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馬爾·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

奧馬爾·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1929年2月13日出生於巴拿馬共和國貝拉瓜斯省聖地亞哥的一個農村教師家庭。托里霍斯是這個家庭12個子女中的第八個。清貧的家庭生活，鄉間小鎮勞動階層樸實民風的薰陶，使他自幼對自己的人民有深刻的瞭解。1946年托里霍斯中學畢業後考入薩爾瓦多共和國國民軍事學校，軍校畢業後於1952年以少尉軍銜加入巴拿馬國民警衞隊，1955年晉升為中尉，1956年晉升為上尉， ^[1]  1959年被任命為貝拉瓜斯省國民警衞隊隊長，奉命鎮壓貝拉瓜斯省的武裝叛亂，托里霍斯在戰鬥中負了傷。但是托里霍斯在讀了游擊隊的宣言和同起義青年談話之後，托里霍斯感到這些青年的事業是正義的。“假如我不是身着軍裝的話，也會投身到他們的行列中同他們共同戰鬥”。他説，那次同遊擊隊的戰鬥，他是受傷最重的一個也是思想感情上震動最大的一個。從那以後，他開始認識到“過去的政府是軍隊、寡頭和壞神甫結成的聯姻。寡頭利用某些軍人的虛榮心和名利觀念把他們拉入自己的社會集團，甚至拉他們參加自己的企業；軍人提供槍桿子來壓制人民的聲音，不讓統治者受到‘暴徒’的冒犯；而神甫則為這種聯姻祈福，以至被奉為座上賓，分享政權的好處”。托里霍斯説，他在那次戰鬥以後就下了決心：“假如有一天我能支配我國武裝部隊的命運，我將打破這種軍隊－寡頭－神甫的聯姻，並讓軍隊在第二次婚禮中同祖國的最高利益結合起來”。1960年被派往美國陸軍加勒比海訓練中心（後更名美洲學校）學習，1965年回國，1966年晉升為中校，1968年晉升為上校。 ^[1] 

巴拿馬自獨立以來，名義上是憲政民主，而實際上是寡頭政治，權力掌握在少數權貴階層手中。由於當時的新就職的總統阿努爾福·阿里亞斯·馬德里宣佈對國民警衞隊領導層進行改組。1968年10月11日，托里霍斯率領青年軍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剛剛就職總統10天的阿努爾福·阿里亞斯·馬德里，政變發生後，巴拿馬城和其他地區一度爆發了示威或騷亂，但國民警衞隊很快控制了局勢。臨時軍政府解散了立法機構，取締了所有政黨，關閉巴拿馬大學，逮捕反動政客、教師和學生，將媒體置於嚴密控制之下，實施嚴格的新聞審查。政變成功後，他被晉升為准將，任國民警衞隊司令。和參謀長鮑里斯·馬丁內斯掌握了實權。這次政變在巴拿馬被稱作“十月革命”，托里霍斯被推崇為“十月革命”的最高領袖。 ^[1] 

政變成功後，托里霍斯將自己晉升為准將，任國民警衞隊總司令。1969年3月，他又發動了一場政變中的政變，罷黜了鮑里斯·馬丁內斯，並從此掌握了全部權力。但已身為準將的托里霍斯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仍面臨着挑戰。1969年12月，當托里霍斯在墨西哥訪問時，三名上校發動政變宣佈推翻了托里霍斯。托里霍斯迅速趕回國內，成功地發起了一場反政變，並就此任命文人為“臨時總統”，取代了臨時軍政府。 ^[2] 

為了鞏固權力，托里霍斯規定自己是國民警衞隊裏唯一的將軍，並通過高度集中的管理結構和直接、緊密的上下級關係控制着國民警衞隊所有連隊和軍官任命。在托里霍斯將軍的掌控下，國民警衞隊的地位和專業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規模也逐步擴大並與社會中下層聯繫緊密，對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托里霍斯掌權後，通過民族主義訴求和民眾主義方式積極爭取中下層民眾對軍人政權的支持。工人、小農、學生，甚至共產黨人都成為托里霍斯政權的權力基礎。1969年底，在托里霍斯將軍的支持下，“新巴拿馬運動”成立。該運動試圖模仿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模式，將農民、工人和其他社會階層組織起來。但這一運動的組織結構最終並未建立起來。直到70年代末，政府才又以“民主革命黨”的名義組織了自己的政黨。 ^[2] 

從70年代初期開始，在托里霍斯將軍的主持下，巴拿馬政府的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托里霍斯將軍非常欣賞這一時期秘魯和玻利維亞軍政府實施的激進改革政策，並且與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社會主義政權建立了友好關係。但托里霍斯卻避免與巴拿馬國內的左翼政治力量建立密切關係，而是更願意將自己視為“民眾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他曾經宣稱，自清除了寡頭之後，巴拿馬人的自身價值就不再繫於其出身、家族或出生地了。托里霍斯將軍建立了一個由國民警衞隊與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寡頭政治下的弱勢羣體）結合的廣泛聯盟，形成了政府的民意基礎。工人、學生以及共產黨也是托里霍斯政治聯盟的組成部分。其中，共產黨在其他政黨還處於非法狀態時就以對托里霍斯的支持獲得了合法地位。而學生與國民警衞隊長期以來處於對立狀態，這時也通過聯盟聯合了起來。傳統上，巴拿馬政治生活歷來集中於城市，除西部香蕉產區農業工人外，農民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托里霍斯動員農民參與政治可以説是巴拿馬政壇的一個創舉。由於就業機會的擴大，中產階級也支持托里霍斯的政治聯盟。 ^[2] 

1968年軍事政變發生後，一些憲法條款如言論、出版、旅行自由權利被暫時中止實行，自1970年4月開始，巴拿馬採取了間接選舉制度，其基本原則是層層議會選舉，首先由最基層的社區會議選出城市選舉委員會，然後再由這個委員會在候選人中選出市長、官員和市政會議。1972年，在巴拿馬城召開了由505名城市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即國會，在托里霍斯和軍方的指導下，會議確認托里霍斯將軍的政府首腦地位並通過一部新的憲法。新憲法擴大了政府的權力，同時賦予國家“監督土地合理分配”，以及調控經濟活動的權力，規定向任何外國割讓領土均屬非法，給予國民警衞隊特殊的政治地位，稱其是主權的保證。在憲法第277條規定，托里霍斯將軍為“巴拿馬革命最高領袖”，並賦予托里霍斯為期6年的特別權力，包括任命政府官員和制定對外政策等等。 ^[2] 

托里霍斯將軍掌權之後，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大幅度提高。托里霍斯試圖推行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60年代末期，巴拿馬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於巴拿馬省和科隆省，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0%，特別是製造業、建築業、貿易、運輸和通訊都集中在這一地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旨在保持這些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然後再將增長成果和資源向較為貧困的地區和階層轉移，逐步整合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活。托里霍斯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社會項目，20世紀70年代，政府增加了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的支出，建築業有了較快的增長。80年代初，跨地峽輸油管道和水力發電廠及相關水壩的建設也促進了建築業的發展。同時頒佈銀行法，逐步建立起了巴拿馬的金融體系。 ^[3] 

托里霍斯上台之後，開始實行土地改革政策，計劃在幾年內向61300户家庭分配70萬公頃土地，政府採取多種措施改善農業狀況。通過國營公司向農民提供援助，並組織農民進行集體生產，鼓勵農民合夥經營土地或進行合作生產。政府向組織起來的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幫助，包括農業貸款、機械、種子以及技術援助等。合作農户的產量有所提高，但付出的成本過高，且農户收人未見明顯增加。70年代中期以後，托里霍斯的政策從重視合作、平等轉而強調效率和生產力的提高。雖然農業改革的經濟效果不明顯，但農民的社會狀況卻得到了改善。70年代巴拿馬農村居民的衞生用水、排水系統、醫療條件和教育水平等都有較大改善。 ^[3] 

70年代由於與聯合果品公司在出口税問題上發生分歧，以及香蕉出口國之間的矛盾，爆發了著名的“香蕉戰”。巴拿馬政府威脅沒收聯合果品公司的種植園。1976年，美巴雙方就税收和香蕉生產用地問題達成了協議。托里霍斯政府成立了管理香蕉種植園的公司，以經營土改後重新歸巴拿馬人控制的土地。 ^[3] 

托里霍斯掌權期間，還進行了醫療、教育改革，並實施了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計劃。政府推行了一項範圍廣泛的醫療計劃，凡就業時間達到某一標準的任何人的家庭均可享用，其中醫療服務不僅涵蓋工人的配偶和子女，而且包括其父母和其他親屬。托里霍斯還在幾個省城建立了醫院，改變了過去僅巴拿馬城才有醫療設施的歷史。鄉村建立了大量診所，醫學院畢業生至少要有兩年時間在鄉村服務。托里霍斯還注重職業和技術教育，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刻意模仿古巴的鄉村教育模式，在農村地區建立了大量新的學校，學生們的課程近半是關於農業技術的，而且這些農業和其他實用技術在城市學校也要教授，甚至在私立學校也成為必修課。托里霍斯在鄉村實施了大規模的道路、橋樑建設計劃，在巴拿馬實施了住房、辦公樓建設計劃。個人和公司所得税的增加以及税制的改進為這些計劃提供了部分資金。 ^[3] 

1972年，巴拿馬還出台了一部新的勞工法，該法的規定涉及了強制性的集體協議、工會會費的削減、勞工法庭的設立、工會範圍的擴大等問題。巴拿馬政府試圖將全國三大工會組織納入到一個由政府領導的統一框架之下，遭到了抵制。1976年修改了勞工法，凍結了集體談判和增加工資條款，解除了政府定價政策。 ^[3] 

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更為積極並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社會項目，公共部門急劇擴張，財政支出和公共債務也在迅速擴大。這一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年平均為8%，就業增長年均為3.5%。 ^[3] 

托里霍斯政府通過税收優惠和不限制資本匯出等政策吸引外資，特別是鼓動國際金融業在巴拿馬的發展，是巴拿馬成為一個地區性金融中心。巴拿馬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後。通過建設新機場、會議中心、飯店及旅遊勝地，旅遊業也開始發展。科隆自由貿易區也逐步擴建，運輸、倉儲進一步改善。托里霍斯在實業生產部門也採取了更為積極的政策。在農業部門，實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經營措施。在工業部門，國有企業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特別是在製糖、水泥、電力等行業。托里霍斯還制定了工資和物價政策，並推行了新的勞工法。托里霍斯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不平等狀況，這一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年平均為8%，就業增長年均為3.5%。 ^[3] 

經過兩年的鞏固權力的鬥爭，托里霍斯將軍已基本控制了巴拿馬局勢。1971年，就運河問題談判新約再次成為巴拿馬政府議事日程上的首要問題。 ^[4] 

1971年6月，美巴兩國就簽署新的運河條約重開談判，但近兩年的時間裏，談判並未取得進展。1973年3月，在巴拿馬的要求下，聯合國安理會在巴拿馬城召開了特別會議。會議試圖通過一項要求美國與巴拿馬訂立“公平合理”條約的決議，但美國以雲和問題為雙邊問題為由行使了否決權。但巴拿馬卻通過此舉營造了聲勢並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支持。1973年年底，美國向巴拿馬派出了特使，表達了促進談判的願望。次年年初，美國國務卿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與巴拿馬外長鬍安·安東尼奧·塔克達成協議，擬定了指導談判的8項原則，以締結一項“徹底清除兩國間衝突根源的公平合理的條約”。這些原則包括承認巴拿馬對運河區的主權；擴大巴拿馬的經濟利益；確定美國對運河控制的截止期；擴大巴拿馬對運河運營和防禦的參與；以及美國繼續參與保衞運河的問題等。 ^[4] 

由於水門事件發生，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政府無暇認真處理巴拿馬運河新條約的談判問題。1975年，傑拉爾德·魯道夫·福特政府加快了談判進程，但卻由於無法解決談判中的4個主要問題使談判陷入僵局。同年9月，基辛格宣稱美國必須保持在無限期的未來保衞巴拿馬運河的、單方面的權利。這一講話激起了新一輪的憤怒浪潮，數百名學生用石塊襲擊了美國大使館。 ^[4] 

1977年1月，詹姆斯·厄爾·卡特入主白宮。美國對巴拿馬運河的看法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從公然要求美國在運河區“持續的軍事存在”，調整為“確保運河的開放和中立”來維護美國的利益。與此同時，美國還表示願意向巴拿馬提供“雙邊開發援助”。美國態度的變化加快了兩國談判新的運河條約的進程，1977年8月10日，雙方宣佈關於運河的新條約已達成一致的意見。9月7日，托里霍斯赴美國華盛頓，與卡特共同簽署了巴拿馬運河條約。 ^[4] 

1977年簽署的巴拿馬運河條約承認了巴拿馬共和國的領土主權，廢除了1903年條約以及兩國間所有有關運河的條約、公約、協定。新的條約將於互換批准書後6個月生效，有效期至1999年12月31日正午。根據條約規定，巴拿馬以國土主人的資格與美國在條約有效期間管理運河交通以及經營、維護、改建和保衞運河的必要權利。美國將通過新成立的政府機構——巴拿馬運河委員會履行其職責，巴拿馬運河公司和運河區當局停止運作，巴拿馬運河委員會由一個9人組成的委員會領導，其中5人為美國公民，4人為巴拿馬公民。美國公民擔任委員會主任，巴拿馬公民擔任副主任；但自1990年1月1日起，巴拿馬人擔任主人，美國人擔任副主任。條約第5條規定，委員會的美國籍人員及其隨從人員以及委員會所聯繫的美國承包商不得在巴拿馬參與政治活動，不得干涉巴拿馬內政。 ^[4] 

美巴新條約還就過渡期和財產的移交做出了規定。巴拿馬將於條約生效之日對原運河區實行全部管轄權，但美國將在為期30個月的過渡期內保留對美國公民實行美國法律的權力。在條約有效期滿時，運河應在完好的狀態下移交巴拿馬，美國應無償移交它對不動產的權利、產權和利益，巴拿馬屆時將全面負責運河的管理、運營和維護。關於運河區的保護和防衞，條約規定，美巴兩國在這方面都負有責任，但在條約有效期間，美國對保護和防衞運河負首要責任。在關於條約的執行規定中，規定了美國在巴拿馬駐紮、訓練和調動軍隊的權利。為此，兩國將建立一個雙方人數相等的軍事聯合委員會，就有關問題進行協商和合作，併為採取共同措施提出政策建議。 ^[4] 

巴拿馬和美國還同時簽訂了關於巴拿馬運河永久中立和運營條約及其協議書。根據這一條約，巴拿馬宣佈運河作為國際通航水道保持永久中立，以保證運河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的安全，保證一律平等的向各國和平通過的船隻開放。條約協定書歡迎全世界所有國家附署，以便所有簽字國同意條約目標並尊重運河的中立制度。但由於條約沒有關於有效期限的規定，它也成為日後爭論的一個根源。 ^[4] 

在華盛頓的簽字儀式上，兩國代表還簽署了一系列關於條約的執行協定，包括根據條約有關條款進一步細化的運河經營和管理以及保護和防衞方面的具體規定。根據粗略的估算，原運河區領土的三分之二將於1979年迴歸巴拿馬政府管轄，剩餘的領土將作為“運河運營區域”和軍事設施所在地分別由巴拿馬運河委員會和美國控制，直到2000年。在簽字儀式上，卡特和托里霍斯分別發表了講話。但兩人對新條約的態度有所不同。卡特總統宣佈毫無保留的支持新約的簽訂，而托里霍斯卻表示，新約的簽署是巴拿馬愛國者幾代人長期奮鬥的結果，但條約中仍有一些內容是巴拿馬人民所不滿意的，特別是中立條約受到許多巴拿馬人的批評。 ^[4] 

1977年10月，在托里霍斯的要求下，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一份諒解聲明，其中大部分內容被納入條約批准文件和中立條約的修正案中。這份諒解聲明宣稱，美國為保衞運河所採行動的權利並不意味着、也不能解釋為美國干預巴拿馬內部事務的權利。雖然這份文件對於美國的一些權利做出了澄清，但在隨後巴拿馬舉行的公民投票中,贊成新約的只有三分之二，大大低於政府所希望的支持率。美國參議院經過長期、激烈的辯論，在附加了若干修正案、條件和保留意見以後，分別於1978年3月和4月批准了中立條約和運河條約。美國參議院對中立條約的修正包括將美巴兩國艦隻戰時不受限制通過運河的權利解釋為“優先通過”，並且附加了一項重要條件：假如運河關閉或其運營受到阻礙，美巴兩國均有權利採取必要措施，包括在巴拿馬共和國使用軍事力量以重開運河或恢復運河經營。 ^[4] 

美國參議院的修正案和附加條件在巴拿馬激起了新一輪的民眾抗議浪潮，學生屢次前往美國使館舉行示威活動。托里霍斯致信卡特總統以及115個國家的領導人表達自己的關切。但是，雖然對美國在2000年以後運河安全方面的作用抱有深深的疑慮，托里霍斯也意識到美國參議院不可能對巴拿馬做出新的讓步。1978年，美巴兩國領導人卡特和托里霍斯在巴拿馬城簽署了運河條約和中立條約的批准書。托里霍斯在巴拿馬的批准文件上加上了如下聲明：巴拿馬共和國將堅決拒絕任何國家干預其內部或外部事務的企圖。批准文件於1979年6月1日生效，運河條約和中立條約於1979年10月1日生效。 ^[4] 

在國際上，托里霍斯積極爭取國家主權的完整和獨立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包括古巴在內的許多國家發展關係，甚至加入了不結盟運動，托里霍斯也成為少數幾個見過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拉美領導人之一。托里霍斯為了在同美國的新約談判中獲取支持，積極發展與中美洲國家的關係。在尼加拉瓜革命中，托里霍斯將軍曾向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提供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 ^[5] 

托里霍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的這種感情也影響着周圍的人。儘管他在世時囿於內外條件的限制沒有來得及解決兩國的邦交問題，但他一直在為發展中巴友好關係作着努力。這種努力恰如唐詩中頌揚滋潤大地的春雨一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他的外交部長鬍安·安東尼奧·塔克曾經説過，托里霍斯將軍認為同台灣而不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外交關係是巴拿馬的恥辱，一定要儘快解決同中國建交的問題。塔克説，巴拿馬外交上的當務之急是確保順利達成新運河條約，為了防止節外生枝，同中國的關係問題只能稍後考慮。托里霍斯的表兄佩雷斯博士多次表示，表達了托里霍斯本人對發展同中國關係的想法。翻翻二十幾年前的筆記本，有不少這方面的的記錄： ^[5] 

“1974年9月6日，拜訪佩雷斯博士，他説，托里霍斯命令寫信感謝中國購買巴拿馬香蕉，在鬥爭的關鍵時刻給予寶貴支持”；

“1974年11月11日，佩雷斯博士告：托里霍斯將軍決定邀請中國在巴拿馬舉行經濟貿易展覽會，並下令即發邀請電”；

“1976年7月29日，佩雷斯博士説，在中蘇兩個未建交大國中，托里霍斯指示首先考慮同中國的問題，但是美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巴拿馬維持同中國關係的現狀”。

還有，其他一些人士也先後透露了托里霍斯對中國的深情。他的哥哥、當時在外交部任職的馬登告訴説，托里霍斯對中國非常好感，他已下定決心先於蘇聯同中國建交。托里霍斯去世後成為實權人物的諾列加――就是後來被美國抓走的那個諾列加――有個哥哥，叫路易斯，當時擔任全國選舉法庭首席法官。一次，路易斯透露，拉卡斯總統訪問台灣的計劃已經全部安排好了，但在啓程前被托里霍斯制止。托里霍斯認為，即使暫時不能同中國建交，也不能再加深同台灣的關係了。

托里霍斯本人親自參加和直接過問的幾件事，更表明他對中國一往情深。1975年4月，中國經濟貿易展覽會在巴拿馬舉行。4月4日舉行開幕式，托里霍斯出人意料地來到展館。他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每一個展台，對一些大型機械設備更是仔細觀看，並不時詢問中國的經濟建設情況。他在參觀結束時説，“我對中國非常尊重，非常親切，對毛主席這樣的領導人非常欽佩。”他希望得到一張毛主席親筆簽名的照片留作紀念。他還對展團團長説，中國一向支持巴拿馬的事業，而巴拿馬至今沒有同中國建交，“我感到很難為情”。1976年10月，中國雜技團在巴拿馬舉行首場演出，托里霍斯送了一個特大的花籃擺在舞台前面，十分引人注目，大大地提高了這次文藝活動的意義。巴拿馬人説，托里霍斯參觀外國展覽會和給文藝演出送花籃，都是前所未見的。 ^[5]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主席去世的消息傳到巴拿馬城。當天下午，托里霍斯的新聞秘書維拉爾德立即轉達了托里霍斯對毛主席逝世的哀悼，並拿出一分唁電説，“這是將軍親自口述的文本，要求念給新華社記者聽，並記者們提出修改意見。他還囑告，這分唁電一定要首先由新華社播出。”托里霍斯在唁電中説，“我一直深切地希望有幸認識這位新中國的締造者。他知道如何使自己的人民享有尊嚴和免於飢餓。中國向人類貢獻了她的一位偉人。他的遺訓將與世長存。”佩雷斯博士等人不止一次説過，有朝一日訪問中國是托里霍斯將軍的一個美好的心願。 ^[5] 

20世紀70年代後期，托里霍斯將軍政策的經濟代價開始呈現：通貨膨脹上升，就業狀況惡化。同時，美巴新條約談判一波三折。托里霍斯將軍的威望開始受到影響。1977年，美巴運河新條約簽署，巴拿馬將於2000年收回運河主權。1977年10月，在托里霍斯將軍的努力下，條約獲巴拿馬全民公決通過。但是，由於條約允許美國在巴拿馬的繼續存在，條約中的某些條款在巴拿馬遭到質疑和反對。特別是在全民公決後美國參議院通過的若干修正案在巴拿馬更是激起了憤怒的浪潮。為了促使美國參議院能夠儘快批准條約，托里霍斯將軍承諾將還政於民，軍人將回到軍營中去。 ^[6] 

1978年憲法修正案是軍人還政於民的第一步，10月，巴拿馬政府公佈了新的選舉法並開放黨禁，從而開始了有限的民主化進程，同時托里霍斯允許流亡在外的政治人物回國，並準備於1980年舉行立法機構選舉。同年，在托里霍斯將軍的支持下，支持托里霍斯主義巴拿馬民主革命黨建立。

自1972年10月以後，托里霍斯一直以政府首腦和“巴拿馬革命最高領袖”身份行使權力。1978年10月，托里霍斯辭去了政府首腦職務，但仍以國民警衞隊司令的身份在政府決策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國民大會選舉38歲的律師、前教育部長阿里斯蒂德·羅約·桑切斯為巴拿馬總統，任期6年。

在1980年的立法選舉中，各政黨將角逐57個議席中的19席（剩餘的議席由任命產生）。結果，民主革命黨獲得了19席中的12席，反對派聯盟獲得6席，由巴拿馬共產黨支持的候選人獲得了1席。這次選舉是巴拿馬重建政治民主的開端。 ^[6] 

1973年，由於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的爆發，發達國家經濟衰退、國際石油價格上升、通貨膨脹的加劇，國際貿易的下降直接影響了巴拿馬運河的經營，巴拿馬運河業務開始萎縮，農業生產開始下跌，導致巴拿馬國民生產總值下降，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上升，外債負擔加重，巴拿馬國內的私人投資也由於政府的過度干預而下降。巴拿馬社會狀況開始惡化，托里霍斯蔣軍建立的民眾主義政治聯盟的基礎逐步被削弱。 ^[6] 

面對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失去增長勢頭以及巴拿馬與美國兩國政府就巴拿馬運河新條約談判久拖不決的局面，為了鼓勵投資者的信心和擴大就業。1975年以後，巴拿馬政府調整了政策，實行了鼓勵投資措施，修改了勞工法，凍結了集體談判和增加工資條款，並解除了政府定價政策，同時開展了一些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項目。80年代初，政府減少了經濟領域中公共部門的活動，開始鼓勵外國投資並削減保護性關税。

托里霍斯將軍通過調整經濟政策後，巴拿馬經濟增長率開始回升，就業人口開始增加，社會狀況出現一定程度的好轉。 ^[6] 

1981年7月31日，托里霍斯將軍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消息傳來,巴拿馬國內外無不為之震驚和痛惜。

2009年，據一名退役上校出版的一本新書披露，根據美國的命令1981年巴拿馬國防軍領導人奧馬爾·托里霍斯的代理人曼努埃爾·安東尼奧·諾列加準備了一次攻擊殺害了托里霍斯，而不是傳説的托里霍斯死於一次空難事故。

時任巴拿馬國防軍司令的托里霍斯將軍1977年與美國前總統卡特簽署了新的運河條約，規定1999年底美國將運河的主權交還巴拿馬。1981年7月31日托里霍斯乘坐的一架飛機墜毀，將軍身亡。埃雷拉上校是托里霍斯的堂弟和秘書，他在幾天前推出的名為《地下的星星》這本書裏説，他們對托里霍斯所做的是在他坐的飛機上放一個爆炸物，然後搖控引爆。托里霍斯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少數巴拿馬人策劃的一個陰謀的犧牲品，這些巴拿馬人中就有諾列加，那時他剛結束在秘魯的大使任期回國。埃雷拉要求對托里霍斯將軍的死亡進行調查。 ^[7] 

埃雷拉在書中説，華盛頓認為托里霍斯對中美洲的安全和對運河的控制是一個危險的左翼分子，他與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的關係很好，這與美國前總統里根對古巴的計劃相牴觸。托里霍斯堅定地相信社會問題應當用開放的政策去處理，容忍意識形態的對話，這勝過傳統的對拉美左派的鎮壓。托里霍斯是1968年通過軍事政變掌權的，這對華盛頓和中央情報局是一個障礙，他們要消除障礙。美國情報機構的一名特使訪問了托里霍斯，要求他與華盛頓“合作”，這樣他和他的孩子們不會有任何經濟問題。這遭到托里霍斯將軍的拒絕。托里霍斯説，“我什麼也不需要，就這樣告訴你的人，我是一個有自己原則的人，我不是反對你的國家，但是我不接受強加”。 ^[7] 

埃雷拉説，華盛頓想消滅托里霍斯，因為他不接受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反對桑地諾革命政府。托里霍斯從來沒有接受這一點。諾列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服務。托里霍斯死前對埃雷拉説過，他害怕諾列加，經常要求諾列加和他一起飛行，因為“諾列加有一個針對我的圈套”。托里霍斯懷疑諾列加與中央情報局合作，如果美國知道諾列加與販毒分子有過交易，為什麼獎勵他那麼多？在托里霍斯將軍去世後，巴拿馬的政權落入諾列加的手中，後來諾列加對美國人懷有敵意，1989年美國入侵巴拿馬，推翻了巴拿馬政府，將諾列加逮捕押往美國。 ^[7] 

托里霍斯將軍的兒子馬丁·托里霍斯在2004年~2009年擔任巴拿馬總統，托里霍斯將軍的姨表兄弟佩雷斯·埃雷拉是巴拿馬立法委員會委員。

托里霍斯將軍的形象一般是一身草綠軍便服，一頂寬邊野戰帽，口中一隻雪茄，腰間一把水壺，他很少穿西裝，將軍是中等身材，盛年時頭髮開始變得花白。面龐少了些許英俊卻顯得甚是威武。他有時發音吐字不太清楚，個別音節有些含糊，但語氣總是十分堅定。他用大量時間巡視全國各地，跑遍每一個城市和村落，同工人、農民、學生廣泛接觸，聽取他們的意見，人們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將軍”。 ^[8] 

托里霍斯是領袖，是鬥士，更是一個普通的巴拿馬人。他也常常像普通人一樣宣泄自己的喜怒哀樂。他執政以後進行了一些社會經濟改革，包括建立民眾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土地改革、頒佈新的勞工法、改革教育制度等。同時，興建了一批蔗糖廠、水電站、自來水廠等工程，以擺脱國民經濟對運河的過度依賴。對於這些政績他自己感到很滿意。1976年3月由南斯拉夫承建的巴亞諾水電站落成。這一項目對推動國家東部地區發展十分重要。托里霍斯和到訪的南斯拉夫總統約瑟普·布羅茲·鐵托元帥前去剪綵。工地上一片喜慶氣氛，托里霍斯情緒非常好，同周圍的人聊天，而且不時説幾句笑話。他親自關閉了蓄水閘門，只見河水汩汩地翻滾着向上冒，一會兒就形成一個湖泊，而且水位不斷上升。大家以為活動結束，便紛紛開始離去，誰也沒想到托里霍斯竟然當着鐵托元帥和各國使節、記者以及成千上萬老百姓的面，脱下皮靴，跳進渾濁的水中，一頭紮了進去，悠閒自在地遊起泳來。這是他很高興、得意的一次。 ^[8] 

托里霍斯沒有，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滿意。有一次，一個農民喝醉了酒，跑到托里霍斯家門口罵娘。衞兵想把他趕走，被托里霍斯攔住了：“隨他去吧，讓他罵夠了他就走了”。但是這個醉漢借酒撒瘋，竟然罵個沒夠。結果托里霍斯忍無可忍，跑出去和他對罵起來。還有一次，是在菲利皮略糖廠落成典禮上。托里霍斯在講話中宣佈政府決定提高家庭用天然氣價格。全場立即譁然，不少人吵吵嚷嚷表示不滿。一個站在台前不遠的人竟衝着托里霍斯大聲質問：“難道這不是你的過失嗎？”托里霍斯當即予以頂回；“住嘴吧，你聽我説下去。”接着，他詳細解釋了提價的原因。講話就這樣有問有答地進行着。台下的沒有因為冒犯了最高領導人而感到惴惴不安，台上的也沒有因為被平頭百姓當眾責難而耿耿於懷。場上氣氛反倒顯得很活躍。 ^[8] 

托里霍斯並不是一個出色的演説家，但他使用的語言是大眾化的，就是那些高深複雜的事情，經他用通俗的話一講，連不識字的農民、工人也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許多講話看似很平淡、淺顯，但仔細回味，卻富有很深的哲理。 ^[9] 

———結束了寡頭政治以後，巴拿馬人就有了自己的價值，他的出身如何、他的家鄉何處，都不重要。

———請在場的各友好共和國的使節們、各國記者們説吧，世界上哪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容忍這種侮辱――眼看着自己的心臟上硬嵌進一面外國國旗？美洲哪個國家的人民，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能夠容忍在自己的領土上有一個外國總督呢？

———我們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永遠不是一個殖民地、保護國或聯邦州，也決不為美國的國旗上再增添一顆星。

———寧願獻出一代人的生命，也要讓子孫後代有一個自由的國家。

———現在不能進入運河，進去的後果只能是美國人留下子彈，我們留下屍體。

———巴拿馬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學生要進入運河區，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鎮壓他們，要麼走在他們隊伍的前面。我是不會向自己的學生開槍的。現在還沒有發明可以消滅人的思想的子彈。

———作為巴拿馬的政府首腦我比任何人都想讓美國人立即離開，但現實是我們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新條約對我們來説，就像鞋裏有一粒砂石，走起路來會很不舒服，但是我們必須帶着它走23年.。

———我所追求的是進入運河區，而不是進入歷史。

奧馬爾·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20張)

———假如我不是身着軍裝的話，也會投身到他們的行列中同他們共同戰鬥。

———假如有一天我能支配我國武裝部隊的命運，我將打破這種軍隊－寡頭－神甫的聯姻，並讓軍隊在第二次婚禮中同祖國的最高利益結合起來。

———既不左，也不右，走巴拿馬自己的路。

———我們既不在華盛頓下雨時打傘，也不在莫斯科下雪時穿大衣，巴拿馬要尋找適合自己的藥方，治我們頭疼的阿司匹林。

———革命過程就向鋸木頭一樣，有時向前，有時向後，但總地來説，是向深度發展。

———看遠處的燈，不迷路；看近處的燈，不跌交。

———車子不能開得太快，太快了就容易翻車。

———我是不會死在牀上的。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你們舉起祖國的旗幟，親吻她，然後高舉着她繼續前進。 ^[9] 

托里霍斯是一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務實的民族主義者。他為巴拿馬的獨立和富強苦苦地尋求探索，他與美國簽訂的巴拿馬運河條約，恢復了巴拿馬的民族尊嚴，也給巴拿馬經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他是拉丁美洲新一代政治家的代表。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