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東去

宋運輝天資聰穎，卻出身不好，一直倍受歧視，但是他把握住了1978年恢復高考的機會，抓住機遇，勤學苦幹，當上了國企的技術人員，一步步晉升，但也在新時代的變革中逐漸迷失；宋運輝的姐夫雷東寶出身貧寒、屬於苗正根紅的“大老粗”，行動力十足。在鄉村改革的浪潮中帶領村民緊跟政策，走在了時代的前沿。但由於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眼界不夠開闊，最終絆倒在新事物腳下。個體户楊巡是個體經濟的典型代表，在翻滾向前的時代中，他手忙腳亂抓住過商機，也踩踏過陷阱，生意場上幾經波折，最終擁有了自己的產業。 ^[5] 

該書超過150萬字，跨越數十個年份，主要人物也有七八個，阿耐之所以創作該長篇小説，是因為這是她最得心應手的時代，那個時代屬於她的年輕時代。阿耐表示，人的成長從一張白紙，變為異彩紛呈，大約最醒目的記憶便在好奇而勇敢地認識這個世界，並無預設立場地定型世界觀的時期。人生的第一次思考和逐漸成熟的思維，都會在一個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烙印。同時初進社會，令一個年輕人有充分的視野，從底層看足這個有趣的社會，給記憶留下最豐富最有層次的內容。在經歷世事，逐漸沉澱、回顧、反思，能調動一個上老下小的人到中年者的筆寫下長篇累牘，只有對年輕時代回憶的衝動。

阿耐認為自己有幸生活、成長在中國大變革大發展的年代。 創作《大江東去》的過程也是她自己梳理、反思、提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成就感是她對世界認識的提升更全面、更系統、更深入，也更寬容。 ^[6] 

參考資料 ^[7] 

他天資聰穎，卻出身不好，受盡歧視，但是把握住了1978年恢復高考的機會，上大學、包分配、下基層，成為一名國企技術人員。變革的浪潮中，早熟刻苦的宋運輝醉心鑽研技術改革，竭力遠離一切權勢紛爭，一步步的晉升讓他擁有了年少時絲毫不敢奢求的人生軌跡，同時也帶給了他新的苦惱和迷茫。 ^[5] 

他是集體經濟的代表，也是一名退伍軍人。雷東寶是一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時期的卡里斯瑪型的新人：他五大三粗、性格暴躁、武斷專橫，但同時也具備超凡脱俗的品質，作為集體經濟的領頭人，他仗義疏財、知人善用、遠見卓識。這種性格優缺點的對比使得雷東寶的人物形象更加鮮活飽滿，他既是雷厲風行的村幹部，也是改革浪潮裏敢拼敢闖的農民創業者。 ^[8] 

他是新時期個體户的典型代表，文化程度不高的他白手起家，從做小楊饅頭一路做到楊總，最終擁有了自己的企業。他性格樂觀、堅忍不拔，既是家裏的長兄孝子，又是創業創新的個體户。 ^[8] 

《大江東去》貫徹了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首先是“史詩性”的敍述復甦了關於人的價值的尊嚴，塑造了真實生動的典型人物。改革開放的歷史浩蕩起伏，充斥着興奮與希望，也夾雜着茫然和不知所措。小説以三個人物的奮鬥史忠實地再現了經濟改革歷程。宋運輝從小頂着“黑五類”的身份，忍受着同齡人的欺侮與疏離，他抓住高考恢復的機遇，讀上了大學。大學畢業後他來到金州化工廠，目睹了水書記和費廠長內鬥，滿腔抱負的他紮根基層，醉心技術鑽研，然而國有企業的政治傾軋迫使他妥協外逃，來到東海成為一方諸侯，他也在逐年的歷練中蜕變成了典型的官僚。宋運輝理想高迥，對改革開放的走向有着難以企及的前瞻，但現實泥濘，讓他一步步邁得艱辛。這其實無異於改革開放恢宏歷史的“寓言”：在時間的“洶湧洪流”中，一個國家如何憑藉民族的智慧和勇力破浪前行。雷東寶和楊巡更是“大歷史”下的“小人物”，他們或缺乏知識，或家境貧寒，憑藉過於常人的“霸蠻”和機靈闖出了一番天地，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和創造者。阿耐有着勾勒宏大格局的野心，高揚激壯的精神狀態和理想情操成了小説的主要格調。

作者有着對真相孜孜不倦的意圖，他洞察了生活的形式，並要為這形式找到合理的依據。陳曉明説過，現實主義作品“它不要背後的真相，它的真相就在事實性裏。這一點恰好能反映出現實主義作家的現實關懷與人文情結。阿耐揭示了發展之路上所遇到的種種困境，人們既面臨着具體的生存壓力，也有着不為人道的精神難題。雷東寶重情重義，有擔當，負責任，可對宋運萍熾熱的愛終究沒敵過男人動物性的本能，他與韋春紅的結合是第一次對誓言的背叛，當知曉韋春紅不能生育之後，出軌馮欣欣則在生命繁衍的倫理邏輯外構成第二次背叛，可他對韋春紅的依戀，將兒子幾以“交易買賣”的形式從馮欣欣手中奪走又傷害了第三個女人。他以悍然無畏的姿態建功立業，贏得眾人尊重，但他在感情中的懦弱無為讓他永久地揹負着道德的枷鎖。阿耐將雷東寶的複雜性寫得淋漓盡致，讓人又憐又恨。小説中還三番五次提到發展、污染和治理的關係，小説結尾，宋運輝一家重走當年他出村的小路，宋引詢問父親為什麼發展要破壞自然環境，就像是一個神秘不可言的“循環”，此情節不光是人物本身對發展的反思，更藴隱着作者對現實的思考與疑問。 ^[2] 

《大江東去》編年體的結構體例齊整規範了敍事口吻，它不允許挑釁、冒犯、夢幻和顛倒，記憶上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偏差，它要老老實實，按部就班、鬥榫合縫地將故事説得圓融。這種講述故事的方式是職業性的要求，所追求的是“複印”效果，是形式和記錄的真實。這就決定了《大江東去》首先是部經濟史，其次再是一部講述經濟史的小説，這個順序不可置換。《大江東去》的職業性還體現在四個主要角色的塑造上。四個主要角色宋運輝、雷東寶、楊巡和梁思申體現着濃厚的經濟學色彩，分別對應着國有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和外國資本四種形式。他們固守着作者賦予的身份，沒有表現出儘可能的複雜性和越界慾望，他們彷彿是為了闡明四種經濟形式概念和流變而存在，凸顯的是作者職業性的寫作認知。知識性方面，《大江東去》裏有大量歷史資料的堆砌，學術概念的分析甄別，以及通過人物之口轉述出來的文件政策內容，事無鉅細，面面俱到。當這些知識滲入故事肌理，參與人物性格塑造，化為具有象徵和隱喻的符號代碼時就能深拓作品的意藴和境界。宋運輝多次以國內政策調整後的發展大勢寫信告誡遠在海外的梁思申要腳踏實地，問題應當聯繫實際具體分析就顯得真實可信。當知識脱離了具體的情景和人物關係，就容易流於單純的歷史陳述和知識炫示，《大江東去》充斥着大篇幅拗口的邏輯推衍，使本就卷帙浩繁的小説顯得瑣碎冗長，有時簡直令人懨懨欲睡，更是造成了情節轉折的生硬和人物的“扁平化”。 ^[2] 

2009年，《大江東去》成為中國第一部獲得中宣部第十一屆“五個一工程獎”的網絡小説。 ^[3] 

2019年，該小説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4] 

2018年，根據小説改編的電視劇《大江大河》播出。 ^[1] 

改革開放三十年，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裏，在所接觸的課本和報道里面，都只是一個數字，只是一個百分比增長了多少，然後翻了幾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之類的東西。所有人去用數字衡量得失的時候，就沒有去量化個人命運沉浮，個人命運的流離。這本書的作者在計算一個人，一類人，一代人和幾代人的無奈。去計算他們的艱辛，去計算他們的不堪。（作家蔣方舟評） ^[6] 

阿耐把改革寫了，把開放也寫了。她寫了經濟，還寫了政治，寫了官場，還寫情場。這個場景是長鏡頭，真正要高瞻遠矚，胸懷遠大。她寫的不同體制的代表人物，是鮮活和真實的，是帶着激情和感情的，裏面有感覺和温度的，不是憑想象。（文學評論家白燁評） ^[6] 

本書特別擅長對經濟活動的描寫，而且語言精準、緊湊乾淨。看了很多寫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總結的作品，都缺這個東西，因為作者本身對經濟不熟悉，但《大江東去》不同，作者很懂經濟生活。這本書裏提供了很多經濟生活的細節。（文學評論家雷達評） ^[6] 

阿耐，1960年代生人，學習機械出身的工科生。1990年代初棄政入商，經商數年，為寧波市江東區一家企業的高管。2003年起，以多年商場經歷和個人感悟為藍本開始創作，已經出版《食葷者》《不得往生》《回家》《大江東去》《歡樂頌》《最後的狐狸精》等長篇小説。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