建設的方向在哪兒？高波認為，國企不同於民企，不能“見企不見黨”。高波建議，應該強化國企領導的黨規意識。 ^[3] 

2015年首輪巡視將對26家央企開展專項巡視，三個巡視組已經率先進駐國家電網、中船重工和華能集團。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巡視組的巡視時間均為“兩個月”，比以往翻番。中紀委網站昨天推出《2015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專項巡視進駐專欄》，向社會發布相關情況。

2015年首輪巡視將對26家央企開展專項巡視，三個巡視組已經率先進駐國家電網、中船重工和華能集團。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巡視組的巡視時間均為“兩個月”，比以往翻番。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