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金槐

1948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1949年參加工作，1950年調到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門工作。安金槐先生於1952年參加了由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全國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此後，他長期擔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副隊長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研究員，並歷任河南省政協第五屆委員、全國政協第六屆和第七屆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陶瓷研究會副會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考古學科組成員、河南省科技史學會理事長、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名譽會長、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專家組組長等職。1996年，又被國家科委聘為全國“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擔任商前期年代學研究課題組組長。2000年8月，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聘為學術顧問。 ^[10] 

20世紀50年代初 ^[3] 

20世紀50年代初，安金槐先生主持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工作，先是發掘了二里崗遺址，隨後在鄭州發掘了一系列的商代遺存，包括有商代鑄銅和製陶遺址。1954年他編寫《鄭州二里崗》時，就完成了鄭州商代二里崗文化的考古學分期。還指出“鄭州在商代當不是一般的小村落，很可能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大城邑”。並認為“鄭州在殷代應屬隞”。隨着鄭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又發現了商代的夯土，並經鑽探大體搞清了由夯土圍成的長方形城址。在我國第一次找到了早於安陽殷墟的商代王都。1961年，他發表了《試論鄭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論文。後來又在城內發現了宮殿遺址，並最終確認了鄭州商城是一座周長近7公里，城牆保存最高處約5米、一般高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鄭州商城的發現開創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崗商文化的發掘研究，更成為商代考古學研究上的一個里程碑。

原始瓷器起源於商代説的提出是在20世紀60年代。當時安金槐先生在研究商代器物時，發現有的器物表面有釉，這些器物的胎質呈灰白色且很堅硬，經化驗為瓷土。這時，他敏鋭地意識到這有可能不是陶器，應是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白陶和幾何紋硬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始青瓷器。為此，他於1960年發表《談談鄭州商代瓷器的幾個問題》的論文。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的瓷器起源於東漢或魏晉時期，而商代原始瓷器的發現，將中國瓷器起源的歷史至少提早了1500餘年，引起國內、外文物考古學界和陶瓷學界的關注。安金槐先生於1978年發表的《對於我國瓷器起源問題的初步探討》，進一步闡述了原始瓷器起源於商代的觀點，他的這一觀點被1981年出版的《中國古陶瓷史》所採用，為中國陶瓷發展史的研究，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20世紀70年代中期，安金槐先生主持鄭州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 ^[4]  ，發現一座龍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結合文獻記載和前人考證，提出了該城址為夏代禹都陽城的觀點，但因其面積較小而引起爭論。近年，在國家“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項目中，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這裏發現一座同時期的大城址，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北牆城壕長630米，向東延伸將王城崗古城址圍護其中，二者關係極為密切。並發現夯土基址和玉禮器等遺存，為夏代禹都陽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證。早在鄭州商城發掘獲得收穫，商文化研究有重要進展的時候，安金槐先生已開始考慮探索夏文化。文獻資料中有關夏的記載不多，為探索夏文化而開展的考古工作也是比較有限的。他就憑着這不多的文獻和原來有限的工作，以極大的學術勇氣和深邃的學術眼光，把探索夏文化的重點放到登封。王城崗古城址的發現，迎來了1977年國家文物局在登封召開的夏文化學術討論會，與會學者對王城崗古城的發現給予積極的評價和肯定，使之成為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可以説安金槐先生首先發現的鄭州商城，拉開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那麼登封王城崗第一座龍山古城的發現，同樣開創了龍山城址發現與研究的新局面。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從城址尋找夏文化，這不能不説是找到了一條從考古學研究夏、商史的新路。

安金槐先生在其50餘年的考古生涯中， ^[6]  以嚴謹、求實的學風和吃苦耐勞、勤勞鑽研的精神，走遍了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和考古與歷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具有廣泛影響的成就， ^[8]  對我國文物考古事業的進步，對河南省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他曾先後主持發掘了泌陽板橋水庫、鄭州商城、鄭韓故城、淅川下王崗、洛陽含嘉倉、登封雙廟溝、登封王城崗與陽城、密縣打虎亭漢墓、南陽楊官寺漢墓等數十處大型古遺址古墓葬。還主持參加了密縣和登封古瓷窯址、丹江庫區、潁河上游等許多地方的考古調查。安金槐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鄭州商城遺址的發現與隞都説的提出、原始瓷器起源於商代説、登封王城崗的發掘與夏文化探索等作為代表。 ^[7] 

新中國河南考古第一人——安金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