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牛

值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際，深圳市檔案館特訪問了深圳《孺子牛》雕塑的作者、我國著名雕塑家——潘鶴教授。潘鶴教授為我們講述了《孺子牛》雕塑誕生鮮為人知的故事。

潘鶴：我國著名雕塑家。1925年生於廣州。現為廣州美術學院終身教授、全國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副主席、廣東省美協名譽主席。共有百餘座大型雕塑分佈於國內外幾十個大城市的廣場中，知名作品有深圳銅雕《孺子牛》、日本大型雕塑《和平少女》、珠海雕塑《珠海漁女》、《艱苦歲月》等。

“大鵬”雖好，放在院子裏卻不合適

深圳特區剛成立那一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希望能在市委市府大院內建一座雕塑，來表達特區建設精神，以鼓舞廣大幹部羣眾。當時的有關部門找到了我。

第一次討論時，市領導最初的構想是雕塑一個“大鵬”，既藴含着深圳歷史，又能代表特區一飛沖天，可我經過沉靜的思考後卻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認為，深圳特區的發展前途無量，雖然現在深圳市最高的樓房不超過五層，但是以後肯定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把“大鵬”放在山崗上還可以，但是把“大鵬”放進四周都是高樓大廈的市政府大院裏，像是關進了“鳥籠”，怎麼能展翅呢？結果是適得其反的。市領導們都同意這個説法，結果這個方案被否定了。

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但污泥到底指向何物？

時隔三年，到了1983年夏天，深圳市有關部門又找到了我，因為當時特區五套領導班子已把蓮花作為市花，想在市委大院做一個蓮花噴水池，理由是：改革開放搞特區，引進外資，長期地和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區深圳一定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是我卻認為不要建這個蓮花噴水池為好，原因是“污泥”指向不明確，是指西方國家嗎？是指香港嗎？是指資本主義嗎？搞改革，建特區，將外界稱為“污泥”不妥也不禮貌，不利於以後發展和跟國外的長期合作。雕塑不同於娛樂，雕塑是經過百年後都能起作用的，而且自己用“不染”來讚譽自己更加不可取，當時的市長梁湘很贊同這個説法，於是，建“蓮花噴池”的方案也被否定了。

隨後，有領導對我説：“做一個大‘獅子’怎麼樣？”提出要我為市府大院做一個“獅子”雕塑的想法，跟中南海國務院的雕塑保持一致，顯示威嚴。我提出了不同意見，我認為中南海的獅子雕塑是明清兩宮遺物，是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模仿它不但沒有收到效果，而且1979年後改革開放了，政府部門新作“獅子”就代表封建衙門、擺架子，拉開和羣眾的距離，特區建設應該是開放的，貼近羣眾的。梁湘聽到這個意見後也表示贊同，於是做一個“獅子”雕塑的想法當場被否決了。

過了一年半載，我和梁湘開玩笑説：“梁市長，文革期間你當過‘牛鬼蛇神’嗎？”梁湘説：“當過呀，我們這代人文革時期做牛做馬都做習慣了。”我説：“現在搞改革，國家正是百廢待興呢，要求我們這一代習慣了牛馬生活的人來帶頭，重新開荒哪！”我是語重心長，隨即一個情景在腦海一閃而過：“特區裏那些忙碌着的推土機、拖拉機、汽車和建設者不都像是一羣牛嗎？”於是我向梁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改革開放、搞特區建設，深圳特區從無到有，要求我們這一代人奮鬥到底，雕塑一個“開荒牛”最合適不過了。這個想法得到了梁湘的認同，梁湘當天就讓我住在市委招待所，當天晚上就起草雕刻圖紙，不要讓創作靈感及激情流失了。牛的形象是確定下來了，但怎樣去表現這頭牛，當天晚上我還只是有一個朦朧的初始想法。

幾天後，我到關外寶安縣辦點事，偶然在一農舍旁看到兩塊老樹根，我頓生靈感——辛亥革命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中國的封建大樹砍掉了，但是樹根還在，搞特區就是要“開荒”，要拔掉這些“劣根”，如果在“拓荒牛”的後面再加上這個樹根，正好意味着“特區”幹部要剷除舊根，把封建意識、小農意識、保守思想和官僚作風連根拔起。於是，我用8塊錢買下了這塊造型獨特的老樹根，把它運到了市委市府大院。我在市委招待所住了幾天，向深圳市領導提出了具體的方案，並經市五套班子的同意——“拓荒牛”的方案就這樣敲定了。放大製作期間我突然感到我這代人已鞠躬盡瘁筋疲力盡要寄希望於下一代繼續奮鬥才成事，因此把“開荒牛”前腳稍作彎曲以示意。

回到廣州後，我馬上開展了“拓荒牛”雕塑的創作，創作過程中，梁湘市長還專門叫人運送那兩塊大樹根到廣州，放在我的工作室裏，作為“開荒牛”雕塑“樹根”部分的實物參照。

現在，這兩塊大樹根依然放在我的廣州美院工作室，歷經二十餘載，這兩塊大樹根依然保存完好。這兩塊樹根我捨不得扔掉，還擺放在工作室門口，每當我經過這裏，總能讓我回憶起當年創作《孺子牛》的難忘歲月。

就這樣，象徵着特區建設精神的《拓荒牛》雕塑誕生了。這件作品原來命名為“開荒牛”，但是我還是覺得名字值得商榷，就和梁湘商量説：“我們這一代人將來開完荒到底還要不要做牛呢？”梁湘説：“牛肯定是要做的，人民公僕就是人民的牛，人民的孺子牛。”於是，經過深圳市領導班子的討論後，便將“開荒牛”名字更改為“孺子牛”，有“俯首甘為孺子牛”之意，並將“孺子牛”三字刻在了雕塑的基座上作為作品名。

1984年7月27日，《孺子牛》雕塑落成，深圳市領導為該雕塑揭幕，一座代表凝聚着特區開拓精神的銅雕終於呈現於世人面前。揭幕時，市委大院聚滿了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是來自特區內的大學生及年輕創業者，他們歡呼雀躍，相爭着與市領導及我留影紀念。我當時深有感觸，並高興地對梁湘市長説：“特區建設正是需要大批年輕有為的人，看來拓荒牛後繼有人哪。”一時間，“拓荒牛”成了深圳的象徵，參觀者潮水般慕名而來。不少羣眾、遊客在《孺子牛》前留影紀念。

1984年12月，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來深圳視察，看到《孺子牛》雕塑後，深深地被這座銅雕吸引了，她非常喜歡。當時在市委安排了一次會議，可是到了開會的時候，早早趕到會議室的同志卻遲遲沒有見到鄧穎超的身影，大夥都着急了，鄧大姐到哪裏去了？就在這時，大家接到通知，到大院裏的《孺子牛》雕塑前集合。原來鄧穎超正在大院觀賞着《孺子牛》雕塑和讓人為自己和雕塑拍照，並專門把參加會議的同志在開會前召集到《孺子牛》雕塑前合影。她對大家説，“孺子牛”精神代表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希望全國的黨員幹部都能向深圳的幹部學習，學習深圳改革開拓的精神，做全國人民的“孺子牛”。

1999年，深圳市委常委會通過決定，因太多市民跑進市委大院內和《孺子牛》合影，所以決定將《孺子牛》銅雕整體遷到了市委大院大門口外的花壇上。同時，市委大院圍牆後退10米，為市民再獻出一塊綠地，方便羣眾、遊客和《孺子牛》雕塑的參觀拍照。

我為深圳市委的這一做法叫好，“孺子牛”精神應體現於各行各業裏，《孺子牛》雕塑是屬於深圳市委市政府、深圳所有行業及深圳全體市民的。由院內到院外，更加體現了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的親民性、開放性。

深圳二十幾年來的高速發展讓我歡欣鼓舞，不過我認為，“孺子牛”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廣大人民所喜歡的，而“拓荒牛”精神也永不過時，一座城市要繼續發展，就一定需要一大批“拓荒牛”繼續領導潮流，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去“拓荒”，在更多的未知領域大膽去改革、創新，永不停步。這也是“拓荒牛”的使命，更是深圳“孺子牛”精神的最好歸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