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維爾

他的父親在印度莫提哈里做文官，監督殘存的鴉片貿易。奧維爾兒時大部分時間就讀於聖塞普里安學校和伊頓公學，那是英國最好的兩所學校。後來他回到東方，在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之後開始了文學創作。在人生的某個時候，他產生了一種自卑情結。這種感覺使他受到折磨，同時又對他的寫作有所裨益。他回憶道：“從一開始，我的文學雄心就混合着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覺。”

寫了3本不成功的小説之後，奧維爾在3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他寫了兩本準確描繪大蕭條時期歐洲下層人民生活的書：《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他從這本書開始使用喬治·奧維爾作為筆名）和《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之後他開始了一次類似於宗教皈依的行動，到西班牙去參加反法西斯鬥爭，回來後寫下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這是一本激烈的反獨裁報告文學，在1938年出版時未受重視，但在此後成為了奧維爾的經典作品。這本書確立了奧維爾的中心二元性：他把自己看作社會主義者和左翼人士，但他最強有力的作品卻是對那些奉行或容忍極權主義的左翼人士的無情鞭笞。

幾年後，現年85歲的小説家弗雷德裏克·穆拉萊（Frederic Mullally）在《論壇》週刊遇到了奧維爾。《論壇》是左翼工黨的刊物，穆拉萊參與它的編輯工作，而奧維爾在那裏擔任文學編輯，每週“按自己的喜好”寫一篇關於政治、大眾文化以及任何能讓他有靈感的事物的專欄短文。他每週只能得到區區10英鎊酬勞，還不如當時英國一個普通日報社的低級記者掙得多。

“喬治是個很複雜的人，”穆拉萊回憶道。“他非常刻板，從無笑容。他不是有什麼愁事，只是嚴肅。他説話聲調很高，操着英國上流社會的口音，只在其中加了一點點倫敦腔……他穿着工人階級的衣服，破舊的毛線衫和襯衣，過緊的夾克。他自己捲煙來抽，臉上完全沒有表情。在我認識的人——包括我自己——裏面，沒人能接近他。但他的腦袋卻在不停地思考問題。”

二戰爆發後，奧維爾參加了地方誌願軍。但他已經染上了肺病——這種病在10年後奪去了他的生命，因此被分派做文職工作。他和妻子艾琳一起在倫敦北部的幾個簡陋公寓裏輾轉，每年絞盡腦汁寫出100多篇文章。穆拉萊還記得應邀到伊斯林頓的卡農伯裏廣場做客的情景——那地方當時幾乎是貧民窟，現在則是城市中產階級化的樣板。奧維爾走下4樓到地下室拿煤，然後再爬上來。“我説，‘喬治，你應該有錢請個男童來做這些事吧？’他不以為然。（他認為）那是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他不懂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他在政治上一派天真。他讓自己脱離中產階級，卻不能讓中產階級脱離自己。”

有一天，穆拉萊和他一起在《論壇》辦公室附近的酒吧喝酒，對他抱怨説把德國猶太作家裏基·洛温塔爾晦澀的散文改寫成可讀的英文是多麼的困難。奧維爾回答道：“對所有這些實際上控制着報紙的中歐猶太人，你有什麼好指望的？”穆拉萊説，他以為奧維爾在開玩笑，然而奧維爾始終沒有笑。

奧維爾的好友、作家朱利安·西蒙斯回憶道，作為一個作家，奧維爾進步很慢。他早期小説中缺乏的正是他自身缺乏的東西：人性化的元素。西蒙斯在1993年版《動物莊園》的序言中説：“事實是，他對人物性格、或者説是人類關係的錯綜複雜沒有興趣，而這種興趣是真正小説家的標誌。”他就是沒那麼大的興趣：對那些被他看作“跛腳鴨”的人，他可以慷慨，可以施以援手甚至寄予同情，但他的心思並不真在這裏。

奧維爾也是一個拒絕編輯的作家。“所有人都告訴過我：千萬別去動喬治的稿子。我確實從來沒動過，”穆拉萊説。“我也不需要這麼做：他的稿子總是完美無瑕，連逗號都沒有差錯。”

除去散文之外，他最值得銘記的作品是最後的兩部：《動物莊園》和《1984》。1944年出版的《動物莊園》是一部無情的《格列沸遊記》式的諷刺文學作品。它曾被4家出版社拒絕，最出名的一次是被時在費伯－費伯出版公司的T.S.艾略特拒之門外。有些人認為這本書太怪，另一些則認為其中對斯大林的批評是缺乏愛國心的表現，因為當時蘇聯是英美兩國的盟友。但《動物農莊》很暢銷，奧維爾第一次有了穩定的收入。他用這些錢在赫布里底羣島租了一所農舍，並給兒子請了一個看護，因為他妻子艾琳在手術中意外死去了。

奧維爾在這個農舍裏寫完了《1984》的大部分，那是他最後也是最膾炙人口的作品。奧維爾稱它為諷刺文學，但它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威權和心理的一幅絕妙肖像。在其中有這樣的描寫：“去了解或不去了解，在説着精心編織的謊言的同時保持對絕對真理的信念，同時持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一邊知道它們彼此互相矛盾，一邊相信它們。”

《1984》給奧維爾帶來了可觀的收入和巨大的名望，尤其是在美國。那裏的讀者認為《1984》是對蘇聯以及所有的左派的不加掩飾的抨擊，而奧維爾是一個由社會主義分子改邪歸正的先知。當事實與他們這種闡釋不符時，美國的出版商就毫不客氣地進行“奧維爾式”的刪減。西蒙斯指出，西格內特出版社的1956年平裝本《1984》中有奧維爾那個著名的聲明：“自1936年以來，我寫下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反對極權主義而寫。”但這句話的後面半句——“為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而寫。”——卻被刪掉了。

“這樣的情形可與約翰·彌爾頓相比，”英國歷史學家本·匹姆洛特説。“（在《失樂園》中）他是在攻擊基督教嗎？不，他是在攻擊某些基督徒。奧維爾也屬於這種情況——他抨擊的是某些社會主義者，不是社會主義。他的心雖然充滿疑問、不得安寧，但卻是社會主義的。所有崇拜他的右翼人士都不要忘了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按照傳記作家伯納德·克里克的看法，奧維爾在妻子生命的最後歲月裏對她不夠忠實。在妻子死後，他瘋狂地尋找新的伴侶。在妻子死後的第一年，他至少向4個女人求過婚。她們都比他年輕得多，有的他不過是剛剛認識。索尼亞·布朗內爾也是其中之一，她最終答應了他的求婚併成了他的遺產執行人。

他活着時沒有來得及看到太多的成功和曲解。在赫布里底羣島四面透風、沒有暖氣的農舍中完成《1984》的艱苦努力使他與生俱來的肺病又一次發作。他被送到格洛斯特郡的一個療養院，在那裏掙扎了8個月，然後轉到倫敦一家醫院。1950年1月，奧維爾死於咯血，時年46歲。

“對自己評價不錯的人可能是撒謊，”奧維爾曾這樣寫道，“因為從內心看來，任何生活都不過是一連串的失敗。”雖然如此，對我們這些隔着半個世紀的距離來讚頌他的故事和著作的人來説，他的生活更像是一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