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爾·阿法納西耶維奇·梅列茨科夫

1918年6月白軍襲擊了弗拉基米爾省的穆羅姆城蘇維埃，佔領了該市，梅列茨科夫率領赤衞隊參與了收復該市的戰鬥。8月底紅軍發動喀山戰役，以奪回被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和立憲委員會人民軍（英語：People's Army of Komuch）所佔據的喀山，梅列茨科夫被選入弗拉基米爾支隊，擔任政委，開始了他五十年的軍旅生涯。9月他在進攻中受傷，修養了兩個月，也獲得了自己的第一枚紅旗勳章。恢復健康的他希望重返前線，而縣委卻希望他負責縣軍訓普及工作。爭論不下時，省級機關命令他去總參謀部軍事學院學習。學院一二年級的學員常會中斷學習被派到前線。1919年5月梅列茨科夫被派到頓河地區的第9集團軍第14師任參謀長助理。最初任務是在司令部裏收集情報，標註作戰地圖。他認為在通信不暢的情況下，這種方式難以反映實際情況，要求自己到各部隊收集情報，得到了司令斯捷平尼的批准和信任。6月份，由於友鄰部隊撤退，第14師為避免被鄧尼金的軍隊和哥薩克騎兵合圍被迫撤退。在撤退途中他再次受傷，傷愈後和所有在戰鬥中倖存的一年級學員一起調回軍事學院就讀二年級。

1920年夏天，梅列茨科夫再次中斷學習，被派往西南方面軍司令部所在地哈爾科夫，見到了司令員亞歷山大·葉戈羅夫，並和軍事委員會委員約瑟夫·斯大林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隨後被分配到謝苗·布瓊尼指揮的騎兵集團軍下屬第4師任參謀長偵察助理。他常為騎兵受阻於鐵絲網和戰壕，找不到迂迴路線發愁。他試圖和各旅旅長交流，發現他們不是無計可施就是覺得這應該是他這個參謀的責任。不久集團軍分兵追擊敵人，兵力分散，第4師設在科羅斯堅地域的司令部被偷襲。值班的梅列茨科夫喊醒了伏羅希洛夫。擊退敵軍中，梅列茨科夫再次受傷。休養半月之後，他被派往謝苗·康斯坦丁諾維奇·鐵木辛哥率領的第6師任參謀長助理，除了負責偵察也參與作戰工作。8月份他接受尋找淺水渡口和迂迴小徑的任務，以便出其不意地渡過斯特里河進攻。不久波蘭軍隊在側翼的行動，組織了集團軍的全面進攻。紅軍總司令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加米涅夫（俄語：Каменев,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認為這是西南方面軍與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的西方面軍協同不好出現缺口導致的，停止實施利沃夫戰役，將第1騎兵集團軍劃歸西方面軍，梅列茨科夫因此回到軍事學院進修三年級課程。梅列茨科夫在回憶錄中認為這段在騎兵集團軍的經驗對他影響頗大，“1917年夏季到1920年夏季可以作為我成為軍事首長的第一個階段.

梅列茨科夫在總參軍事學院的所學的課程內容豐富，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和軍事科學等諸多課程，還常有軍事首長來學院做講座，比如圖哈切夫斯基就和學員討論過紅軍在華沙戰役中失敗的原因，學員們也常會和教授一起研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軍事問題。1921年1月梅列茨科夫利用養傷假期回到蘇多格達，和相戀五年的葉夫多基婭·波得羅夫娜·別洛瓦婭結了婚，她後來一直在梅列茨科夫所在方面軍的軍醫部門工作。10月份他通過了學院的畢業考試，在論述“戰略和戰術中思想和意志的統一”的題目上得到優秀，而在論述呂岑戰役、包岑戰役和集團軍規模的戰役的題目上得到良好的成績。

畢業後，梅列茨科夫被推薦到駐彼得格勒的獨立訓練旅任旅長，但圖哈切夫斯基向謝爾蓋·加米涅夫要求，把騎兵出身的他調往西部軍區，組建白俄羅斯騎兵軍司令部，他組建好了指揮部之後發現是徒勞的，因為新司令員會把自己的指揮部直接帶過來，隨後他用了九個月時間整頓了情況十分糟糕的託木斯克騎兵師，自己回憶説：“一個團剛整頓就緒，就被調走交給另一個騎兵師，最後一個團被調走後，此騎兵師就解散了”。他的下一個任務是檢查六個地方民兵局的工作，這讓他對彼得羅扎沃斯克、季赫温地區有了一定了解，多年後他將在這些地區抗擊德軍。1923年底，梅列茨科夫被派往高加索軍區任頓河步兵第9師參謀長。他積極順應當時目標為正規化，制度化的軍事改革的要求，在補充兵員、訓練新兵和加強裝備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1924年7月他被任命為莫斯科軍區動員部部長。甫一到任，他就和組織部長戈爾巴托夫一起提出減少辦事人員，增加效率的方案，得到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米哈伊爾·伏龍芝和軍區司令伏羅希洛夫的支持。9月起他兼任軍區副參謀長，在伏龍芝和伏羅希洛夫領導下參與了地方民兵制度和後勤制度正規化的改革，並試驗了局部動員的效果。期間他還常受軍事學院的委託，為學員介紹地方工作的經驗，與院長帕維爾·帕夫洛維奇·列別傑夫（俄語：Лебедев,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就正規軍與地方軍事力量配合進行過討論。1925年秋伏羅希洛夫接任去世的伏龍芝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巴濟列維奇（俄語：Базилевич, Георг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代理莫斯科軍區司令。之後的三年，梅列茨科夫與他配合成功地完成了軍區的軍事改革工作，認為他的言傳身教給了自己很大幫助。

1928年11月莫斯科軍區新任司令員伊耶羅尼姆·彼得洛維奇·烏博列維奇（俄語：Уборевич, Иероним Петрович）到任，他擔任過多個軍區的司令員，並曾於1927-1928年在德軍總參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烏博列維奇一到任就強調階級教育、訓練和新式裝備的重要性，組織了多次實兵演習。他對演習的講評、他在提高平時訓練和對坦克兵的指揮水平、建立坦克兵訓練基地和需要加強空中防禦的意見深深影響了梅列茨科夫。梅列茨科夫認為烏博列維奇影響了自己的一生，在回憶錄中寫道：“在這以前（也不妨説在這以後）還沒有一位軍事首長能像他那樣使我獲得那麼多的教益。”

1930年梅列茨科夫輪到擔任實習指揮員任務，被任命為步兵第14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莫斯科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赫魯廖夫（俄語：Хрулёв, Андр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為梅列茨科夫的政委工作提供了很多建議，這讓他了解了政工工作方式和如何與政工人員相處。後來在衞國戰爭裏，這一經驗幫助他與一向和軍事主官關係緊張的列夫·麥赫利斯（俄語：Мехлис, Лев Захарович）相處得不錯。不久根據蘇聯和魏瑪共和國簽訂的《蘇德友好中立條約》，他被編入紅軍指揮官小組前往德國參謀部進行考察交流。他對德國參謀部裏工作的熟練度和良好的組織印象深刻，但是也認為這樣作過於墨守成規，會限制參謀人員的能動性。

回到俄國後，梅列茨科夫和當時莫斯科軍區的司令員科爾克（俄語：Корк, Август Иванович）在因工作方式和個人性格不同，發生分歧。隨着矛盾加深，1932年4月他被調往和德國接界的白俄羅斯軍區任參謀長。重新在烏博列維奇指揮下工作。梅列茨科夫除了強調訓練強度以外，還發現白俄羅斯軍區交通狀況不佳，一旦遇到突發事件，不同地域上的部隊將無法聯繫，於是在修築軍隊調動所用道路和改善整個交通線路進行了大量工作，但因財政撥款不足只完成了一部分。1934年白俄羅斯軍區組織了一次當時規模最大的聯合演習，翌年梅列茨科夫和作戰部部長馬特維·扎哈羅夫（俄語：Захаров, Матв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羅季翁·雅科夫列維奇·馬利諾夫斯基合作編寫的縱深戰鬥細則開始在部隊中使用 ^[1]  。

1936年10月初西班牙弗朗哥的軍隊開始圍攻馬德里，蘇聯派出以別爾津為首的軍事顧問團，梅列茨科夫和馬利諾夫斯基、坦克兵專家德米特里·巴甫洛夫、炮兵專家尼古拉·沃羅諾夫（英語：Nikolay Voronov）都作為軍事顧問被派往西班牙。梅列茨科夫勘察了馬德里城的地形，到步兵部隊鼓勵因撤退而情緒低落的士兵，協助一步步把組織紀律性不強的西班牙共和國軍隊改組成正規軍，還曾勸説西班牙首相弗朗西斯科·卡巴列羅離開馬德里，前往巴倫西亞組織抵抗。1936年11月弗朗哥軍隊開始從正面進攻馬德里，梅列茨科夫一方面協助組織防禦，一方面負責在阿爾瓦賽特組建國際旅。隨着國際旅和蘇聯坦克羣的投入戰場，佛朗哥軍隊的進攻被擊退。

在摩洛哥軍團被擊退後，1937年佛朗哥決定開始以意大利遠征軍為主力，從馬德里的東南面沿哈馬拉河進攻，希望切斷馬德里和海港城市的聯繫。此時馬德里防禦委員會主席的軍事顧問格里戈裏·伊萬諾維奇·庫利克被調回國，梅列茨科夫接替他的職務，具體組織馬德里的防禦。指揮了1937年2月的哈馬拉河戰役，通過堅守消耗了敵人力量，然後進行反擊擊退了敵軍的進攻。3月又指揮了瓜達拉哈拉戰役（英語：Battle of Guadalajara），殲滅敵軍6000餘人，取得了對意大利遠征軍的決定性勝利。1937年6月梅列茨科夫回到俄國，並因自己的在這兩次戰役中的功績獲得他的第二枚紅旗勳章和第一枚列寧勳章。

蘇芬戰爭後，斯大林免除伏羅希洛夫的職務後認為總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也應該被取代，但是沒有合適的人選，就問新國防人民委員謝苗·康斯坦丁諾維奇·鐵木辛哥。鐵也不知道誰合適，斯大林順口問鐵高級參謀人員中誰與他共事過，鐵説蘇芬戰爭期間和梅一起工作過，於是斯大林就説“既然這樣，那就讓梅列茨科夫給您當參謀長合適嗎？他過去在您那兒幹得怎麼樣？”鐵説梅乾的不錯，可以。這樣他就在1940年8月起任總參謀長。1940年12月底，蘇聯最高統帥部在莫斯科召開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會議。總參謀長麥列茨科夫大將做的題為《關於紅軍部隊戰鬥和戰役訓練的一般問題》的報告。他着重講了步兵的機動性問題。在談到防禦能力時，他嚴厲地指責，高級指揮人員和各級司令部缺乏訓練，沒有表現出估計戰鬥局勢及組織戰地情報工作的能力。他認為，出現這種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把年輕的、在戰役戰術方面及司令部工作方面還缺乏足夠訓練的幹部大量提升到高級負責崗位上的結果。他讚揚了朱可夫基輔特別軍區的炮兵部隊。但在秋季大演習中作為總導演的他偏向失敗的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巴浦洛夫，他的這個報告對所有的人來説都顯而易見地做砸了鍋”（華西列夫斯基語），經鐵木辛哥提議，被撤銷總參謀長職務，由勝利的一方的基輔軍區司令朱可夫取而代之。

1941.6.24，分管防空的副國防人民委員麥列茨科夫被捕入獄，就戰前一月內3架德機從不同空域進入蘇聯領空（其中兩架安全降落，一架被迫降）一事接受審查。在獄中首先由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三級國家安全政委（後大將）麥爾庫洛夫（1895-1953）和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大案要案局局長、國家安全少校（後中將）弗洛濟米爾斯基（1905-1953）用橡膠棍親自對麥刑訊逼供，然後由偵查員施瓦茨曼、季緬科夫、伊萬諾夫、羅多斯等人輪流拷打，麥被打得站不起來，貝利亞請示斯大林，斯特批麥可以坐在椅子上受審。麥受不了，承認自己參加了間諜集團，準備發動政變推翻斯大林。然後又當着麥的面拷打波羅的海沿岸特別軍區司令羅克季奧諾夫上將，後者滿身是血，疼得大喊。麥實在看不下去，便勸羅受不了就按他們要求做算了（1955年施瓦茨曼等的證詞）。

1941年9月8日，因前線戰局吃緊，斯大林命令直接從盧比揚卡把麥接到克里姆林宮，吃驚地發現麥的樣子已認不出來。斯好言撫慰，麥重返戰場。1941.12.9，蘇聯最高大本營代表兼第7獨立集團軍司令的麥列茨科夫，指揮缺編少員的第7集團軍和第4集團軍將德軍趕出了齊赫文，這是德軍在蘇德戰場上遭受的最初的失敗之一。

1941年12月起任沃爾霍夫方面軍司令，下轄4個集團軍，但他要求將第54集團軍歸入麾下統一指揮的企圖遭到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霍津中將和安德烈·亞歷山德羅維奇·日丹諾夫政委的反對。該方面軍於1942年協同列寧格勒方面軍軍實施了失敗的柳班和錫尼亞維諾戰役。第2突擊集團軍被切斷後該軍司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弗拉索夫投敵成了叛徒。1942年5—6月，當沃爾霍夫方面軍改編為戰役集羣時，梅列茨科夫降為第33集團軍司令。但當霍津中將明顯言過其實是時候，6月起他再任沃爾霍夫方面軍司令，除原轄4個集團軍外，還增加了兩個集團軍和一個空軍集團軍。該方面軍於1943年初與列寧格勒方面軍共同突破了列寧格勒的封鎖，勝利地進行了諾夫哥羅德—盧加戰役(1944)。

梅列茨科夫回到沃爾霍夫方面軍之後，和接替霍津出任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的戈沃羅夫（俄語：Говоров, Леони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共同組織列寧格勒地區的軍事行動。任務是減輕對列寧格勒軍事壓力的同時，從西部和南部戰線吸引儘可能多的德軍。當時這兩個方面軍中間的德軍位於拉多加湖南岸一塊寬16千米的地帶。這裏大部地區佈滿森林與沼澤，而德軍又堅守着其中唯一的乾燥地—西尼亞維諾高地，十分不利進攻。而蘇軍考慮到沒有力量進行太長時間戰役，就選擇了這條離列寧格勒最短的路線進行進攻，同時也可以造成攻擊的突然性。不料德國北方集團軍羣此時也正在策劃“北方之光”行動，從南方調來了曼施坦因的第11軍團，希望可以一舉佔領列寧格勒，這正好大大加強了拉多加湖南岸的防禦。8月底沃爾霍夫方面軍發動了西尼亞維諾攻勢，最初的一週內進展較為順利。希特勒對此極為不滿，於9月4號命令曼施坦因取代屈希勒爾指揮當地的全部德軍。

由於兩個方面軍配合不佳和兵力裝備均不足，9月10號-20號兩方在西尼亞維諾高地附近陷入膠着，曼施坦因趁機做好了反攻的準備，於9月21號對蘇軍兩翼發動了突擊。這次突擊出乎正在等待預備隊加強的梅列茨科夫的預料，成功擊退了列寧格勒方面軍，包圍了第2突擊集團軍。但曼施坦因在殲滅被圍的第2突擊集團軍時遇到了和梅列茨科夫同樣的窘境，兵力不足，抵抗頑強且密林地區不宜機動，他只好從圍攻列寧格勒的軍隊中抽調大量火炮進攻。四天後，大本營最終同意回撤，梅列茨科夫親臨前線，費了很大力氣才在10月份打開了缺口，將集團軍的一部分撤到沃爾霍夫河東岸。曼施坦因回憶錄中強調自己的突擊成功殲滅了第2突擊集團軍的一大部分，俘虜一萬兩千餘人。整個戰役蘇軍在付出傷亡十萬人的慘重代價後，未能解除對列寧格勒的包圍，但德軍的人員和彈藥也消耗嚴重，不得不放棄了佔領列寧格勒的“北方之光”行動。

1942年11月朱可夫和伏羅希洛夫來到前線，協調兩個方面軍和艦隊的行動。朱可夫指出了梅列茨科夫在進攻中把預備隊放置過於靠前，實際上成了第一梯隊，這使部隊遭到了嚴重損失。他也注意到當地炮兵觀測的困難，特別是這樣的多林地區，更容易浪費炮彈，他為此要求補充航空氣球和校準機。1943年1月13日“火花”行動開始，五天之後兩個方面軍之間被合圍的德軍被完全清除，到1月22日已經建立了8到10千米的走廊，之後迅速修建了一條鐵路以便更好的給列寧格勒供應物資。在戰鬥中，蘇軍繳獲了一輛德國新制造的“虎式”坦克，梅列茨科夫命令將其運到實驗靶場以找到裝甲的弱點，這讓蘇軍研發了125毫米自行火炮，後來在庫爾斯克戰役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一戰役後不久，梅列茨科夫和戈沃羅夫均獲得一枚表彰進攻的蘇沃洛夫勳章。

“火花”行動之後的一年中，大本營不斷把預備隊調往烏克蘭地區用於進攻，沃爾霍夫方面軍的任務變為鞏固和擴大已經建立的走廊。梅列茨科夫創造了“磨面機”戰法，通過炮兵和航空兵在膠着的雙方戰線上造成聲東擊西的效果，逐步摧毀敵人在姆加突出部的防線，迫使敵人將預備隊從庫爾斯克地區調離。在1943年冬季進攻姆加時，梅列茨科夫陪伏羅希洛夫去檢查楔入德軍陣地的一個師的情況，指揮所被敵人包圍了。來救援的坦克部隊到達後，坦克手向梅列茨科夫報告已經擊退敵人，伏羅希洛夫看了大喊：“基里爾·阿法納西維奇，這不是你的兒子嗎？”。1943年12月，梅列茨科夫組織了校閲戰術演習和炮兵學術研討，同時進行了大量的偵察和工兵作業，為即將進行的攻勢作準備。1944年1月14日列寧格勒-大諾夫哥羅德攻勢開始，不久切斷了諾夫哥羅德周邊的鐵路和公路，攻佔諾夫哥羅德，將戰線推進了二十五千米，於1月27日徹底解除了對列寧格勒的包圍。之後梅列茨科夫又組織了針對盧加和德國北方集團軍羣的的該攻勢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相對於第一階段的順利，後兩個階段遭遇的抵抗大大增強。整個攻勢中共殲滅德軍六萬人左右，將戰線推進了六十到一百千米，後來被認為是“十次打擊”中的第一次. ^[2] 

1944年2月中旬，列寧格勒解圍後，沃爾霍夫方面軍被撤消了，軍隊轉隸給列寧格勒方面軍，梅列茨科夫被任命力卡累利阿方面軍司令員。對這種變動，他並不怎麼高興。他希望到熟悉的白俄羅斯戰場去。但斯大林的回答大意如下：“你對北方向也是熟悉的。同時，你又有在複雜的森林沼澤地實施進攻戰役的經驗。你手裏還有地圖，何況早在1939—1940年蘇芬戰爭期間，你就在維堡方向指揮過集團軍，並且突破了曼納海姆防線。眼下，派一個對該戰區特點一無所知，又沒有在卡累利阿和極圈內地區作戰經驗的人到卡累利阿方面軍去，是不妥的，因為這會延誤殲敵的組織工作。任何另一個司令員也要用很多時間重新學習。我們恰恰沒有這樣的人”。

他無可奈何的來到了卡累利阿方面軍司令，奉命指揮5個集團軍在長達千里的荒原和極地把德軍趕出去，同時還要搞好和芬蘭和挪威的關係，在他的領導下，方面軍部隊進行兩個戰役：斯維裏—彼羅扎沃茨克戰役(1944.6—8)和佩特薩莫—希爾克內斯戰役(1944.10)，結果分別解放了南卡累利阿和蘇聯北極地區及挪威北部地區。以很小的代價打敗了勇敢的芬蘭軍隊和重創德國第20集團軍。取得這些戰役的勝利是由於：正確選擇主要突擊方向；在道路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巧妙地把軍隊和物資技術儲備集中於這些方向；對敵軍集團的後方實施迂迴機動並高水平地組織指揮以及與北方艦隊和奧涅加湖區艦隊密切協同動作。這一切都表示經過三年血火洗禮的紅軍戰鬥力今非昔比和他的指揮藝術的精湛和大膽。1944年10月梅列茨科夫的部隊摧毀扎波羅熱的敵軍，10月26日梅列茨科夫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挪威國王哈康七世（Хокон VII）授予梅列茨科夫“神聖奧拉夫”大十字勳章。

梅列茨科夫在大戰中從來就沒有在主要方向戰鬥過、長期在北線默默無聞的戰鬥。他之所以能當上戰時元帥，主要靠他的深厚資歷和在北極這兩次決定性的戰役，另外和他的為人之道不無關係。比如他就能和紅軍中人人都討厭的列夫·扎哈洛維奇·麥赫利斯相處的很好。我們梅列茨科夫元帥就曾經這樣回憶梅赫利斯：“1942年春，梅赫利斯曾是大本營派駐克里木方面軍代表。據悉，他在那裏有負於對他的期望。看來他從克里木失意中接受了某些教訓。也許他認為，戰術、戰爭藝術等問題不屬於他工作範圍。不論是否這樣，梅赫利斯在沃爾霍夫方面軍主要做政治工作和供應各種必需品的組織工作。應當公正指出，為了準備“火花”戰役，他做了許多工作。他為人很誠實、勇敢，但偏於多疑和過分粗魯。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他從不會揹着斯大林，斯大林很瞭解這一點，因此信任他。如果梅赫利斯就某一件事寫信給最高統帥，很快就可以得到答覆。有一次，各集團軍都缺少槍揹帶，軍需部門只好發一些布條做代用品。梅赫利斯寫信報告斯大林，第二天就用飛機運來上等揹帶。還有一次，給方面軍運來了好煙葉，以替換了馬合煙（劣質煙）。”

“狡猾的雅羅斯拉夫人”（斯大林這樣稱呼梅列茨科夫）以“馬克西莫夫將軍”的假名開赴遠東，同時和他一起東調的是他的方面軍整個領導班子。他被任命為濱海軍隊集羣司令，該集羣於對日作戰初期改名為遠東第1方面軍。在他的領導下方面軍部隊於1945年8—9月勝利地進行了東滿和北朝鮮進攻戰役，在沼澤，密林，暴雨下在一個星期內突破了關東軍第一方面軍永備築壘地域，突入了120-150公里。戰役中梅列茨科夫機巧地運用蘇芬戰爭和卡累利阿戰線作戰中積累的對預有準備的防禦地帶實施突破的經驗。在戰役進程中廣泛使用先遣支隊以及空降兵和海軍登陸兵。

戰後他審問了日軍將領，對於日軍將領如何看待蘇聯對日宣戰這一問題，參謀松村回答説：“我們是軍人，所以，既然戰爭爆發了，我們就得打仗。我們認為蘇聯完全可能站在盟國一邊出兵。我們也知道，要用我們的兵力在滿洲抵抗蘇聯是不夠的；但是如果日軍總部未曾被迫把這些兵力調到本土，以對抗擬議中的佔領的話，我們有力量，至少在兩年內足以守住朝鮮。松村繼續説，在戰勝英美后，這一點我們相信過，我們認為就能利用朝鮮這塊跳板，進攻紅軍，並奪回整個滿洲。我，還有其他我所知道的將領都以為在這場戰爭中我們不會失敗，並且以為戰爭只不過拖延數年而已。投降就等於承認失敗。如果天皇沒下停戰詔書的話，我認為我們還沒有戰敗。”日本人説到這一點，傲慢地抬起頭來，但看到梅列茨科夫一笑置之，又窘得低下頭去。

梅列茨科夫先後約9年任濱海軍區司令、莫斯科軍區司令、白海軍區司令和北部軍區司令，並任過高級步兵學校校長。1955—1964年任蘇聯國防部部長助理，主管高等軍事院校。1964年4月起任蘇聯國防部總監組總監。蘇共中央候補委員(1939—1956)。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1956—1961)。蘇聯第一—五屆最高蘇維埃代表。獲列寧勳章7枚，十月革命勳章1枚，紅旗勳章4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2枚，一級庫圖佐夫勳章1枚，獎章及外國勳章多枚。榮獲蘇聯“勝利”最高軍功勳章1枚和榮譽武器1件。葬於紅場克里姆林宮牆下。布拉戈維申斯克高級坦克指揮學校以梅列茨科夫的名字命名。

二戰之後，梅列茨科夫先後擔任濱海軍區司令（1945-1947）、莫斯科軍區司令（1947-1949）、白海軍區司令和北部軍區司令（1949-1954），並任過高級步兵學校校長。1955—1964年他任蘇聯國防部長助理，主管高等軍事院校。1957年敍利亞危機時，赫魯曉夫把他派往蘇聯和伊朗邊境，一旦土耳其入侵敍利亞，就準備對土耳其進行軍事行動。1964年4月起任蘇聯國防部總監察組總監這一閒職，相當於退休。1968年去世後葬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莫斯科、列寧格勒、彼得羅扎沃茨克都有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提赫温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廣場和他的紀念碑。

梅列茨科夫資歷較深，參加過俄國內戰和西班牙內戰，蘇芬戰爭後被斯大林提拔，二戰之前已是當時蘇軍僅有的五名大將之一。斯大林慣於戲稱梅列茨科夫“機靈的雅羅斯拉夫爾人”，梅列茨科夫自己也搞不懂為何斯大林會這麼稱呼自己，莫洛托夫回憶説這是因為斯大林認為雅羅斯拉夫爾這個地方的人都很精明。斯大林看重梅列茨科夫在軍隊訓練、密林地區進攻和突破永久築壘地域的經驗，這也導致了在二戰中他常被派到需要整編軍隊的戰區和在蘇芬邊境這樣的相對次要的戰線作戰。梅列茨科夫也曾表示不滿，但“當自己意見和斯大林不相同時，他就會生氣”，而當他遇到斯大林要求的不切實際，儘快發動戰役的指令，例如倉促進攻芬蘭時，他選擇盡力執行斯大林的指令。1941年有過被內務部審問經歷之後，他更為盡力地執行了柳班戰役和第一次解圍列寧格勒這種倉促的進攻行動。

華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憶錄裏把他的性格和果斷剛強，承擔全部責任的朱可夫在一起做了對比，稱讚梅列茨科夫的優點是“慎重和預見性”，認為他擅長戰役準備，會和總參謀部協商對策，並一定要弄清楚“上層”的意見，什捷緬科評價他平易近人，事業心強，和各集團軍領導相處融洽。

《象俄羅斯那樣不屈不撓》，莫斯科1965年版；《為人民服役》(回憶錄)，莫斯科1971年第2版；《我的青年時代》，莫斯科1975年第2版。

《梅列茨科夫元帥戰爭回憶錄》原名《為人民而戰》，作者是1945年5月蘇聯衞國戰爭勝利時蘇軍的10個方面軍司令員之一，蘇聯著名軍事統帥、蘇聯英雄、蘇聯元帥基·阿·梅列茨科夫，根據他在蘇聯衞國戰爭期間的親身經歷撰寫的戰爭回憶錄。

1940年8月，梅列茨科夫任蘇軍總參謀長，次年1月任副國防人民委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蘇聯衞國戰爭初期，他以最高統帥部大本營代表的身份，先後指導西北方面軍和卡累利阿方面軍的工作。

1941年9月起他任獨立第7集團軍司令。11月起任第4集團軍司令，參加了對列寧格勒保衞戰。1941年12月起任沃爾霍夫方面軍司令，於1942年協同列寧格勒方面軍實施了柳班和錫尼亞維諾戰役。1943年初與列寧格勒方面軍共同突破了德軍對列寧格勒的封鎖，勝利地進行了諾夫哥羅德一盧加戰役。1944年2月起任卡累利阿方面軍司令。在他的領導下，該方面軍解放了卡累利阿和蘇聯北極地區。1945年春，梅列茨科夫被任命為濱海軍隊集羣司令，該集羣於蘇聯對日本作戰初期改名為遠東第一方面軍。在他的指揮下，遠東第一方面軍於1945年8－9月勝利地進行了中國東北和北朝鮮進攻戰役。為打敗德、日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貢獻。

書中記述了蘇聯衞國戰爭前的武裝力量建設及其戰爭準備情況，反應了戰爭初期最高統帥部的指揮。回憶了作者參加指揮的一系列戰役戰鬥，肯定了斯大林領導蘇聯軍民為戰勝德國法西斯和日本關東軍做出的巨大貢獻，歌頌了蘇聯軍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英雄業跡。

但就連梅赫利斯也不是跟每個人都處不來，更不是跟每個人都會鬧得這麼僵的。我們的梅列茨科夫元帥就曾經這樣回憶梅赫利斯：“1942年春，梅赫利斯曾是大本營派駐克里木方面軍的代表。據悉，他在那裏有負於對他的期望。看來他從克里木的失意中接受了某些教訓。也許他認為，戰術、戰爭藝術等問題不屬於他的工作範圍。不論是否如此，梅赫利斯在沃爾霍夫方面軍主要是做政治工作和供應各種必需品的組織工作。應當公正地指出，為了準備“火花”戰役，他做了許多工作。他為人誠實、勇敢，但偏於多疑和過分粗魯。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他從不揹着斯大林，斯大林瞭解這點，因此信任他。如果梅赫利斯就某一件事寫信給最高統帥，很快就能得到答覆。有一次，各集團軍都缺少槍揹帶，軍需部門只好發一些；日布條做代用品。梅赫利斯寫信報告了斯大林，第二天就用飛機運來了上等揹帶。還有一次，給方面軍運來了好煙葉，以替換馬合煙（劣質煙）。”顯然，梅列茨科夫和梅赫利斯的關係處得就遠比彼得羅夫要好。梅列茨科夫是我們的11個目標元帥中很特異的一位，因為他從來就沒有在主要方向戰鬥過、沒有作為主要參與者參加過決定性的會戰、沒有指揮過最重要的方面軍，而是長期在北線默默無聞的戰鬥。他之所以能當上戰時元帥，可能跟他的為人之道不無關係。（此外，他的深厚資歷（戰前大將、曾任總參謀長）和大戰中穩紮穩打、沒有犯過大錯也是加分因素）