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政策是指一國採取各種措施，限制某些外國工業品進口，促進國內有關工業品的生產，逐漸在國內市場上以本國產品替代進口品，為本國工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實現工業化。又稱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是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產物。一般做法是國家通過給予税收、投資和銷售等方面的優惠待遇，鼓勵外國私人資本在國內設立合資或合作方式的企業；或通過來料和來件等加工貿易方式，提高工業化的水平。為使國內替代產業得以發展，就要使用提高關税、實行數量限制、外匯管制等手段，限制外國工業品進口，以使國內受進口競爭的工業在少競爭、無競爭的條件下發育成長。進口替代政策就是從經濟上獨立自主的目的出發，減少或完全消除該種商品的進口，國內完全由本國生產者供應的政策。狹義的進口替代侷限於以本國生產的產品，替代一種特定產品的進口。但從廣義的方面看，一個領域的進口替代，其目的是通過減少或禁止某些產品的進口，引起所希望的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或者創造向國內非傳統領域進行投資的推動力，使資源有機會進入這個新的工業部門，導致生產活動的產生和擴大，從而使得總體經濟結構得到改善。

在國際市場上，發展中國家生產的農、礦初級產品價格不斷下跌而發達國家生產的消費品價格不斷上升，不平等貿易關係日益突出。為了克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貿易，發展本國的民族工業，因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努力發展一些原來依靠進口的貨物的生產以供國內少數富裕階層的消費從而實現進口替代。

進口替代一般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先建立和發展一批最終消費品工業，如食品、服裝、家電製造業以及相關的紡織、皮革、木材工業等，以求用國內生產的消費品替代進口品，當國內生產的消費品能夠替代進口商品並滿足國內市場需求時就進入第二階段；

在第二個階段，進口替代由消費品轉向國內短缺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生產，如機器製造、石油加工、鋼鐵工業等資本密集型工業。經過這兩個階段的發展，進口替代工業日趨成熟，為全面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

進口替代戰略的實施需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主要包括3個方面：

第一，關税保護，即對最終消費品的進口徵收高關税，對生產最終消費品所需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徵收低關税或免徵關税。

第二，進口配額，即限制各類商品的進口數量，以減少非必需品的進口，並保證國家扶植的工業企業能夠得到進口的資本品和中間產品，降低它們的生產成本。

第三，使本國貨幣升值，以降低進口商品的成本，減輕外匯不足的壓力。其中關税和配額是進口替代戰略中最重要的保護措施。

進口替代政策必然是以犧牲國內消費者為代價，而且由於其降低了該國與世界市場的聯繫程度，造成國內市場相對狹小，生產成本高，經濟效益低，產品質量差，競爭能力不夠。因此，實行進口替代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內輕工業的發展，工業增長速度有所加快，但這只是短期現象，並不能長期保持。這就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調整，甚至加以放棄，轉而實行出口替代工業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原先推行這一政策的拉美髮展中國家進一步積極推行，新獨立的許多亞非發展中國家也先後把進口替代作為工業化的途徑，一度出現進口替代的高潮。推行這一政策，首先要正確選定作為替代對象的工業品種類，即決定哪些工業作為進口替代工業。一般是選擇那些國內市場雖有需求卻經不起外國競爭的工業，然後通過保護措施使這些國內進口競爭工業變為進口替代工業，以加快工業進程。

實施進口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工業中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加強了發展中國家獨立發展經濟的能力，能夠減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一些專門技術人才和熟練勞動力也培養出來了，政府部門從中也獲得了管理經濟的經驗和知識，因此許多拉美、南亞、中歐國家選擇了進口替代戰略，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濟發展目標。但是這一戰略對刺激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有限的，因為它並不能完全消除對外的依賴性，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它只是改變了進口商品的結構，從成品進口改為進口國內不具備的原料、技術專利、機器設備、中間產品與資本等。當發展中國家用高關税保護民族工業時，發達國家也用各種措施破壞或打破關税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替代，所以進口替代戰略常常出現無能為力的狀態，在實踐中逐漸暴露出許多缺陷。一些學者在研究中認為，進口替代戰略的核心問題是它違背了比較利益原則。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進口替代戰略受到許多學者的批評。

1970年，利特爾等人考察了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國家及中國台灣地區的工業化發展經驗後認為，進口替代戰略嚴重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出口、加劇失業、導致國際收支惡化。因此，實際上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一些國家和地區就開始轉向更加開放的貿易戰略，特別是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及中國的台灣地區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過渡後，採取了不遺餘力的出口導向戰略。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就致力於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當時之所以轉向外向型經濟增長，是因為看到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出口導向帶動經濟增長的成功經驗。那以後的20年是外向型經濟發展佔統治地位的時代，在人們心目中，以出口增長來帶動經濟發展成了唯一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而進口替代則被看成是一條錯誤的經濟發展道路。無論在經濟學界還是在媒體上，都把為促進進口替代而實行的經濟政策説成是發展緩慢以致停滯的根源。這樣，出口導向是高速經濟發展的根源，進口替代則是導致經濟發展失敗的罪魁禍首，似乎已經成了定論。

而在實際上，這樣的一般化結論沒有任何靠得住的根據。出口導向戰略不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能帶來比進口替代戰略更高的經濟增長，對於大國來説，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更不一定優於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最近150年來經濟發展失敗的外向型經濟體有許許多多，實行出口導向而又真正成功地高速發展了經濟的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幾個國家和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增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一度取得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和成功的經濟發展。它們的成功經驗確實值得其它國家和地區考慮和借鑑，但是正如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克魯格曼所指出的，把東亞經濟增長的奇蹟歸因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並沒有充分的依據。東亞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可能另有其根本原因，而出口的高速增長很可能是反過來由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的。把進口替代説成是造成經濟停滯和落後的禍害，將外向型經濟看成是對外關係上唯一成功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是當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編造出來的謊言。在編造這種謊言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任的副總裁克呂格爾是最細心的一個。她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項目來論證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如何無效率。可是這些項目無論作得如何仔細，也不過是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幾年間十多個國家的經驗資料來立論，而且使用的是不合乎實際的新古典生產函數。就以這樣涉及範圍極為有限的材料來否定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這本身就是在學術上極不嚴肅的草率作法。

進口替代的經濟效益真正的歷史事實充分肯定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工業化時代以來的經濟強國多多少少都實行過進口替代，進口替代甚至是產業革命的促成者。在19世紀初，英國的棉紡織工業遠遠落後於印度和中國，但是英國卻禁止東方的棉紡織品進口，從而鼓勵了本國生產棉紡織品以替代進口。正是在這樣繁榮起來的棉紡織業生產中發生了“產業革命”，從而使整個人類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也使英國成了很長時期中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當今世界的3個經濟上最強的國家 美國、德國和日本，也無一不靠進口替代而致富。

美國和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分別趕上和超過了英國，從此就成了兩個經濟上最強的國家。而在它們趕超英國的最關鍵時期19世紀下半期，它們是兩個典型的以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的國家。按照劉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後的30年間，德國製成品進口的增長慢於製造業的增長，從而在整個時期中都在搞進口替代；而美國19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也靠的是國內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動。美國在1873年到1899年間的進口增長率一直遠遠低於其實際GDP的增長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國是一個以高關税保護國內產業的國家，其總體關税率往往在30－40%左右，到1912年還平均為18%。可以説，沒有那一時期的進口替代型經濟增長，就不會有今日美國和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今日世界中的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是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中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通常人們強調日本靠出口導向取得了高速經濟成長，卻忽略了日本的經濟增長中一直有很強的進口替代因素。日本從來就以國內市場對外不開放著稱，，日本的進口也只佔其GDP的10%左右，而中國的進口在最近6年中一直佔GDP的20%甚至更多。日本經濟的這種不開放必然導致在很多產業中實行進口替代。也正是由於日本一方面致力於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不斷在國內實行進口替代，才造成了日本在許多年中出口一直遠遠大於進口的對外貿易格局。

中國的進口替代加工基地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時：在同樣的人均生產水平上，一個國家越小，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勢必越高。像德國那樣大小的國家，其整個對外貿易佔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是對歐盟國家的貿易卻佔了整個對外貿易額的50%多。這樣，如果以歐盟為單位計算歐盟對非歐盟的貿易佔整個歐盟的GDP的比例時，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會降到只有20%多。這個事實説明，一個國家越小，經濟上的對外依存度就越高，其經濟就越是外向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就越是有效率。但是這個事實也反過來説明，“東亞四小龍”這樣小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出口帶動完成經濟發展，整個中國卻不一定能靠同樣的作法實現高速經濟發展。

實際上，一個國家越大，其完成工業化時的內向性程度就越大。英國進行產業革命時經濟的外向型程度，比美國19世紀末超過英國時經濟的外向型程度要高，其原因首先在於美國比英國大得多。美國至今仍是發達國家中對外貿易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一，近20年來美國對外貿易額佔GDP的比率大大提高，但是這個比率也只在25%左右。

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能成功地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靠了戰後最初幾十年特殊的國際經濟環境。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方國家達成了使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共識，各國彼此大大降低貿易壁壘。這種貿易自由化的政策衝擊使國際貿易急劇增長，其增長速度在25年中大大快於世界經濟增長率。8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又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整個世界經濟的總需求是相對充足的。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落後國家增加出口比較容易，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相對於進口替代戰略就有了相當大的優勢。時過境遷，國際經濟環境已經與那時大為不同了。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相當低，更沒有多少削減的餘地，削減貿易壁壘的鋒芒指向的是發展中國家。西方各經濟大國都被嚴重的財政和社會開支赤字所困，又害怕引起通貨膨脹，從而不敢採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來擴大總需求。這兩點都使發展中國家不再有很容易地急劇增加出口的國際環境。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陷入危機，這其實是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最深層原因。

與出口導向戰略相比，實行進口替代的好處肯定比過去大得多。而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雖然靠出口導向得到了較好的經濟發展，但不能在國內替代進口的產品顯然對發達國家的出口競爭力較小，這意味着進口替代是與出口導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輔相成的。在這樣的環境下，及時轉向部分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