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制度黨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墨西哥社會革命與政治制度化的產物，它結束了墨西哥軍閥混戰、軍人干政的歷史，聯合了各個民眾階級，形成一個包括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在內的職團主義組織體系。

革命制度黨作為官方黨連續執政70年，領導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並且保持了長期的政治穩定。進入80 年代以後，由於經濟政策的失誤和政治綱領的改變以及官方黨職團結構的衰微，革命制度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墨西哥政黨制度正逐步從原先的非競爭性霸權黨制向競爭性的多黨制演變。

2000年墨西哥大選中，福克斯領導的革新聯盟戰勝了連續執政71年的革命制度黨，引起世界輿論一片譁然。人們不禁會問，曾經作為拉丁美洲驕傲的革命制度黨何以從根深蒂固的執政黨淪為在野黨？革命制度黨的長期執政和轟然倒台對我們又有何啓示？ ^[1] 

1917年憲法是1910一1917年墨西哥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它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實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總統任期6年，不得連任。憲法規定國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領導者，經濟由公共、社會和私人三種成分組成。公共部門掌握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門，同時保護其他兩種經濟成分。該憲法確立了墨西哥國有資產管理的基本原則與制度。 ^[2] 

1917年憲法第27條規定，墨西哥國境內的土地和水流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過去和現在都有權將其所有權讓與私人而形成私有財產;除非因公共利益和給予補償，不得剝奪私有財產，但為了公共利益，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有權對私有財產加以限制;採取必要措施分散大地產，發展小土地所有制，建立擁有必需的土地和水流的新農村居住中心;土地和水流不足的鄉鎮、村莊和公社有權獲得國家從鄰近地產中劃分給它們的土地和水流;印第安人公社的土地不得再轉讓。一切礦藏和資源的所有權直接屬於國家;對石油以及固態、液態和氣態碳化合物，國家將不授予特許權或簽署合同;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的電力生產、輸送、變壓、分配和供應由國家專門經營，不授予特許權給私人，為實現上述目的所需的財產和自然資源由國家掌握;只有墨西哥的自然人和法人才有權獲得土地、水源及其附屬物的所有權和開發權或水源的特許權，國家將給外國人以同樣的權利，但外國人應同意與墨西哥人同樣對待，不得要求其本國保護其財產，違者所得之財產應予沒收。 ^[2] 

墨西哥1917年憲法將1857年憲法中的個人主義思想原則改變為社會權利原則，提出了公平分配公共財富、實現國家的均衡發展和改善城鄉人民生活條件等新的理論原則。這種社會權利的實現以國家的干預為保證。 ^[2] 

墨西哥1917年憲法是世界上最激進的和最著名的資產階級憲法之一。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詹姆斯·伯恩斯將該憲法譽為墨西哥第一部反映本國經驗與需求，而不只是照搬歐美政治思想的立憲範例。該憲法的核心原則是“革命民族主義”，強調捍衞本國經濟主權，抵禦外國資本的人侵。它成為墨西哥人捍衞國家主權的重要思想武器，通過革命民族主義，後來的革命制度黨將墨西哥人凝聚在一起，擺脱了100多年來盲目追隨西化的道路，開闢了一條新的民族自主型的發展道路。20世紀80年代以前，墨西哥歷屆總統都堅持奉行這一原則，使墨西哥真正開始了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 ^[2] 

1917年憲法確立了墨西哥國有資產管理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後來的革命制度黨成立後，宣佈以該憲法為執政綱領，奉行“革命民族主義”的憲法精神，使革命制度黨具備了強大的意識形態凝聚力，為其長期執政提供了思想基礎和制度保障。 ^[2]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進行了經濟和社會改革，主要措施是國有化、土地改革和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 ^[2] 

第一，實行國有化。1937年政府把外國壟斷資本家控制的鐵路全部收歸國有;1938年把屬於英、美、荷的17家石油公司全部收歸國有。通過國有化，墨西哥建立了石油、鐵路等國家資本主義部門，大大增加了國有經濟在經濟中的比重和控制力，加強了國有資產的管理，為國家的工業化創造了條件。1944年頒佈外資法，規定外國人在墨西哥經營企業要經外交部批准，且出資比重不得超過49%。1960年，開始實行電力工業的國有化。 ^[2] 

第二，大力推進土地改革。卡德納斯政府沒收了本國和外國人擁有的大地產，分配給無地農民。其任內共分配土地2000多萬公頃，比其執政前歷屆政府20年的分配總額還多一倍以上，100多萬無地農民無償獲得土地。此外，政府還取消了過去給予外國人的共計452萬公頃土地的租讓合同，同時設立國家農貸銀行支持農民組織合作農場。卡馬喬政府繼續推進土地改革，1943年頒佈新的土地法，承認村社土地分成小塊經營的原則，繼續分配土地，共分給農民500多萬公頃土地。馬特奧斯執政時期恢復土地改革，分配土地300多萬公頃。埃切維里亞政府時期分配土地650多萬公頃，土地改革達到一個新高峯。 ^[2] 

第三，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卡馬喬政府在1941年頒佈工業加工法令，規定新企業5年內免税。馬特奧斯政府為推進進口替代工業化，開始制定經濟發展計劃，促進經濟的穩定發展。埃切維里亞政府提出均衡發展的方針，合理照顧工人階級利益，同時讓資本家獲得合法利潤;給農民提供貸款和技術，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實現農產品的工業化。 ^[2] 

此外，在社會政策方面，卡馬喬政府於1943年頒佈社會保障法，成立墨西哥社會保障委員會。1959年，馬特奧斯政府成立國家公務員社會保障和福利委員會。埃切維里亞政府還把社會保險擴大到農村，並大力發展農村的教育事業。 ^[2] 

革命制度黨的改革基本上摧毀了封建大地產莊園制度，並使民族資本取代外國資本掌握了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墨西哥不僅創造了官僚威權的政治經濟體制，還形成了一個由國家調節和仲裁各生產要素(資本與勞動)之間關係的獨特模式。正是這個模式成為此後幾十年墨西哥政治穩定、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原因，保障了國家現代化戰略的貫徹執行。 ^[2] 

國有化是革命制度黨豐富其執政資源的重要手段，實行土地改革則是獲得農民和農會支持的重要保障，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則創造了墨西哥奇蹟。這一切，都是革命制度黨能夠長期執政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2] 

為了結束軍閥混戰，建立軍令和政令統一的國家，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創造了職團主義政治模式，將工人、農民、軍人和公務人員等各界人士團結在黨的領導之下，為革命制度黨的長期執政提供了政治和社會基礎。 ^[2] 

1910-1917年革命後，由於地方考迪羅的重新崛起，墨西哥再度出現了軍閥割據和混戰的局面。擺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面前的任務，就是徹底摧毀考迪羅主義的政治傳統，穩定政局並實現政治現代化。卡列斯總統認為就是要“從一個統治的國家變成制度國家”，建議成立包括一切革命力量在內的統一政黨。1929年3月4日，全國2500個政治俱樂部和500個地方政黨的代表舉行大會，聯合成立國民革命黨，卡列斯當選該黨的“最高領袖”。大會通過原則聲明，以1917年憲法作為黨的綱領，“爭取民主的完善和社會正義”，進行“體制化和社會改革”。國民革命黨是革命制度黨的前身，它的成立是墨西哥集權化過程的主要步驟。在1910一1929年期間，墨西哥的國內衝突仍然通過暴力來解決，而作為官方黨的國民革命黨成立後，主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內衝突，為國家的長期政治穩定奠定了基礎。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在20世紀的墨西哥歷史上產生了長期穩定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它的政權結構、政黨組織結構和各社會階級的權力結構都是墨西哥本鄉本土的。 ^[2] 

國民革命黨成立之初，組織還很分散，實際上只是一個政黨聯盟，已經加入該黨的成員仍然保留原名和獨立性，只有在全國性的重大問題上才進行協商。為了充分發揮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就要改造國民革命黨，把執政黨改造成更有權威的政黨。1933年，國民革命黨修改了黨章，取締了地方小黨，從而成為一個權力更加集中的全國性政黨。 ^[2] 

1934年，國民革命黨左翼領袖卡德納斯提出“六年計劃”(1934一1940年)的競選綱領，他就任後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使職團主義政治模式得以確立，國家通過國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進一步控制了全國經濟，為墨西哥奇蹟的創造打下了良好基礎。在政治上，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把包括工農在內的廣大民眾吸收進黨，將卡列斯時期的考迪羅和地方首領黨改造成為一個有工農民眾參加的黨;二是將卡列斯所建立的地區結構的官方黨，改造成為職團主義結構的官方黨。1938年，卡德納斯改組國民革命黨為墨西哥革命黨，改變了過去以地方黨派為基礎的組織形式，按照工人、農民、民眾和軍人4個非地域性職業社團劃分的原則組織起來，將黨分為4個職業部門，即農民部、工人部、人民部和軍人部，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實行集中領導，形成一個廣泛的、中央集權的執政黨。其中前三個部都有從基層到中央的垂直組織系統。在黨內設置軍人部避免了軍人非法干政的弊病，進一步把軍人引入制度化的軌道。正是這種無所不包的職團主義政治模式，擴大了黨執政的政治和社會基礎，為革命制度黨的長期執政創造了政治和社會條件。該制度一方面讓所有的民眾團體都有參政和進人政府部門的機會，另一方面又使這些團體不得不犧牲其政治獨立性，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此外，該制度還給予反對黨一定的活動空間，通過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實現政府和平輪替，革命制度黨執政的合法性也得到了保障。 ^[2] 

亨廷頓曾指出，在政治社會的轉變過程中，“立足於反映倫理共識和相互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複雜社會中維持一個政治社羣的另一個極重要條件。反過來，這些制度可賦予共同目標以新的意義，在個人與團體的特殊利益之間締造新的連鎖”。 ^[2] 

自卡德納斯改革之後的1940年起，墨西哥進入進口替代工業化時代，這是墨西哥現代化的最重要階段。革命制度黨政府繼續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擴大國家的國有資產規模、鞏固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初，革命制度黨依靠其廣泛而堅實的執政基礎，不僅保持了政治穩定，還在1940一1970年間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了墨西哥“經濟奇蹟”。毫無疑問，墨西哥經濟奇蹟的創造豐富了革命制度黨的執政資源和合法性基礎。 ^[2] 

在政治上，革命制度黨通過進一步的政治改革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卡馬喬就任不久便取消了軍人部，允許原軍人部的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其他3個部，其結果是軍隊的上層軍官加入了人民部，下層軍官和士兵加入了工人部和農民部，這樣軍隊再發動軍事叛亂的機會就大大減小了。同時把由中等階層組成的全國人民組織聯合會吸收人黨，將其納入人民部，使人民部的力量大大加強。隨着墨西哥軍隊政治職能的縮小，墨西哥終於走上了文官政府的道路，而卡馬喬本人也成為革命制度黨最後一位軍人出身的總統。 ^[2] 

1946年，墨西哥革命黨正式改組為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它具有廣泛而鞏固的組織基礎，黨內各部是按照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三個部的垂直領導系統和橫向的協調系統組織起來的。工人部主要通過勞工大會來控制全國絕大部分工會組織。1966年，政府推動成立了勞工大會—由32個全國性工會聯合會組成的協商性勞工組織，其中僅墨西哥勞工聯合會的會員組織就有30多個行業工會、9000多個基層組織，是勞工大會的最重要力量。農民部通過農民常設大會來控制全國大多數的農會組織，其中的全國農民聯合會有20多個全國性農民組織，它是農民常設大會的最重要力量。人民部則通過全國人民組織聯合會來控制國家機關及自由職業者等眾多的基層組織，國家工作人員工會聯合會是人民部的核心。雖然人民部黨員人數較其他兩個部少，但其經濟社會地位最高，勢力也最大，墨西哥的歷屆總統和政府高級官員大多來自人民部。 ^[2] 

總之，革命制度黨憑藉其強大的政治經濟資源，建立起了既有廣泛基礎又高度集權的組織，形成強大的職團主義組織體系，這是其長期執政、創造奇蹟的最重要保障。 ^[2] 

革命制度黨通過其掌握的豐富的國有資產和政治資源，將工人部、農民部和人民部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由於人民部多由國家工作人員組成，與黨的政治經濟關係比較直接，下文主要以工人部和農民部為例，説明革命制度黨發揮利益聚合功能的制度基礎。 ^[2] 

革命制度黨控制着工人和農民的組織機構，即工會和農會，而革命制度黨與這兩大組織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使該黨充分發揮了利益聚合功能，使工人、農民及其組織成為其重要的執政基礎。進口替代工業發展模式則使革命制度黨掌握了豐富的國有資產和政治資源，成為該黨利益支付的來源，工人、農民及其組織則為該黨奉獻忠誠作為回報。 ^[2] 

革命制度黨為工人和農民組織提供的利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許以職位和政治支持。對工人的控制主要通過墨西哥工人聯合會來進行，它控制着勞工大會的決策權。同時，為了鼓勵工人部成員服從黨的領導，給予各成員組織的領導在黨內、聯邦或地方政府及參眾兩院擔任各種職務的機會。1938年，革命制度黨支持建立了全國農民聯合會，它有權任命農業部門官員或是宣佈農村選舉無效。在1992年憲法修改之前，土地分配的權力掌握在全國農民聯合會的手中。農會的領導人還可以擔任市長、州議員等重要職務。第二，給予經費等物質支持。革命制度黨可以從財政撥款支持工會的各級組織;通過勞工部向僱主增加壓力，要求其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僱主則從國家的保護政策中得到好處，也願意接受政府的要求。革命制度黨還給工人提供各種社會福利，如社會保險、醫療、教育、生活基本用品和其他補貼等。土地是農民最主要的生存資源，不斷推動土地改革是執政黨得到農民支持的最有力措施。通過土地改革，卡德納斯將農民運動納人革命制度黨的職團主義結構，波蒂略總統之前的歷屆政府仍然持續不斷地推進土地改革。國家除了為農民提供土地外，還提供水源、信貸、肥料等生產資料。 ^[2] 

墨西哥工人和農民組織回報革命制度黨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維護革命制度黨的統治地位。如墨西哥工人聯合會和全國農民聯合會在選舉中支持革命制度黨的候選人。墨西哥歷史上是農民起義比較頻繁的拉美國家之一，農民經常訴諸武力反對地方或全國的統治集團。然而在1930年以後，農民成為墨西哥政府和革命制度黨最強大的支持者，革命制度黨蔘加選舉和實施政策等活動都離不開農民的支持。第二，控制及動員工人和農民支持革命制度黨。如1938年，墨西哥工人聯合會第六屆全國大會對工會的罷工活動做了進一步的限制，規定其所屬工會的罷工活動必須經過工人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批准。第三，支持政府政策和意識形態控制，加強革命制度黨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在貨幣貶值、實行緊縮政策、降低工資和政權過渡等困難時期，墨西哥工農組織都能充當穩定局勢的重要力量。 ^[2] 

總之，作為“官方黨”，革命制度黨的絕對優勢來源於“黨即國家”的連生關係，革命制度黨的各職團部門行使着國家各部門的職權，如工人部的墨西哥工人聯合會控制着工人福利分配的權力，農民部的全國農民聯合會則控制着廣闊農村地區官員的推選以及土地分配的權力。 ^[2] 

在革命制度黨集權統治時期，國家支配着地方的財政收人，中央政府控制着大約85%的國庫收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控制12%和3%。一般而言，這意味着市政府有80%的收入依賴州和中央政府，僅有20%來自本地。這就是革命制度黨統治的物質基礎。依靠對國民經濟具有控制力的國有資產和黨內牢固的職團主義政治結構，革命制度黨具備了長期執政的社會經濟基礎，創造了政治奇蹟和經濟奇蹟。 ^[2] 

從1929年3月以來連續執政71年的革命制度黨，卻在2000年大選中喪失政權，其主要原因在於革命制度黨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偏離了黨的執政綱領—革命民族主義，職團結構和庇護主義體系瓦解，高失業率和貧困化使其失去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和擁護。 ^[2] 

從革命制度黨的前身國民革命黨起，革命民族主義就已成為黨的指導思想和執政綱領。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革命制度黨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和擁護，發展了民族經濟，促進了社會穩定，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創造了“墨西哥奇蹟”，保障了革命制度黨的長期執政。 ^[2] 

20世紀加年代以來，伴隨着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實施，革命制度黨逐漸放棄了革命民族主義原則，在思想上以新自由主義取代了革命民族主義。1992年該黨“十五大”將“社會自由主義”理論正式確立為黨的思想原則，所謂“社會自由主義”的實質是新自由主義。此後，該黨歷屆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戰略，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對外開放貿易和金融市場，實行私有化。由於減少社會公共開支，失業人員激增，導致社會貧困化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如前所述，長期以來革命制度黨一直是通過控制國內最大的工會、農會等羣眾組織，保證政府各項政策的實施，然而，新自由主義改革使革命制度黨的執政基礎受到嚴重削弱。首先，通過修改憲法第27條結束了土地改革，允許自由買賣村社的土地，從而使官方農會—全國農民聯合會受到極大的打擊。其次，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工人工資水平的下降和社會福利待遇的削減，降低了工人對革命制度黨的支持力度。工會領導人對革命制度黨的忠誠度相對弱化，會員對工會領導人的忠誠度也相應降低，工人力量內部進一步分化。新的自由工會普遍建立，國家通過某些組織控制整個工人隊伍的辦法已經不能奏效。最後，人民部的唯一全國性組織—全國人民組織聯合會實際上已不起多大作用。三個職團組織與革命制度黨的離心傾向愈加嚴重，建立在職團體系基礎上的革命制度黨也面臨着動搖和解體的危險。 ^[2] 

雖然在塞迪略執政時期，革命制度黨的“十七大”決定重新舉起革命民族主義的旗幟，摒棄社會自由主義的主張，但實際上塞迪略奉行的還是社會自由主義的政策。背離革命民族主義主導思想使得黨內出現分歧，破壞了黨的團結統一。1986年8月，以前總統拉薩洛·卡德納斯之子夸特莫克·卡德納斯和革命制度黨前主席穆尼奧斯·萊多為首的革命制度黨內的一批著名人士，對米格爾·德拉馬德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黨內的腐敗現象不滿，公開宣佈成立“民主革新運動”，並於1989年5月另立“民主革命黨”，成為革命制度黨的重要反對派。 ^[2] 

2000年7月，革命制度黨在墨西哥大選中落敗。在革命制度黨全國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奧爾蒂委員尖鋭地指出，這次革命制度黨競選失敗的原因在於黨背離了革命的方向和建黨原則，將民族主義變成新自由主義，將主權讓位於全球化。革命制度黨蔘議員、曾任內政部部長和普埃布拉州州長的巴萊特認為，革命制度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黨失去了指導思想，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偏差，新自由主義的瘟疫在黨內蔓延，將“社會自由主義”強加給黨，篡改了黨的原則，使黨的力量受到削弱，與基層失去聯繫。薩利納斯以社會自由主義取代革命民族主義，放棄革命的旗幟，喪失革命繼承者的正統身份，革命制度黨與工農民眾的距離越來越遠，最終喪失了意識形態的凝聚力。 ^[2] 

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非但沒有取得預期效果，而且大大削弱了革命制度黨的庇護主義體系。首先，經濟自由化強烈衝擊了民族產業，外國產品的大量湧人使民族企業處境日益艱難，大量破產倒閉;失業與貧困增多，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逐步激化，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民眾對此極度不滿，直接損害了革命制度黨執政的社會基礎與績效合法性;國家財政收入大大減少，國有資產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浪潮中被吞噬殆盡，革命制度黨再也不具備維護任何一種庇護體系的物質基礎了。 ^[2] 

其次，經濟模式的轉換還瓦解了原來進口替代發展模式下的社會結構，革命制度黨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與聯盟關係都發生變化並逐步瓦解;在舊基礎瓦解的同時，革命制度黨卻未及時構建新的關係網絡，未將新的社會階層納入到職團結構中，這就動搖了革命制度黨執政的社會與階級基礎。 ^[2] 

政治改革破壞了革命制度黨與國家的利益連鎖關係，擴大了反對黨的空間與影響，改變了墨西哥的政治格局，動搖了革命制度黨統治的基礎。新自由主義改革促進了多元主義的發展，衝擊了職團主義政治結構。新自由主義改革後，新成立的各類組織、機構和團體接管了原有組織的部分功能，使傳統職團結構趨於瓦解。如新成立的農村代辦處、常設農民土地大會等組織分流了全國農民聯合會的部分功能，打破了全國農民聯合會對農民代表權的壟斷，導致農村傳統職團結構的解體。 ^[2] 

傳統的庇護體系和職團結構面臨衝擊和瓦解，革命制度黨陷入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危機。薩利納斯和塞迪略政府都作出了制度重建的努力。薩利納斯啓動了全國團結計劃，試圖以此建立新型庇護體系;同時，他試圖在由傳統民眾組成的“外圍聯盟”之外，建立一個以大銀行家和大資本家為主、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大都市聯盟”，以擴大革命制度黨的社會基礎，但這些嘗試都以失敗而告終。塞迪略進行了西方模式的政治改革，希望民主的形象能增加革命制度黨的合法性和爭取選民的大力支持，但結果是革命制度黨的執政能力不斷削弱，反對黨在獲得更大的政治空間後不斷壯大。2000年的總統選舉以雄辯的事實證明:一個喪失了執政資源的政黨，無論其以前有什麼樣的歷史功績，都不可能繼續保有自己的執政地位。新自由主義改革使革命制度黨喪失了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等執政資源，最終在選舉中落敗而喪失其長期執政地位是可以想見的。 ^[2] 

除了將革命民族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使革命制度黨具備強大的意識形態凝聚力之外，廣泛、堅實的政治社會基礎和豐富的物質基礎是革命制度黨長期執政的重要保證，該黨的長期執政正是其強大的政治社會基礎和物質基礎在選舉結果上的反映。工人、農民的忠誠和支持是革命制度黨不斷取得選舉勝利和實現有效統治的政治社會基礎，而革命制度黨通過國有化和土地改革等措施不斷豐富黨所控制的執政資源，構成該黨執政的物質基礎。沒有強大的物質基礎，革命制度黨便不能維持其職團主義政治結構，便不能有效發揮利益聚合功能，繼續將工農組織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之下。 ^[2] 

那麼，革命制度黨長期執政的邏輯逐漸顯現，即革命制度黨通過總統集權的官方黨職團結構來實現對工人和農民的控制和動員，這是其長期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其間還貫穿着革命制度黨與工農組織的利益連鎖關係，也即官方黨的庇護主義體系。這樣的體系得以運轉的基本條件就是革命制度黨通過“黨即國家”的連生關係而不斷豐富的物質資源和政治資源，而國有化和土地改革是革命制度黨取得該條件的最重要措施。 ^[2] 

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改變了職團主義政治結構的運行環境，使革命制度黨通過黨內各部控制和動員工農及其組織、鞏固其執政基礎的功能不斷削弱，大大削弱了革命制度黨的執政能力，革命制度黨開始面臨合法性危機。 ^[2] 

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吸取了其在2000年選舉中落敗的經驗和教訓，適應國家從官方黨執政的官僚威權主義轉型為多元民主的政治現實，將其指導思想調整為社會民主主義，將自己定性為“一個全國性、大眾化、民主、進步和包容性的政黨，致力於為社會服務，為國家的最高利益、墨西哥革命的原則和憲法的思想原則服務，是當代各種政治政黨的社會民主潮流的一部分”，進一步擴大黨的代表性基礎，增強現任州長在黨內的地位，實行黨內競爭性民主等措施，實現了從官方黨向議會民主政黨的政治轉型。2012年6月，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贏得競爭性選舉的勝利，再次上台執政，其自身改造與轉型引發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值得繼續跟蹤研究。 ^[2]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成立於1929年。當時墨西哥政黨林立，政局混亂，時任總統的卡列斯聯合1800多個黨派、團體組成了代表多階級、多階層利益的國民革命黨。該黨提出建立民主政體、發展民族經濟、實行土改、保護工農羣眾的綱領，贏得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隨着墨西哥國內形勢的變化，國民革命黨認為革命的任務已從羣眾性政治鬥爭轉為維護和完善現行制度，遂更名為革命制度黨。革命制度黨自成立起就成為墨西哥執政黨，長期以來在墨西哥政壇佔據絕對優勢，成為世界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資產階級政黨，被稱為“民主的獨裁黨”。

革命制度黨能夠長期得到人民的擁護和信任，以下幾個因素不可忽略：

一、堅持革命民族主義原則。革命制度黨繼承了墨西哥1910年革命的傳統，堅決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反對大國干涉。對外國資本控制的行業實施國有化，在國內進行資本主義改良路線的改革。革命制度黨廣泛吸納社會各階層人士入黨，主張用黨內的平衡和調解機制取代黨外無節制的階級鬥爭。革命制度党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對墨西哥社會的發展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為該黨長期執政創造了重要條件。

二、注重經濟發展。該黨在經濟領域主張在自由和國有化之間尋求第三條道路，即國家、社會和私人互為補充的混合經濟體系，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在革命制度黨執政的數十年間，墨西哥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的中等發達國家。

三、獨特的組織形式和幹部制度。總統作為黨的最高領袖，直接掌握着黨的最高權力，適度的集權使得黨中央有效控制地方組織，黨的政策可以得到較好的貫徹執行。總統、州長永久不能再任，參議員等不能連任，保證了黨的權力有序流動，減少了黨派紛爭。

四、反對黨力量弱小。墨西哥國內雖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但由於憲法和選舉法中的種種限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反對黨難以發展，加之反對黨力量分散，在民眾中的影響一直不大。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始，革命制度黨的執政地位受到挑戰，優勢逐漸喪失，以致大權旁落，淪為在野黨。這一轉折有着複雜的背景和原因，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放棄了革命民族主義原則。革命民族主義是革命制度黨的指導思想和原則，革命制度黨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贏得了民眾的支持和擁護，維護了黨的團結，發展了民族經濟，從而保住了自己長期執政的地位。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特別是在薩利納斯執政（1988～1994年）時期，革命制度黨逐漸放棄和背叛了革命民族主義，以名為“社會自由主義”而實則為新自由主義取代革命民族主義。社會自由主義過分強調經濟自由，缺乏對社會問題的重視，導致財富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和社會貧困化日益加劇。

二、經濟社會政策失當。墨西哥長期奉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對墨西哥工業化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一模式過度保護民族工業，忽視出口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封閉式的內向型經濟。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改革放棄了這一模式，代之以極端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劇烈的變革超過了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動盪和社會混亂，多次爆發債務及金融危機。

三、黨的體制僵化，缺乏黨內民主和監督，腐敗現象嚴重，派系鬥爭激烈。20世紀90年代以來，革命制度黨內部派系林立，各實權人物自立山頭，互相傾軋，2000年大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內候選人相互競爭所致。革命制度黨長期處在官方黨的執政地位，卻忽視黨的自身建設，且缺乏必要的自我監督和社會監督機制，黨內和政府內腐敗現象嚴重，貪污腐化醜聞迭曝，在黨內外影響惡劣，黨的威信下降。

四、美國等國家對反對黨派的支持。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反對派——國家行動黨候選人福克斯，希望在墨西哥結束革命制度黨“威權主義”的長期統治，推動墨西哥國內政治的多元化。

從革命制度黨的興衰歷程，我們至少可以獲得這樣的認識：一個政黨必須慎重地堅持自己的原則和路線，黨的改革必須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選擇合理的方式；黨內民主是政黨保持生命力的源泉，有效的監督機制對於抑制黨內腐敗是必需的；改革要有利於加強黨的領導能力和凝聚力，要始終確保得到人民羣眾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