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官制度

明確的女官制度，數劉宋一朝訂得最為具體。宋明帝仿照中央官職制度，在內宮建立了女官制度。第一品為後宮通尹：紫極户主、光興户主，總管內宮；第二品為後宮列敍：紫極中監尹等，系副手；第三品為後宮司儀、司政等；第四品為後宮都掌治職等；第五品為後宮通關參事等；第六品為中颱侍御監閨帥等；第七品為合堂帥等；下設各種專職官員。從第三品至第七品分掌禮儀、政務、監察、糧食、衣服、音樂、文史、祝卜、教育、紡織、刺繡、監獄、清潔、守夜、防衞、廚房、庫房等各項事物。

隋文帝即位後，對歷代女官制度作了揚棄性的調整。他上設嬪三人，掌教四德；世婦九人，掌賓客祭祀；女御三十八人，掌女工絲枲。下設六部、六司、六典三級機構，總掌宮廷事物。一是尚宮，管司令、典琮，掌政令、文科、印璽、玩器；二是尚儀，管司樂、典贊，掌禮儀、音律、朝見；三是尚服，管司飾、典櫛，掌服飾、化妝品；四是尚食，管司醫、典器，掌食品、藥品、器皿；五是尚寢，管司筵、典執，掌牀褥、整理、用具；六是尚工，管司制、典會，掌營造、衣服、財務。

女官一般具有嬪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閒情逸致，可以和她們任意交歡。宋朝李宸妃初入宮職任司寢，為真宗鋪牀疊被時，被擁入綃帳。明朝紀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內藏庫，憲宗偶去視察，見紀氏應對如流，當即演繹了龍鳳呈祥。

凡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負責內宮教育。劉宋韓蘭英上獻《中興賦》，被召入宮廷任博士，教宮人書學。她因學問淵博，且年高德劭，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稱為“韓公”。

女官一般不允許拋頭露面，但才華橫溢者被准許破除此例。唐代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倫、宋若憲、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學蜚聲於當時，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職。德宗喜詩，每與詩臣唱和，必召五人前來公盡雅興。德宗給了她們極大的體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以學士。其中宋若昭歷仕三朝，人皆稱先生，后妃、親王、公主相見都行以師禮。

女人被視為禍水，在常態下是不準參政的。但當君主無視這一原則時，便會對她們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務及要職。

在中國歷史上職位最高的女官，大約是北齊的陸大姬，她官拜侍中（宰相），權勢煊赫。她見宮人黃花有幸運與於後主，遂認為養女，併力薦為弘德夫人。黃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無子的後主有了儲嗣。陸大姬為了長保官運亨通，進行了巨大的政治賭博，用誣構的手法把胡皇后逼下台，隨即幫助黃花母子分別成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兒也是個人物，她文才頗高，且熟諳政務，受到中宗重用，專掌君主文件，百官奏事多由她裁決。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國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

明朝宮廷女官被稱為“六局一司”，分別是尚儀局、尚宮局、尚功局、尚食局、尚寢局、尚服局、宮正司。除宮正司監察女紀，獨立六局之外，其餘六局共領二十五司，各司職能不同。這套宮廷女官制度始於洪武五年，終於崇禎朝。

太平天國將具有行政、軍事、生產等功能的基層組織泛稱為館。他們將男子16歲以下和60歲以上或有殘疾的，編入牌尾館或老民館，但“女館則老幼同居，因無所謂牌尾也”；其餘則男歸男館或曰新兄弟館，女歸女館或曰新姊妹館。同時又將會技藝的百工各歸各行，建立了諸匠營和百工衙。據專家考證，諸匠營有瓦匠營、木營、金匠營、織營、金靴營、繡錦營、鐫刻營等七種，主要從事建築、絲織、刻書、金銀器製作、製鞋、刺繡、壁畫繪製等工作；百工衙則囊括了軍事、食品、服飾、日用品、建築、交通、印刷、工藝美術等諸多行業。

據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雲：“女館多在西華門，比屋而居”。女館一般以二十五人為一館，但因人數甚多，也有以五十人、六七十人、甚至一二百人為一館的。每一女館，以參加太平軍較早的廣西、湖南女兵為統領。“或十餘館，或數館，有一賊婦督之，謂之女偽百長，即偽卒長”。女館婦女，每日發給糧米，過着統一的供給制生活。同時，還要從事削竹籤、挑磚、挖壕、負米、割稻、擔水等戰事勤務或刺繡、織布等生產勞動。

由於天京城內的婦女，一度全部集中到女館，女館數量眾多。“女館住處甚多，城北由蓮花橋洪武街一帶，以至花牌樓、門樓橋等處；城南在南門大街以至內橋；城東在石橋新廊、武定橋、石壩街、軍師巷、東牌樓、狀元境、奇望街、承恩寺、王府園口；城西三山街坊口以至陡門橋、糯米巷、安品街東並前後街一帶，直至朝天宮後，易家橋左右街巷，又自珠寶廊至虹橋、盧妃巷、土街口一帶，共約有婦女十餘萬口。”

男女分營管理的政策在起義初期確實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隨着形勢的發展，這種否定家庭的非正常措施遭到城市居民的激烈反對，他們往往以逃亡消極抵抗，天京城內的女館人數大大減少。同時，太平軍內部亦越來越反對“別男行女行”，甚至出現了“舊黨亦效新附私逃”的情況。加上天京城內的糧食供應日趨緊張，到1854年夏已陷入“糧幾盡”的窘迫境地，根本無力保障城中十餘萬女館婦女的生活。為緩解危機，太平天國被迫於同年秋宣佈解散女館，歷時4年的“別男行女行”的制度終告結束。

1860年以後，中斷多年的女館在太平天國佔領的一些城市裏重新出現。在蘇州，“城內被虜少年婦女無算，禁閉於元妙道觀內。有賊女百長管之，稱姊妹館”。在常熟，“城中四處房屋皆做館子，多在縣前。南境婦女，拘養在縣西街紳士巨宅，防閒頗緊”。1861 年11月1日，太平軍攻克紹興，忠王李秀成收到捷報後，指示其子李容發、侄李容椿，對“城中婦女，總要分別，男歸男行，女歸女行，不得混雜”。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

英國人呤唎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記載了1860年以後天京的社會生活，“在他們的‘聖城’裏——他們經常這樣稱呼他們的新都，——秩序和紀律最為完善。城中劃出幾部分地區作為出外作戰或因公出差的人們的妻女的住所”。“太平天國婦女或結婚成為家庭一員，或入姊妹館（許多大城中都設有姊妹館，由專人管理），而不準單身婦女有其他生活方式”。“姊妹館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負責，並特別設有機構以教養那些沒有親人照料的青年女子，以及那些因丈夫長期出外工作而無親人供養的已婚婦女。”

可以看出，此時的女館與前期已有很大區別。女館並非集中全城婦女，而主要收容無家可歸的難民婦女，無親人供養的出征戰士的妻子和其他的單身女子。女館中的女子，太平軍將士可以“奉令選娶”、“獎功賜婚”，“有功者輒令自擇”。由此看來，太平天國的婦女根本沒有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為獎勵軍功的工具，處於被男性挑選的被動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