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明

寄明，1917年6月29日出生於江蘇蘇州，當過送報伕和做過小販的父親給她起名叫吳亞貞。按照家族習慣，她屬於“子”字輩，因此離校後曾改名叫吳子平。 ^[1-3] 

自小學習刻苦，對音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八歲時就彈得一手好琵琶。1933年7月從江蘇省立女子中學畢業後即報考當時最著名的音樂高等學府——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以琵琶演奏的優秀表現被國樂組錄取，師從著名琵琶演奏家朱英主修琵琶，副科鋼琴。1935年轉為鋼琴主科，師從俄籍鋼琴教授拉查雷夫（Lazareff），1937年夏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鋼琴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利用擔任國民黨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幹事的身份，到各地組織大眾的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1937年至1939年近兩年的時間內，她的足跡遍佈了四川、貴州的二十幾個縣市。在走向社會底層，與勞苦大眾打成一片的過程中，看到了國民黨與人民的對立、機構的腐敗，尤其是對日抗戰的不徹底性。1939年8月從重慶經長途跋涉，抵達聖地延安，參加革命。不久，改名為“寄明”，寓意“寄希望於明天”。 ^[4] 

解放區首位女鋼琴家(2張)

1941年初，在重慶的周恩來同志將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贈送的一架德國鋼琴轉送給延安魯藝。有了鋼琴就急需能夠演奏的人材。在校長吳玉章（一説為林伯渠 ^[5]  ）的推薦下，她從中國女子大學轉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擔任音樂系教員，成為延安的第一位女鋼琴家。當時還規定，只有三個人有資格彈這架鋼琴，其中兩人就是寄明和她後來的丈夫瞿維。建國後，曾同在延安的音樂家黃準還回憶，“那琴，我們碰都不能碰的！” ^[5]  毛澤東、朱德等以及當時在延安的許多抗日將士都曾聽過她的演奏。她獨奏的許多抗日歌曲，伴奏的《黃河大合唱》的旋律，以及其他許多中外樂曲曾響徹寶塔山城，鼓舞着戰士們奔赴抗日戰場。 ^[4] 

1942年1月經瞿維（瞿世雄）介紹 ^[4]  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延安魯藝、東北魯藝教員，牡丹江魯藝文工團副團長。解放後，一直從事電影音樂的創作，由她作曲的電影《英雄小八路》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以及《給解放軍叔叔洗衣裳》、《我們是新世紀的主人》、《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等少兒歌曲，幾十年來一直為千百萬少年兒童所傳唱。

1997年1月1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0歲。

1939年9月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畢業後，進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學習，是當時第一位女鋼琴家，並在延安魯藝任職。

1941年入魯迅藝術文學院音樂系任教，並從事音樂研究。

1945年後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音樂系、東北魯迅文藝學院教員。

1947年任牡丹江魯迅文工團演出科長、副團長，先後創作《歌唱劉胡蘭》、《莊稼人小唱》、《幹活好》等一批歌曲和小歌劇。

1948年任東北音樂工作團研究員和兒童音樂班主任。建國後，歷任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教授，東北音樂專科學校副校長等職。

1953年在中央電影局音樂處任職。

1955年，調任上海電影製片廠作曲，先後為《平凡的事業》、《李時珍》、《鳳凰之歌》、《春滿人間》、《英雄小八路》、《金沙江畔》、《燕歸來》等二十餘部影片作曲。

抗戰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歌詠活動，1939年赴延安魯藝任職，是當時第一位女鋼琴家。解放後長期從事電影作曲。為《小八路》、《鳳凰之歌》、《李時珍》、《平凡的事業》等近30部電影作曲，其中《鳳凰之歌》、《給解放軍叔叔洗衣裳》等影片插曲廣為流傳。曾經為《李時珍》、《魯班的故事》、《金沙江畔》、《英雄小八路》、《燕歸來》等20多部影片作曲。

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2張)

1978年為《英雄小八路》創作的主題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獲1954~1979年第二屆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一等獎，並由共青團中央定為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1980年獲少年兒童音樂作品一等獎。

1980年《我愛我們的班級》獲上海《兒童歌聲》雜誌“小百靈”優秀歌曲獎；

《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獲全國1976~1981年少年兒童歌曲優秀獎。

寄明還創作了《浪花親我小腳丫》、《花要飄香人要美》等一批兒童歌曲。《鳳凰之歌》插曲《山中的鳳凰為何不飛翔》也廣為傳唱。

2019年6月，《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周鬱輝詞、寄明曲）入選中宣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優秀歌曲100首”。 ^[6] 

寄明不僅能演奏多種樂器，能寫小歌劇和電影音樂，還經常為少年兒童寫歌曲。有一次，寄明從一位教師嘴裏聽到，有些少年兒童缺少理想，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們對祖國的熱愛，幫助他們樹立崇高的理想，那該有多好啊。這以後，寄明一有空就醖釀寫一首歌唱祖國、歌唱理想的歌曲。由於一時找不到較好的歌詞，所以，一直沒能寫成。 1981年春天，寄明正忙於為一部電影片譜寫樂曲。一天，郵遞員送來一封信，寄明拆開一看，原來是一位作者寄來的一首歌詞——《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啊，多美的題目，她馬上朗讀起來：“我們歡樂的笑臉，比那春天的花朵還要鮮豔；我們清脆的歌聲，比那百靈鳥還要婉囀……。”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譜曲的歌詞嗎？她讀了一遍又一遍，終於，一個動人的旋律隨口飛了出來，創作出《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全國各省市的電台都播放着這首少年歌曲。全國千百萬少年兒童都唱起了這支美麗的歌曲。這首歌還被編在《少先隊活動歌曲選》裏。

八十年代初，文化部、團中央向全國徵歌，寄明參加了評獎，當時這首歌差點兒落選，主要是錄音問題，寄明帶了一個上海的錄音，一聽覺得這首歌錄的不太好，就覺得這個歌不太好。再有就是感謝中央電台少兒部的負責人凹麗容，她説：“我這裏還有一個錄音，你們再聽聽。”她一放這個錄音，一下子就震了，太好了，所以這個錄音的好壞對一個作品實在是太重要了。然後就評上了一等獎中的最好的，這以後就大力推薦，文化部就把它作為必唱歌曲，好幾年連續推。當時已經是評上大獎了，寄明還是很認真，還戴着她那個高度的近視鏡還在改。她有一句話，我們對孩子要負責任，雖然作品獲獎了，但不是説對作品就終止創作了。

八十年代中期，寄明突然患上了早期老年痴呆症，瞿維心中的難過是可以想見的。他四處奔走，百般求醫。寄明在一次上街時，走到淮海中路忽地迷失了方向，終於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發現，送她回到家中。但從此她的病便日益沉重，未能好轉。1986年9月寄明已經什麼都不明白了。只見她哭了一陣又笑一陣，而瞿維卻在一旁不住地對她説話，可憐的寄明痴痴地望着與她相伴一生的丈夫，什麼也沒聽懂。

1962年，瞿維、寄明夫婦在家中研究創作(2張)

每天一早，瞿維起牀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牀邊，捧着她的臉拍拍她的雙頰，親親她，他輕輕抱起她，放在一張為她特製的椅子上，為她洗臉，用柔軟的小毛巾為她擦洗口腔，由老阿姨捧住寄明的頭使她稍稍後仰，瞿維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時喂蒸雞蛋。中午和晚上，瞿維親自把魚和肉、蔬菜、水果咬碎，分別裝進小小的杯裏，放進冰箱，餐前拿出蒸熱，再給妻子餵食。丈夫就是用這樣的辦法維持着親愛的妻子的生命。後來有了榨汁機，不必再這樣辛苦了，但瞿維仍然盡力親身去做這一切。年復一年，失去自理能力的寄明只能生活在牀上。為了防止寄明長期卧牀生褥瘡，瞿維特意設計了一種特別的牀，在棉墊下加了一層氣墊，又在下面放了一條電熱毯，既有彈性，又保暖。有朋友去看望他們時，瞿維常摸着寄明的身體説：“她的面部肌肉還有感覺，吞嚥、消化功能完好。人生在世，總會遇到各種挫折，我不怨天，不尤人，能為寄明服務，延長她的生命，我的心理也就得到平衡。”

寄明的丈夫中國著名作曲家瞿維，原來名叫瞿世雄，江蘇常州人，曾就讀於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師範系，50年代曾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作曲系進修達4年之久。解放後在長春電影製片廠、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任專職作曲，曾任上海交響樂團常任作曲家、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文聯委員、上海音樂家協會顧問等。瞿維是歌劇《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明醫難遇而寄明已病入膏肓。一年以後（1987年），這位錦心繡口的才女竟成為一個毫無感知的植物人，只剩下一副心臟還在跳動，她的事業，她所熱愛的音樂，她的愛人，她和瞿維心心相印的一生，她都不再明白了。

瞿維沒有感到妻子痊癒無望，更不要説另抱琵琶。相反，只要寄明還有一口氣，或偶然出現一點小動作，他就快樂得像孩子那麼開心。寄明是不幸的，得了這樣的不治之症；寄明又是幸福的，她有一位始終愛她，和她相伴終生的丈夫。

寄明同志這一生作了很多很好聽的歌，是一個對孩子負責，對人民負責，對黨負責的好同志。她的《中國少先隊隊歌》是共和國少年的英雄形象的、可以作為里程碑式的這樣一個音樂作品，它鼓舞了幾代人，而且今後還將繼續鼓舞中國的少年兒童去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寄明同志寫這首歌對共和國的兒童音樂創作是有巨大的貢獻。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又創作了《少年，少年，祖國的春天》，據評論家説，這個作品又是寄明同志一個里程碑式的當代少年之歌。

寄明同志對每一個音符都要精雕細刻的去推敲。她這個精神以後一直影響許多著名作曲家的創作，如谷建芬。她的名字是在延安的時候改的，意思就是寄希望於明天。她的名字貫穿她的人生，這裏麪包含着她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她為孩子、為共和國的明天去創作。她的一生很多都浸透在音符裏了，聽她的一些音樂，包括過去的一些電影，都覺得能感受到寄明同志生命的活力。雖然寄明同志已經去世了，但是相信在未來的時間空間中，她的音樂作品是永生的，是不朽的，還將激勵着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兒童去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她也會在含笑聽這些歌迴響在祖國大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