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作者在書中描述了他在二戰中參加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民兵組織的經歷，以戰爭親歷者的身份描繪了戰爭的艱辛、民眾的熱情、局勢的變幻、媒體的歪曲、信仰的危機等等，提供了翔實可信的戰爭經歷，讓人們從事實的角度去理解戰爭。 ^[2] 

西班牙內戰於1936年7月爆發，起因是西班牙的右翼叛亂，反抗民主選出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內戰成為全歐洲意識形態戰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叛軍一方得到了已是法西斯國家的德國和意大利的全力支持，而英、法為自身利益而帶頭組織“不干涉委員會”，實行對西班牙政府武器禁運。在軍事上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只有蘇聯和墨西哥，但來自墨西哥的援助非常少，蘇聯以援助換得了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最大控制，西班牙共產黨也因此成為左翼政府內舉足輕重的力量。另外還有幾萬名國際志願者奔赴西班牙為保衞共和政府而戰，奧威爾就是其中一員。

奧威爾從來不是好戰者，然而在戰爭來臨時——儘管是外國的——他卻無法置身於外。一俟完成手頭《通往維根碼頭之路》的寫作，他就決定赴西班牙參戰。奧威爾本來可以留在巴塞羅那寫報道，從事宣傳性工作，但是他決意上前線，只是未能加入在馬德里地區與政府軍並肩作戰的國際縱隊，而是進了馬統工黨旗下的民兵組織。1936年12月26日他到達巴塞羅那，略事訓練後便開赴阿拉貢前線。

奧威爾在前線的戰爭經歷是較為平淡的，幾個月時間裏，幾乎沒碰到真正的戰鬥，只是很英勇地參加了一次小型突襲行動。奧威爾也不掩其失望之情：“老實説，我在西班牙的這段日子裏，自始至終，幾乎沒碰到什麼真正的戰鬥……我對阿拉貢前線的沉默寂靜感到煩悶不已，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戰鬥任務。”不過他因為在巴塞羅那和獨立工黨旗下民兵部隊裏的經歷，對巴塞羅那出現的社會主義氛圍及馬統工黨民兵部隊里民主、平等的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好感。 ^[3] 

奧威爾寫作《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初衷，是為揭示真相和政治鬥爭犧牲品馬統工黨辯誣。 ^[3] 

奧威爾以外國志願者的身份來到西班牙參戰，在在阿拉貢戰線進行戰鬥，5月喉部中彈受傷。而在大搜捕的日子裏，便衣警察趁午夜闖入奧威爾所在的旅館，搜查他的卧室，幾乎搜走每一塊紙片，從13記、書籍、剪報到所有信件；此外，還搜走他在療養院的所有東西。這便是一個志願者尋求革命的代價。然而，就在這奧威爾同他的妻子一起僥倖逃離這個戰火紛飛的國度，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寧的土地時，竟然萌生了一個簡直不可思議的念頭，就是：重返西班牙。 ^[4]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那一夜之間的荒涼、那一夜之間的戰亂、那一夜之間邁進了平等、那一夜之間進入了自由的新時代。可以發生這麼多一夜之間的變化，社會一夜間可以變化這麼快，沒有量變的積累，一夜之間就發生了質變。所有的變化，都向人們發出人性的吶喊：尊重人性，尊重平等與自由，不要戰爭，不要獨裁，不要法西斯主義，不要烏合之眾，不要未成年的孩子參戰，不要把外國友人當作叛徒，不要亂編謊言，不要互相殘殺，要恢復人性。這些均是奧威爾通過文本的倫理敍事，尋找的一種尊重人性的聲音，發出人性的吶喊。 ^[5] 

政治與倫理衝突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敍事中最為明顯。從敍事來看，政治與倫理的衝突是指法西斯主義強加給西班牙人民的恐怖政治，使他們失去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生活，這點正與倫理發生了衝突，因為倫理是指人與人之間應倡導平等相處，從中才能獲得自由與民主。那時西班牙內戰的政治講的是獨裁，與倫理所講的民主平等發生了矛盾。這種衝突既影響了西班牙人，又影響了國際友人。很多國際友人是自願參加戰鬥的，就像奧威爾一樣，他自願報名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主義戰鬥。在1937年，當共和黨得到對西班牙的部分控制權的時候，開始了迫害託派，奧威爾夫婦倆懷着反法西斯主義的熱情去參加戰鬥，卻被列在受迫害人的名單之上。他們還看到許多無辜的反法西斯戰士被抓入監獄，有些只是懷疑這些戰士有不正統的思想，就被殺害。一場反法西斯主義戰鬥演變成政治迫害，這與奧威爾的使命、國際友人的支持背道而馳，儼然形成了政治與倫理的激烈衝突。這樣的政治戰爭是失去了理性意志的戰爭，沒有正義感的戰爭，充滿着獸性的殺戮。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奧威爾到西班牙報道內戰真相，整個真相報道就像故事那樣，這些故事也是由無數個倫理結構成的。如作者以記者身份剛到西班牙就被莫名其妙地編入反法西斯主義的民兵團、西班牙一夜革命就從貧窮到富裕時代、西班牙內戰大多數是未成年兒童上前線、外國友人蔘加反法西斯主義戰鬥卻被當作叛徒殺害、荒謬的阿拉貢前線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戰鬥、幾個月前後西班牙瞬間貧富變化無常、作者受傷逃離西班牙等，這些倫理結，構成了一個政治動盪的倫理紀實敍事。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倫理敍事關涉到特定的倫理環境和秩序的命題，良知和反法西斯的倫理規範問題。這些問題構成了政治與善惡敍事，實現了作者努力以藝術還原歷史語境的目的。奧威爾將一次紀實報道真相的故事，轉化為人們沉陷倫理困境之苦的深刻再現，體現了對國際倫理規範的關注。當時的歷史語境，政治能決定真相，政治也能搬棄是非，政治能變臉、變色等。奧威爾的良知和倫理責任盡努力報道真相，報道反法西斯與正義戰爭的混亂真相，報道未成年人上前線的善惡無意識之混亂真相等。這些均是政治導致的是非不分的惡果。 ^[6] 

現代有些評論家認為，《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是關於西班牙內戰的最佳記錄文獻，遠遠超過了海明威的扭曲描述。在當時也有書評家對它加以肯定，認為它“極其重要”，但是這本書在市場上遭到了冷遇。

在奧威爾去世前，這本書只賣掉了幾百本。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都很討厭這本書。左派厭惡它，是因為奧威爾抨擊了蘇聯和政治謀殺。右派討厭它，是因為奧威爾歌頌了巴塞羅那的社會主義革命。直到奧威爾死後，這本書才獲得廣泛的認可，登上了暢銷書榜，評論家也交口稱讚，美國版的序言中甚至稱奧威爾為“塵世的聖者”。 ^[7] 

美國文學家萊昂內爾·特里林：“作者講述的都是事實，而且是以一種值得人們推崇的方式，靜靜地、率直地講述，同時又頗為公允地告誡讀者：這只是一個人的事實。”

《紐約時報》：“除了喬治·奧威爾，沒有人能把西班牙當時的暴虐和自吹刻畫得如此慘烈與可怖。”

《芝加哥星期日論壇》：“一本充滿睿智的書，一旦讀過，將終身難忘。”

喬治·奧威爾原名埃裏克·阿瑟·布萊爾（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於印度。1907年他舉家遷回到英格蘭。1917年，他進入伊頓公學。1921年後來到緬甸加入Indianimperial Police，1928年辭職。隨後的日子裏他貧病交加，此間他當過教師、書店店員，直到1940年，他成為New English Weekly的小説評論員，他才有了穩定的收入養家餬口。1936年間，他訪問了蘭開夏郡和約克郡，1936年底，他來到西班牙參加西班牙內戰，其間他受傷。二戰期間（1940—1943），他為BBS Eastern Service工作，並在此間寫了大量政治和文學評論。1945年起他成為Observer的戰地記者和Machester Evening News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動物農場》，1949年出版了《1984》。奧威爾患有肺結核，於1950年死去。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