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派

沈曾植説“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同上書引），宋詩派發揚了“三元”的這種開拓精神，主張詩歌要有獨創性，自成面目。宋詩派理論家何紹基強調詩文要立“真我”，獨自“成家”。但其所謂“真我”，包括自然稟賦的個性氣質和後天修養而成的性情，後者是“看書時從性情上體會”（何紹基《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得來的，大體不出封建倫理範疇和正直士大夫的標格，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與張揚個性的時代新思潮不可同日而語。宋詩派的主要成就，是在描寫具體生活方面的藝術開拓。 ^[1] 

由於改良運動對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衝擊力的不足，隨着新派詩、新體文的出現和發展，各種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詩派、文派也爭立門户，愈來愈多。勢力最大的是宋詩派，即所謂的“同光體”詩人，代表作家有陳三立、陳衍等。

其時，與近代進步詩歌潮流並行，傳統詩壇上各種保守傾向的詩派仍在發展，並且擁有相當廣泛的影響。鴉片戰爭前後，有宋詩派的崛起。程恩澤是這個詩派的先驅，重要作家有祁寯藻、何紹基、 鄭珍、莫友芝、曾國藩等。他們的學詩趨向由前此的宗尚盛唐轉而為宗宋。但所謂宗宋，也不僅僅限於宋人,還包括唐人而開啓宋人詩風者，大體在唐之杜甫、韓愈和宋之蘇軾、黃庭堅之間。

以詩人鄭珍為例。

鄭珍（1806～1864）一生大體僻處於以貴州為中心的西南一隅，他的詩突出的方面是表現貧士生活。作者不厭細瑣，不避俚俗，將貧士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具體的心理感受，從房子漏雨到讀書牛欄，從為小兒做週歲到慈母教誨頑童，乃至造一物，舉一事，真切地刻畫成生動的藝術形象，散發着濃郁的生活氣息。如《溪上水碓成》、《阿卯舊作》、《武陵燒書嘆》、《渡歲澧州寄山中四首》、《濕薪行》等。其《屋漏詩》將屋漏的困窘狼狽境況刻畫得淋漓盡致。《題新昌俞秋農汝本先生〈書聲刀尺圖〉》寫貧家母的慈愛與教誨頑童：“女大不畏爺，兒大不畏娘。小時如牧豬，大來如牧羊。血吐千萬盆，話費千萬筐。爺從前門出，兒從後門去。呼來折竹籤，與地記遍數。爺從前門歸，呼兒聲如雷。母潛窺兒倍，忿頑復憐痴。夏楚有笑容，尚爪壁上灰。為捏數把汗，幸赦一度答。”形象凸出，意趣盎然。他的寫景作品如《下灘》等，亦刻畫真切。陳衍稱許鄭珍的詩“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景”（《石遺室詩話》），雖不免誇張，就其富有開拓創造來説是不錯的。鄭珍的詩詞語洗練，音節造句力求頓挫硬折，淺俗而不流易，沉實而不奧僻，樸瘦堅勁，充滿詩情畫意，的確可以説是“以蘇、韓為骨，元、白為面目”（胡先?《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自成一家。他的成就對壯大宋詩派起了重要作用，對後來的同光體也發生了深刻影響。曾國藩後來自成湘鄉派，不過是宋詩派的別支，宗尚則更偏於黃庭堅。他自言“自僕宗涪公，時流頗忻向”（《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二首》其二），陳衍也説：“湘鄉出而詩皆宗涪翁。”（《石遺室詩話》） ^[1] 

由於改良運動對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衝擊力量的不足，隨着新派詩、新體文的出現和發展，各種腐朽的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詩派、文派，也爭立門户，愈來愈多。勢力最大的是宋詩派，即所謂“同光體”詩人。這是宋詩運動的一個掙扎。代表作家有陳三立、陳衍等。

陳三立（1852-1936），字伯嚴，江西義寧（今修水）人。倔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兒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創行新政，提倡新學，積極支持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後，遂從潮流中退出來，以詩自慰，“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詩，最初學韓愈，後來學黃山谷。他代表所謂“生澀奧衍”的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澀”，反對“紗帽氣”、“館閣氣”。“詩界革命”的倡導者如梁啓超等對他的詩也都非常傾倒。梁啓超説：“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其比。”就這個時期看來，官僚士大夫對現實社會運動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感慨，運之以生硬晦澀的造詞遣意，就是陳三立的詩。如一九○一年作的《遣興二首》，其一雲：“九天蒼翮影寒門，肯掛炊煙榛棘村。正有江湖魚未膾，可堪簾幾鵲來喧！嘯歌還了區中事，呼吸憑回紙上魂。我自成虧喻非指，筐牀芻豢為誰存。”這種感傷無力、曲折隱晦的詩對那些失望頹喪的士大夫的別個一種頗耐咀嚼的滋味的。

陳衍（1858-1938），字叔伊，號石遺，福建閩侯人。他曾參加兩湖總督張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詩派詩論家和詩人。他宣稱：“時既非天寶，位復非拾遺，所以少感事，但作遊覽詩。”陳衍詩中誠然有很多枯燥無內容的遊覽詩，但並不是絕對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戰即君子，伏闕動萬言，蹙國日百里。”這顯然是對當時救亡圖存的改良運動的誣衊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現實，對抗拒新潮流的反動實質。他的詩一般枯淡迂緩，毫無生氣。沈曾植於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間作詩即被陳衍推為“同光體”之魁傑。後被張之洞招至武昌，掌教兩湖書院，與陳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險奧聱牙”的“同光體”。所謂“同光體”，照陳衍的説法，就是“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韓蘇黃力模仿對象的宋詩運動的發展。由於他是一個“博極羣書，熟悉遼金元史輿地”的考據家，“愛艱深，薄平易”，他的詩極力搬運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讀。他的詩是脱離現實，以故紙材料作詩的典型作品。 ^[2] 

這個詩派的興起，與乾嘉以來漢學考據學風的盛行密切相關，主要作家都是有漢學根柢或糅合漢學與宋學的，基本創作傾向是“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宋詩派學古並不主張機械地擬古，他們也吸收了宋人學唐而“力破餘地”的藝術創造精神，追求詩歌的獨創性。成就較為突出的鄭珍以刻煉之筆出以平易面目，確有獨自風格。不過由於他們缺乏新思想，又或為達官貴人，或為貧寒學者，生活面狹窄，儘管尖鋭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們的詩歌中激起一點回響，但總體説來，詩歌的現實內容是較為貧乏的。

宋詩派至光緒年間衍為“同光體”。主要作家有陳三立、沈曾植、 陳衍、鄭孝胥、 範當世等。他們“不墨守盛唐”，學詩趨向是宋詩派的繼承與發展。同光體詩人正當洋務運動與改良主義運動代興時期，他們一般傾向於辦洋務，所以能同情改良派某些不涉及改變政體的變法維新活動。其中成就較高的陳三立曾於戊戌變法前夕在湖南協助推行新政，也寫下一些傷時感事的作品。但是同光體詩人更多是注重藝術趣味,或者生澀奧衍,或者清蒼幽峭，喜歡咀嚼一種枯瘠瘦硬、拗澀曲折的清味。大量詩作缺乏時代的內容與氣息。辛亥革命後，同光體詩人大都以遺老自居，詩也充滿遺老情調，與革命派的南社詩歌形成顯明的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